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前进行的红军长征，是中国革命史上的奇迹，具有极其深远的历史意义。为什么红军长征能够从初期的被迫转移到最后以胜利开辟革命新局面而告终，这不是任何个人单独的功劳，而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一批老一辈革命家和广大指战员共同奋斗的结果。其中张闻天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概括起来有六个方面：
    一、写社论，正确阐明战略转移的必要和目的
    毋庸讳言，张闻天1931年从苏联回国参加中共临时中央的核心领导以后，曾经拥护并贯彻过王明“左”倾路线。但他和王明教条主义不同，不仅理论水平高，而且注意调查研究中国的实际情况，勇于独立思考，因而自1933年进入中央苏区后不久，对“左”倾错误及其危害的认识就逐渐发展和深化，在经济政策、肃反政策、知识分子政策、上层统一战线策略、反对五次“围剿”的战略战术等方面，都同掌握实权的博古、李德有分歧以至有斗争。尤其在讨论广昌战役的一次军委会议上，张闻天对广昌战斗同敌人死拼而遭受不应有的损失提出严肃的批评，与博古公开争论起来。这些表现，说明张闻天后来完全转到反对“左”倾军事路线一边是有思想基础的。
    红一方面军从中央苏区突围西征的决策，是在广昌战役失败之后，1934年5月中旬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作出的。但是，对于这样一个重大的战略转移，并没有在干部和指战员中进行解释工作，甚至在政治局会议上也没有提出讨论，以致为什么要退出中央苏区、当前任务是什么、到何处去等始终秘而不宣。直到9月下旬，才临时决定要张闻天撰写一篇社论，从理论上对即将开始的红军战略大转移作出解释，以统一全党全军的思想。
    9月29日，《红色中华》发表由张闻天署名的社论，题为《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这篇社论虽然不可避免地留有“左”倾统治时期的某些痕迹，但是围绕着为什么要实行战略大转移这个主题，作出了与“左”倾战略方针不同的论述。其一，在阐明战略转移的必要时，对“进攻路线”作了全新的解释，提出要“依据当时的具体环境而决定采取进攻、反攻、防御以至退却的斗争方式”[（1）]，决不能认为“只要采取进攻的斗争方式就可使我们得到胜利”。[（2）]其二，在端正人们对转移前途的认识时，从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高度强调了革命战争的长期性和不平衡性，明确指出“国内战争的战线是延长在全中国”的，“是整个时期的长期的死战，而不是几天几月甚至几年完成的。”[（3）]其三，在指出突围转移的战略目的时，说明“转移地区或缩短战线”[（4）]，是为了“保持红军主力的有生力量，以便在新的有利条件下，继续粉碎五次‘围剿’”[（5）]。这篇后来被称为“红军战略的社论”的发表，实际上成了红一方面军进行战略转移的宣言书和动员令。社论发表后，红军总政治部立即发布“政治指令”，要求全军根据这篇文章，对即将开始的新的军事行动，“在部队中进行充分的宣传解释工作。”
    二、敢斗争，积极支持毛泽东改变进军方向的正确意见
        1934年10月10日晚上，红一方面军从中央苏区突围西征，准备转移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由于博古、李德继续实行错误的军事指挥，以致到11月底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时，红军已经遭到惨重损失，由出发时的8万多人锐减到3万多人。而且敌人已经判明红军的行动企图，在前进道路上部署了多于红军五、六倍的兵力。如果继续向湘西转移，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面对这种危急情况，张闻天和一道行军的毛泽东、王稼祥同博古、李德一路争论，话题除了反五次“围剿”和突围的军事指挥问题以外，最主要的是当时急待解决的红军战略行动方针问题。当红军前进到湘西通道地区时，从情报中知道蒋介石已在前方集结重兵，形成一个大口袋等着红军去钻。而博古、李德仍然重申“总的前进方向不得改变”。张闻天得知战局的最新情况后，立即找毛泽东商量解救危局的对策。张闻天和毛泽东、王稼祥一起向最高“三人团”之一的周恩来建议转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进军，建立川黔边根据地。12月11日，红军攻占通道县城。12日，中央领导人在此召开紧急会议，李德、博古不顾当时不利于我的情况，还是主张向二、六军团地区推进。毛泽东首先坚决反对李德的方针，坚持向贵州进军的建议。张闻天完全支持这一主张，强调应该按照已经变化的情况来改变自己的行动和方针。周恩来也支持转向贵州进军。由于多数人赞成“转兵”的建议，中央军委随即于当晚7时半发布红军在13日向西进入贵州的命令。但是，博古、李德仍固执己见，专横地否定多数人的正确意见，重又命令各军团按北上与二、六军团会合的方针行动。
    12月15日，红军攻占贵州黎平。18日在这里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围绕北上还是西进的战略方针问题，张闻天和毛泽东一起同博古、李德再次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主持会议的周恩来采纳张、毛的意见。会议作出《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否定了博古、李德等一直主张中央红军与二、六军团会合，在湘西建立根据地的方针，也否定了他们在会上曾经提出的折入黔西的主张，决定继续向贵州西北进军，在川黔边敌人兵力薄弱的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
    黎平会议后，红军继续西进，准备渡过乌江北上。李德对黎平会议争论失败非常恼怒，和博古一起仍不甘心放弃他们的错误战略方针。张闻天对此深为焦虑，开始考虑变换军事领导的问题。12月20日，在行军休息的时候，王稼祥问张闻天：红军最后的目标，中央定在什么地方。张说，没有一个确定的目标。又说，这个仗这样打看起来不行，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毛泽东打仗比我们有办法。王稼祥当天晚上就把张闻天的想法打电话告诉彭德怀，然后又告诉毛泽东。这消息在刘伯承等几位将领中一传，大家都赞成开个会，让毛泽东出来指挥。
    1935年1月1日，中央政治局在贵州瓮安县猴场召开会议，再次否定了李德、博古提出的“完全可以在乌江南岸建立一个临时根据地，再徐图进军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决定红军立即强渡乌江，攻占遵义。会议通过了《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重申红军应在川黔边地区先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并且规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6）]这样，就在实际上取消了以往李德独断专行的军事指挥权。
    上述三个会议表明，从12月中旬起，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一起为挽救党和红军进行了积极的斗争，并一步一步向胜利的前途迈进。通道会议为战略方针的转变奠定了基础；黎平会议则实际解决了当时最为紧迫的进军方向问题，实现了通道会议提出的“转兵”任务；猴场会议坚决执行黎平会议决定的战略方针，巩固了黎平会议的胜利，在会后的行军途中又停止李德的军事指挥权，则是在组织上取得的一个重大胜利。而这些胜利的取得，都是同张闻天敢于同“左”倾错误作斗争分不开的。尤其需要看到，张闻天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和中华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主席，他的这一重要地位和他积极配合毛泽东的鲜明立场，对于纠正“左”倾错误的历史作用，是别人无法替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