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学术界对这一历史事件进行了积极的探讨。但是，在对农民运动中心的定位问题上，至今仍习惯于笼统地将湖南视为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中心，即所谓“湖南中心论”。笔者以为，这一定论未免失之偏颇，至少是不够确切、不够全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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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中心，是指在大革命时期全国农民运动中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地区，这是学术界的普遍看法。平心而论，这种解释不足以概括“农民运动中心”的全部科学内涵和本质特征。我们认为，所谓“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中心”，应当是指在1924-1927年中国大革命的特定时期内，在全国农民运动的总体历史发展进程中，运动的范围、规模、程度、影响、贡献及作用诸方面均领先于同期农民运动的总体发展水平，并主导全国农民运动历史发展进程和发展方向的地区。就其所处的地位而言，它反映了这一时期全国农民运动的最高水平，因而是全国农运的主体和中心区域；就其与区域农民运动的关系而言，它是典范和楷模，对各区域农民运动的发展起着不可忽视的示范、指导和推动作用，因而代表了同期农民运动发展的正确方向。在这里，我们不难看出，农民运动中心是有着严格的界限的，既有不可或缺的量化标准，也有十分严格的质的内涵和规定性。
    大家知道，中国现代农民运动发端于大革命的前夕。1921年9月，中共党员沈玄庐等人在浙江萧山县衙前村组织了衙前农民协会，领导农民开展减租、取消地主苛例、反对奸商垄断米价的斗争，揭开了现代农民运动的序幕。接着，广东、湖南、广西等地也兴起了农民运动。在广东，1922年6月，彭湃在海丰县城郊组织“六人农会”，9月成立赤山约农会，1923年1月又成立了中国现代史上第一个县级农会--海丰总农会，不久，农会组织扩大到陆丰、惠阳等县。同年5月，在海丰总农会的基础上，成立了惠州农民联合会，7月又改组为广东省农会，彭湃任会长，农会领导农民进行了声势浩大的减租抗捐运动。在湖南，1923年秋，中共湘区委员会派水口山和安源的工人党员刘东轩、谢怀德回到家乡衡山县的岳北地区，组织岳北农工会，领导农民成功地进行了平粜和阻禁地主谷米、棉花出境的斗争。在广西，受中共的影响，壮族青年韦拔群也于1922年在他的家乡东兰地区发动农民运动，并组织农民自卫队同地主豪绅武装展开斗争，一度占领东兰县城。此外，江西的萍乡、马家村以及山东的青岛等地也曾出现过类似的农民运动[①]。一般说来，早期农民运动兴起的历史不长，运动的范围、规模、影响甚小；各区域农运之间互不联系，孤军作战；农民的反封建斗争基本上停留于经济斗争层面，在封建势力的镇压下，运动很快遭到了失败。显然，早期农民运动的总体发展水平还是很低的，任何一个地区都不具备构成全国农运中心的条件。换言之，在此期间，没有也不可能出现或形成一个全国农民运动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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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4年1月，孙中山先生与中国共产党人携手合作，共缔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联合战线，大革命的风暴首先在广东腾空而起。自此，中国农民运动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即大革命时期。事实表明，直到北伐战争前夕，全国农民运动的中心是在广东，而不在湖南。
    从农民运动的发展状况及其规模化程度来看，广东远胜于湖南。国共合作后，广东农民运动得到迅速发展，农会组织如雨后春笋，纷纷涌现。从1924年初共产党员阮啸仙深入顺德县农村，建立顺德县农民协会开始，到1925年4月，全省就有顺德、广宁、海丰、陆丰、惠阳、高要、普宁等22个县先后创建或恢复了农会组织，会员达到21万余人[②]，农民运动已初具规模。为了加强对全省农民运动的统一领导，推动农民运动的进一步发展，1925年5月1日，广东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成立了以彭湃、阮啸仙、罗绮园为常务委员的广东省农民协会。旋即，省农协又把全省划分为潮梅海陆丰、惠州、北江、西江、南路和琼崖6个办事区域（中路和广州市郊直属省农协）。这次大会后，广东农民运动在省农协的正确领导下，进入全面发展阶段。到1926年5月省第二次农代会召开时，全省农会组织由原来的22县增至61县，会员总数由21万人增至62万人（一说80万人），直接领导的群众达300多万人，会员人数几乎占同期全国农协会员总数的2／3；全省共建立了177个区农协，4216个乡农协[③]。可以说，广东农民运动的规模是前所未有的。与此相反，湖南农民运动的发展却十分缓慢。岳北农民运动失败以后，全省农运一度沉寂下来。直至1925年春毛泽东回到韶山养病，在这里“组织了二十多个农会”[④]，农民运动才开始复苏。后经年余的艰难经营，至1926年4月，全省有28个县建立了秘密或半公开的农会组织，会员达到3.8万人[⑤]。4月30日，长沙县召开第一次农代会，成立了县农民协会，选举廖长顺为县农协委员长，大会通过了由中共湖南区委起草的《湖南省农民协会暂行总章》，规定在“省农民协会正式成立以前，长沙县农民协会得代行省农民协会职权”[⑥]。不能否认，湖南农民运动在这时的确有了一定的发展。但它同广东相比较，存在着明显的差距，不仅规模要小得多，运动的范围主要局限于以长、潭、株、衡为中心的湘中狭小走廊，而且组织机构不完善，没有形成强有力的领导核心，至于湘东、湘西、湘南等广大边远地区，农民运动基本上还是一片空白。可见，在北伐战争前，广东农民运动的发展规模明显大于湖南。至于其他省份与湖南基本上是大同小异。
    从广东农民运动的斗争内容来看，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更是史无前例的，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经济斗争方面，全省普遍开展了大规模的减租运动。1924年秋，广宁县农民率先起来开展减租斗争，击退田主组织的“业主维持会”的武装进攻，至1926年连续4次减租，将租额减缩两成，减租额由原来的4成增至6成[⑦]。接着，海丰、陆丰、花县、惠阳等地也普遍开展减租斗争。1925年省第一次农代会通过了《经济问题议决案》，使减租运动发展到一个新阶段，成效更为显着。如在海陆丰，二五减租已成为广大农民从事经济斗争的基本形式和手段，获得较为普遍的成功；在高要，农民迫使地主减租二至三成[⑧]。此外，在顺德、新会、南海、中山、遂溪、海康、琼山、澄迈、文昌等县都开展了不同程度的减租运动。值得一提的是，在斗争中，部分地区的农民还提出了土地要求，如惠阳县农民要求“器归工友土归农”[⑨]；海陆丰农民则主张解决土地问题，废除封建土地所有权[⑩]。伴随着减租运动，广大农民反抗高利贷、苛捐杂税的斗争也此起彼伏，将诸如“千利”、“湿利”、“五线市”等高利贷及大斗租、批头金、丁口捐、民团费、人头税等等多如牛毛的苛捐杂税扫荡得落花流水，纷纷匿迹；同时，还广泛开展反对买办盘剥的斗争，并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胜利。
    在政治斗争方面，广东农民运动的贡献是相当突出的。主要表现在：第一，赞助国民会议，反对北洋军阀统治。1925年初，孙中山先生率广东外交代表团北上召集国民会议，广东各地农民纷纷组织国民会议促成会，支持国民会议运动，并派代表随团北上。当北洋军阀最后拒开国民会议，悍然召开御用的“善后会议”和“关税会议”，其媚外卖国、镇压人民的反动面目完全暴露出来后，全省农民立即通电全国，严正指出：“段张（指段祺瑞、张作霖--引者）之应彻底扑灭，与夫扑灭之后，政治应依从民意实现真正民治，实为当务之急”，提出：“段张败倒。立可召集国民会议，建立统一的国民政府，对外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对内保障人民一切自由，此亦千载一时之机会也”（11）。要求国民政府迅速“出师北伐，打倒帝国主义工具军阀，统一全国，以实现我中华民族平等自由之目的”（12）。第二，同工人阶级结成联盟，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在五卅运动期间，广东各地农民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帝示威游行，揭露、声讨帝国主义的罪行，提出“打倒帝国主义”，“取消不平等条约”、“收回海关”、“收回领事裁判权及一切租借地”、“解除外人在中国之武装”等口号，支援工人阶级的反帝斗争。省港大罢工爆发后，广大农民的认识水平更进一步，“不仅认清了我们的敌人，同时也找到了革命的同盟者，工人是我们好兄弟”（13），掀起了支持罢工的革命热潮。罢工开始后，各级农会纷纷发表通电，以示声援；当罢工工人回到内地时，当地农民盛情接待，妥善安排食宿，并自动捐款慰问工友。尤值称颂的是，中山、宝安、顺德、潮汕、惠阳、雷州、琼崖等地农民积极行动起来，协助工人纠察队封锁香港，厉行抵制英货，截留奸商向香港走私物品。在农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省港大罢工坚持了十六个月，给英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使香港变成了“臭港”、“死港”。这次罢工的胜利，也充分说明“在广东农民运动中，‘工农联合’已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而更是一个事实了”（14）。第三，反击国民党右派，维护国民政府的团结和统一。1925年8月，暗伏在国民政府内部的反动分子刺杀了国民党着名左派领袖廖仲恺，这是国民党右派妄图破坏国共合作、肢解国民政府的严重阴谋。在这种形势下，省农民协会及时向地方各级农协发出了追悼廖仲恺、声讨反动派的指示。随即，全省各地农村先后召开了廖先生的追悼会，痛斥右派分子的分裂行径，并力促国民政府采取非常措施，肃清反革命分子，为廖先生伸冤。在全省农民的支持下，国民政府设立了审理廖案特别法庭，将杀害廖仲恺的反革命分子杨锦龙、梁士锋、张国桢等缉拿归案，并很快绳之以法，旋又将右派头头胡汉民和许崇智逐出广东。广东农民运动轰轰烈烈的政治斗争，表明广东农民在政治上已经觉醒，登上了中国革命的政治舞台，开始了自觉探索实现自身解放的革命新路的伟大实践，这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和进步，对于推动国民政府的进步，促进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特别是推动大革命时期全国农民运动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广东农民运动的军事斗争也如火如茶地开展起来。一方面，普遍建立了农民武装。广东第一支农民武装创建于1924年8月。其时，商团叛乱发生，为保卫广东革命政府，第2届农民运动讲习所200余名学员奉孙中山之命改组为农民自卫军，移驻广州，“是为农民自卫军成立之始”，这也是中共最早的农民武装。随着农民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农民自卫军迅速壮大起来，至北伐战争前夕，全省有组织的农民自卫军发展到3万余人（15）。广东农民自卫军是扞卫农民运动和农民阶级利益的钢铁卫士，成为维护地方秩序的重要武装力量。另一方面，积极参与革命政府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的战争。对于这一点，时任国民政府东征军纵队司令的程潜将军深有感触，赞叹：“今幸战事迭捷，……非少数人所克举”，而是“民众联合起来，共同奋斗，指导吾辈，援助吾辈”的结果（16）！
    从作用和影响来看，广东农民运动是这一时期全国农民运动的一面旗帜，为全国农民运动的兴起和发展树立了光辉的榜样，起着重大的指导作用。各省农民代表纷纷慕名南下广东，实地考察、观摩和学习广东农民运动的先进经验，充分认识到“广东农民运动两年来之成绩及经验，实可予各省农运以良好之模范及参考”（17）。1926年5月全省第二次农代会召开时，广西、福建、湖南、湖北、浙江、江苏、河南等省都派出代表前往参加。在大会上，代表们听取了彭湃、罗绮园、阮啸仙等人有关广东农运的经验介绍，讨论了如何汲取以往斗争的经验和教训，去紧严自己的组织、改进斗争的策略和方法，以按照本省的实际情况开展农民运动等问题。为帮助和指导全国农民运动的发展，大会通过决议，指出为使“农民运动扩充到中国东部、北部各省”，“目前就要与已成立省会县会等省发生较密切的关系”（18）。与此同时，国民党中央农民部也专门作出决定，“把农民运动扩大到各省，在各省党部设立农民部、农民协会，照广东农民协会的章程组织之”（19）。1925年7月至1926年9月，国共两党还于广州联合举办了第4-6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共为各省培养了200名农运人才（20）。这样，在广东农民运动的影响和推动下，全国农民运动蓬勃发展起来。至1926年6月北伐战争前夕，全国共有10多个省份建立了农民协会，会员达30多万人（21）。
    引人注目的是，广东农民运动对湖南农运的影响尤为突出。湖南毗邻广东，农民运动易受其影响。一是为湖南制定农运纲领和政策提供了理论保证。北伐前夕，中共湖南区委就曾明确指出，“我们现在要根据广东省农民协会会议公布的农民协会组织法去组织农民”（22）。而事实上，当时中共湖南区委制定并颁布的《农民协会暂行总章》、《湖南农民自卫军组织大纲》、《会员须知》等文件，都参照并吸收了广东农运的经验和做法。二是为湖南农运培养了大批的组织人才。从第4-6届广东农讲所招收的外省籍学员人数比例看，湘籍学员占80余名，占总数的40%，居各省之首。这些学员在农讲所学习期间，受到了系统的革命理论熏陶和严格的军事训练，成为后来湖南农民运动的骨干力量。三是采取直接行动，帮助湖南农民运动的开展。1926年初，湖南掀起了反英讨吴、驱赵的群众革命运动，为农民运动的发展提供了契机。为此，广东省农协专门通过了《北江办事处决议案》，指示该办事处应重点开展粤汉铁路沿线农民运动并力图向湖南发展。北伐开始后，广东数万农民随军北上，在支援北伐军作战的同时，积极帮助和发动沿途湖南农村开展农民运动，从而使湖南农运迅速发展起来。
    一言以蔽之，“广东农民奋斗的影响，已惊起全国农民运动，中国中部及北部各省农民已有广东同一的奋斗与发展，南部与广东毗邻的各省，与广东有密切的发展，广东可说是全国农民运动之开始”（23）。正是由于广东农民运动编织了全国农运的基本网络，从而为大革命全国农民运动高潮的到来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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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6年7月，国民政府誓师北伐，首先在湖南揭开了战幕。北伐战争在湖南的胜利，直接推动了湖南农民运动的迅速高涨，全国农民运动中心自此由广东北移到湖南。湖南农民运动中心的出现，既不是一个偶然的孤立的历史现象，也不是广东农民运动中心简单的历史重复，而是对这一历史过程的延续、发展和深化，把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推向了最高峰。
    首先，发展速度惊人，农运规模更大。据1926年9月不完全统计，当时全省农协会员为40万人，直接掌握的群众为100万人。两个月后，会员增至130多万人，全县75个县中有57县建立了农会组织，计有区农协462个，乡农协6867个（24）。1926年12月全省第一次农代会后，农民运动发展到一个新阶段。1927年1月，全省农协会员发展到200万人，能直接掌握的群众达1000万人，占当时全省农民总数的一半以上。4月，全省会员又猛增到518万人，占同期全国农协会员总数的50%以上（25）。湖南农民运动的发展时间前后不过一载，会员人数增涨近130倍之多！其速度之快，规模之巨，在全国实属罕见。这表明，湖南已成为全国农民运动最富朝气的省份，是全国农运的主体和中心区域。
    其次，农民运动的阶级基础更为广泛。湖南农民运动凝聚的庞大会员群体，包括雇农、佃农、半自耕农、手工业者、小学教师、商人、妇女及其他革命群众。慑于农民运动的巨大威力，一些小地主、富农也不得不改变其观望徘徊的态度，千方百计寻求加入农民协会，并央道：“我的家俱什物全部上交农会，没有半点拖延，只求农会开恩，不给我们入‘另册’，死也可以含笑九泉”（26）。广大农村建立起了极其广泛的反封建革命统一战线，集中力量向封建势力猛烈开火。
    再次，掀起全方位的、更加猛烈、更加深刻的农村大革命，广大农民从经济、政治、军事、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向一切反动势力--帝国主义、军阀、买办、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作猛进的轰击，而将其消灭”（27），从而使“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28）。
    复次，影响更深远。湖南农民运动的兴盛，使全国农民倍受鼓舞，指出，湖南农运“把我们全国的战线由南至北联成一贯了”，“从此不特湘省农运将有一日千里，即全国农协当亦受影响不小也”（29）。在湖南农民运动的推动下，全国农民运动蓬勃开展起来，迅速达到了高潮。至1927年夏，农民运动遍及大江南北，全国农会会员发展到915万人。其中湖北达到250万人，河南、江西、广东、广西等省均达数十万人。（30）基于此，1927年3月，广东、湖南、江西、湖北等省农民协会代表，在武昌召开联席会议，发起成立“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推举邓演达、毛泽东、彭湃、唐生智、易礼容、方志敏等13人为委员。4月9日，临时执委宣布就职，并通电全国：“领导全国农民努力奋斗，从完成国民革命，与帝国主义者及封建阶段作最后之斗争”（31），全国农民运动走上了一体化发展的道路，进入全盛时期。
    受湖南农民运动的影响，各省农民都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封建斗争，从政治、经济等方面严厉打击地主豪绅。有些省份也开展了土地斗争，如湖北的黄安、黄梅、罗田、黄冈、阳新等县农民于1927年4、5月间都提出了土地要求，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32）。与此同时，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省农协还根据湖南农运的经验，制定并颁布了惩治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两个暂行条例，成立了革命法庭，大力开展镇压土豪劣绅和反革命分子的活动。江西农民在中共党员方志敏的领导下，也普遍建立农民协会，推翻地主政权，扫荡封建势力；其中赣西部分地区，农民还积极开展了土地斗争。北方各省农民也同地主豪绅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对土地要求亦甚迫切（33）。这些斗争无疑是受到湖南的影响的。
    综上所述，在大革命时期，“湖南农民运动中心”仅仅是一个阶段性的历史概念，而非通论。在此期间，全国农民运动先后存在着广东、湖南两个农民运动中心。二者以北伐战争为界碑，此前，广东是中心，尽管它还只有几十万人的发展规模，但它是全国农民运动最先进的地区，也是全国农运走向高潮必不可少的中心环节；其后，随着革命形势的全面高涨，全国农民运动中心亦随之移位，湖南恰好处在这种历史巨变的要道和中心区域，因而很快成为全国农民运动的中心。因此，广东在大革命前期，农民运动是全国的典范；湖南在大革命的后期，农民运动是全国的楷模。前者是后者发展和巨涨的前提和必要准备，后者则是前者的延续、发展和深化。二者互相联系、互相促进，在大革命的历史舞台上，共同谱写了农村大革命的伟大旋律，奏出了现代中国农民运动的最强音。这就是结论。
    注释：
    ①邓中夏《论农民运动》，《中国青年》第11期，1923年12月。
    ②③《中国农民问题》，1927年1月。
    ④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35页。
    ⑤《湖南农民运动资料选编》，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21-123页。
    ⑥《湖南历史资料》，1980年第1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0页。
    ⑦⑧《广东农民运动报告》，1926年10月。
    ⑨傅秋涛主编《中国民兵》，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0页。
    ⑩钟贻谋《海陆丰农民运动》，广东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2页。
    （11）《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1月1-5日。
    （12）（14）（18）（23）《犁头》9、10期合刊，1926年6月15日。
    （13）（19）《中国农民》6、7期合刊，1926年7月。
    （15）《中国农民》第2期，1926年2月。
    （16）《上海民国日报》，1925年12月4日。
    （17）《中国农民》第4期，1926年4月。
    （20）《中国农民》第2、9期。
    （21）《农民运动》第1期，1926年8月1日。
    （22）《战士周报》第14期，1926年6月。
    （24）《战士周报》第38期，1927年3月。
    （25）《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湖南农民运动》，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5页。
    （26）《中国共产党在湘潭的活动史料选编》第1辑，第115页。
    （27）（29）《湖南全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日刊》，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9、299页。
    （28）《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页。
    （30）《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资料》，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6页。
    （31）《彭湃研究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44页。
    （32）参见《农民运动的伟大纲领》，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85页；《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5月26-27日；（苏）A·B·巴库林《中国大革命武汉时期见闻录》，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46-250页。
    （33）《湖南民报》1927年4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