鲁迅，“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的这一着名评价，早已成不刊之论，至今仍为人们所熟记。而陈独秀，“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的另一重要评价，知之者则较少。兴起于70多年前的新文化运动，许许多多的进步知识分子都参与其中，而陈独秀和鲁迅则是其中叱咤风云的杰出人物，他们相知相交，曾是同志和战友，都曾为推动历史的前进，作出了不可抹煞的贡献。他们之间有过理解、合作和友谊，晚年又有过误会、猜忌和怨恨。这便是历史的真实。倘若对他们之间的任何一位随意拔高或贬低，甚至抹掉他们之间交往的事实，都是对历史的嘲弄和袤渎。
    遵命文学
    1917年1月，陈独秀就职北大文科学长，《新青年》也迁至北京，他以此为阵地，集聚起一批文化精英，鼓吹民主和科学的新思想，给死气沉沉、腐朽不堪的北大，带来新鲜活泼、自由舒展的空气。鲁迅也是从阅读《新青年》中，加深了对陈独秀的认识和理解。1917年1月，鲁迅还将自己看过的十本《新青年》寄给弟弟周作人，让他认真阅读。次年1月，鲁迅参加改组后的《新青年》编委会议。他与陈独秀的接触也是从这时开始的。鲁迅说：“我最初看见守常（李大钊）先生的时候，是在独秀先生邀去商量怎样进行《新青年》的集会上。”他在给好友许寿裳的信中又说：“《新青年》以不能发行，书肆拟中止；独秀辈与之交涉，已允续刊，定于本月十五出版。”可见，鲁迅对《新青年》情况十分熟悉和关心。
    《新青年》自创刊以后，虽然发表了许多开创新风的文艺作品，确使国人耳目一新，但都不能说是上乘之作。真正能创作出使民众有振聋发聩之感，并在中国文学史上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是鲁迅，而这也有陈独秀的一份功劳。
    《新青年》迁址于北京时，鲁迅正在北洋政府教育部任职，他不满意于官场的狗苟蝇营，公余时常常抄写古碑，以打发无聊的时光，用鲁迅的话说，他那时“客中少有人来，……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失了，这也就是我惟一的愿望。”这时，唯有钱玄同常来看望鲁迅。他们之间友谊颇深，可以倾心谈笑。钱玄同不屑于鲁迅整日抄古碑、谈佛经等自我麻醉法，告诉鲁迅，陈独秀和他正办《新青年》，需要朋友的支持，希望他做点文章。鲁迅受到启示和鼓舞，答应加入《新青年》的行列，拿起笔投入火热的斗争。
    1918年5月，鲁迅的短篇小说《狂人日记》在《新青年》上发表，这是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它借助双关的语言和白描、象征、比喻等手法，借狂人之口愤怒控诉绵延数千年的旧礼教是“吃人的礼教”。鲁迅真的要呐喊了，“但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1933年，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说，他之所以做小说，是因为“《新青年》的编辑者却一回一回的来信，催几回，我就做一篇，这里必得纪念陈独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又说他的小说“是‘遵命文学’。不过我所尊奉的，是那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愿意尊奉的命令。”鲁迅在这里所说的“遵命”、“听将令”、“革命的前驱者”，究竟是指谁呢？这在鲁迅的日记中可以找到答案。从1920年8月7日到1921年9月26日，鲁迅与陈独秀信函及稿件往来共有九次之多。另外，陈独秀还常常通过给周作人的信，催促鲁迅做小说。如1920年3月11日，陈独秀给周作人的信中说：“我们很盼望豫才先生为《新青年》创作小说，请先生告诉他。”7月9日信中又说：“豫才先生有文章没有？也请你问他一声。”陈独秀不仅催促鲁迅做小说，也催促鲁迅做杂文、翻译外国作品。鲁迅郑重地接受了陈独秀的约稿盛情，在《新青年》和《每周评论》上发表了大量的杂文。他还在陈独秀的支持下，将原来被腰斩的日本武者小路实笃的剧本《一个青年的梦》中译本在《新青年》上重新刊登。除此，陈独秀还建议鲁迅重印《域外小说集》，并自告奋勇联系出版事宜。显而易见，以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以陈独秀与鲁迅的接触和联系，鲁迅所指的“革命的前驱者”当然是陈独秀及《新青年》同人，而陈独秀又是其中最主要的一位。
    佩服之至
    鲁迅在《呐喊》自序中说：“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从此以后，便一发不可收拾。”他的文章不仅在《新青年》上发表，还发表在《新潮》、《晨报副刊》等报刊上。至1921年，鲁迅仅在《新青年》上就发表了50多篇文章。鲁迅的小说“算是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他的作品震撼了青年读者的心，也引起了《新青年》同人的重视和称赞。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美、法等国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强加给中国人民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竟不能归还中国，而被转让给日本。消息传来，全国震惊。1919年5月初，陈独秀在《随感录》里惊叹：“巴黎的和会，各国都重在本国的权利，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若是靠着分赃会议里那几个政治家、外交家在那里关门弄鬼，定然没有好结果。”他在这一时期发表了大量的随感录，有时一天竟有十篇之多，这一篇篇战斗的檄文，为即将到来的五四运动做了思想、舆论方面的准备。后来，他又起草《北京市民宣言》，真正担当起了五四运动“总司令”的职责。5月4日，北京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对巴黎和会，要求“归还青岛”、“取消二十一条”的集会和游行示威。6月3日以后，这场反帝爱国运动又波及全国，形成狂飙之势。鲁迅十分关心五四运动，关心爱国青年的游行示威，“他怕青年上当，怕青年吃亏”。
    正是在五四运动轰轰烈烈展开的时候，《新青年》第6卷第5号发表了鲁迅的小说《药》和四篇随感录。他的作品深刻地总结了辛亥革命以来的历史教训，表现出强烈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和彻底的科学与民主的思想，从而充分地表现出他是“听将令”的，“与前驱者取同一的步调”。
    《鲁迅日记》1920年8月7日载“寄陈仲甫小说一篇”。这篇小说便是《风波》。8月13日，陈独秀给周作人回信：“两先生的文章今天都收到了。《风波》在这号报上印出。……倘两先生高兴再做一篇在二号报上发表，不用说更是好极了。”陈独秀读完《风波》后，将它发表在《新青年》第8卷第1号上，并致信周作人，“鲁迅兄做的小说，我实在五体投地的佩服。”还说，“豫才兄做的小说，实在有集拢来重印的价值，请你问他，倘若以为然，可就《新潮》、《新青年》剪下，自加订正，寄来付印。”这之后，鲁迅又不断地寄稿给陈独秀，他的小说陆续地在《新青年》等刊物上发表。鲁迅在与陈独秀的交往中，对陈独秀的坦诚和执拗的性格印象极深，他在晚年回忆道：“《新青年》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商定下一期的稿件，其时最惹我注意的是陈独秀和胡适之。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吧，独秀先生的外面是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的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半农却是令人不觉其有‘武库’的一个人，所以我佩服陈胡，却亲近半农。”1923年8月，他接受了陈独秀的建议，把他所发表的十几篇作品，编成集子，题名《呐喊》。
    1927年1月，鲁迅应中山大学的邀请，来到广州。此时广州已成为革命的后方，中山大学也有“革命摇篮”之称。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对鲁迅的到来极为重视，他召来共产党员、中大学生徐文雅、毕磊等，指示一定要做好鲁迅的工作。鲁迅到中大后，得到共产党员的关心和帮助，他十分感激。一天，鲁迅问徐文雅：“你们的负责人是不是陈独秀的大儿子陈延年？延年我是知道的，我见过他，也认识他，他很有出息。他是我的老仁侄。”陈延年也同他的父亲一样，十分佩服鲁迅的人品和文章，并以“父执”相称。这年春，陈延年离开广州时，要求党内同志要继续做好鲁迅的工作，当有人提出鲁迅是否会变化时，陈延年十分肯定地说：“越到环境不好的时候，他就越能站到我们这边来，鲁迅先生就是这样的人。”
    分道扬镳
    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受到批判，后又因坚持托派立场，而被开除出党。而鲁迅在这期间已与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休戚与共，成为战友和同志。他们开始分道扬镳，走着截然不同的道路。
    1932年10月，陈独秀又一次在上海被捕，全国各界人士为之关注，蔡元培、杨杏佛、柳亚子、林语堂等发起营救。鲁迅对此也十分关心。不过，他的目光毕竟要敏锐得多。11月27日，鲁迅在北京师范大学讲演时，有人问：“先生对陈独秀怎么看？国民党为什么要逮捕他？”鲁迅明确回答：“陈独秀早离开了革命阵线。国民党逮捕他，并不是杀害他，而是要利用他组织一个合法的党，跟共产党进行斗争。”鲁迅所言已经表明他与陈独秀不是同一阵线的战友，所以，言语中也不乏鄙夷和误解。但是，事实又果如鲁迅所言。陈独秀入狱后，蒋介石不断派出说客，怂恿陈独秀重新组织一个政党，以和共产党抗衡。但是，陈独秀毅然拒绝，一再表示决不作蒋介石的反共枪手。次年，鲁迅在回答美国作家斯诺的提问时，还将陈独秀列为当代中国最优秀的散文作家。可见，鲁迅对陈独秀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的作用的评价，依然是公允和客观的。
    1936年春，中共上海地下党在解散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后，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鲁迅从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出发，认为这个口号在文学思想的意义上有“不明了性”的缺陷。为此，他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这便是所谓“两个口号之争”。上海地下党的一些领导人容不得鲁迅的不同意见，以“托派”、“内奸”等大帽子压制、排斥鲁迅等人。鲁迅十分气愤，批评他们是“宗派主义和行帮情形”，并对“轻易诬别人为‘内奸’，为‘反革命’，为‘托派’，以至为‘汉奸’”的作风表示不满和厌恶。
    托派临委书记陈其昌误会了鲁迅的意思，误以为鲁迅也和自己在同一战线上，于是，便于6月3日以陈仲山的名义给鲁迅去信，对中国共产党进行攻击和诽谤，对鲁迅进行吹捧和拉拢。重病在身的鲁迅阅读此信后，感到气愤和恶心，立即请党中央派到上海的冯雪峰按照他的复函意见整理成文，予以澄清，明确表示自己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他在信中说：“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
    陈独秀在狱中闻知此事后大发脾气，他认为陈其昌拉拢鲁迅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并对鲁迅进行攻击，说：“鲁迅之于共产党，无异于吴稚晖之于国民党，受捧之余，感恩图报，决不能再有什么不计利害的是非心了。”1937年11月21日，鲁迅逝世后一年多，陈独秀发表纪念文章《我对于鲁迅之认识》，他说：“鲁迅先生的短篇幽默文章，在中国有空前的天才，思想也是前进的。……真实的鲁迅并不是神，也不是狗，而是个人，有文学天才的人。”又说：“鲁迅对于他所接近的政党之联合战线政策，并不根本反对。”“他所反对的乃是对土豪劣绅政客奸商都一概联合，以此怀恨而终。”这时的陈独秀已基本静下心来，持论也较为公正、合理。但是，对于鲁迅晚年同中国共产党的密切关系，他始终是猜忌和曲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