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讲原则，坚决反对张国焘的逃跑主义和分裂活动
        红一方面军于1935年6月16日到达四川西部的懋功地区，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实现了遵义会议决定的北上“渡过长江直接与红四方面军配合作战”的战略方针，大大增加了红军的实力，形势十分有利。
    但是，红军两大主力会师后，下一步的战略方针问题又尖锐地提到面前。张闻天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确定的方针是继续北上到川西北建立根据地，进而占领川陕甘。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主张向西退却到人烟稀少、少数民族聚居的青海、新疆、西康等地。为了解决这个重大的战略方针问题，张闻天于6月24日写了《夺取松潘，赤化川陕甘》一文，发表在当天出版的《前进报》上，明确指出下一步“必须继续前进，来实现我们在川陕甘建立新的苏区根据地的战略方针”[（8）]，“夺取松潘”则是“目前的紧急任务”[（9）]。并且针对张国焘的错误主张，不指名地批评了“避免战争”的“逃跑主义倾向”[（10）]。这是党的历史上最早的一篇系统阐述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明确批评张国焘右倾逃跑主义的文献。
    6月26日，在懋功北部的两河口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张闻天主持这次会议，并且总括大家发言的意见，再次阐明北上的战略方针是“唯一正确的”[（11）]，并且特别强调“组织上应统一”[（12）]。6月28日，中央政治局发出《关于一、四方面军今后的战略方针的决定》，明确指出红军应集中主力向北进攻，以创造川陕甘根据地，为此必须坚决反对当前的主要危险--避免战争、退却逃跑以及保守偷安、停止不动的倾向。6月29日，中革军委根据这一战略方针作出了攻打松潘的战役部署。同一天，中央常委会议通过了这一部署，并决定增加张国焘为军委副主席。
    两河口会议时，张国焘口头上表示赞成北上方针，同意打松潘，但在会后却暗中继续策划南下，向四川、西康边境退却，并且自恃枪多势众，提出所谓“统一指挥”和“组织问题”有待解决，[（13）]公然向党争权。张国焘先提议由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担任红军总政委。接着，陈昌浩又向中央建议由张国焘任军委主席。张国焘要挟说：如果不这样”集中军事领导”，便“无法顺利灭敌”[（14）]。中共中央坚决拒绝了张国焘等人的无理要求，但从团结北上的全局出发，张闻天同毛泽东就中央的人事安排问题反复磋商，主动表示愿让出自己担任的党中央书记的职位。毛泽东认为这样做不妥，主张让张国焘当红军总政委，周恩来也赞同。7月18日，张闻天在芦花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将原来由周恩来担任的红军总政委的职务改由张国焘担任，周恩来调中央常委工作，同时继续担任军委副主席。
    为了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分清是非，统一认识，促进一、四方面军的团结，7月21日和22日，在芦花又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集中讨论四方面军的工作。张闻天在总结性发言中首先肯定了四方面军“很有战斗力”，同时也指出了存在的缺点和错误。会后，张国焘勉强率领四方面军北上向毛儿盖地区集中。可是，到了毛儿盖以后，张国焘又一次动摇，进行一系列反对中央、破坏团结的活动，诬蔑中央执行的是机会主义路线，指责遵义会议是调和主义，要求博古退出书记处和政治局，周恩来退出军委工作，不达目的即不进兵，同时提出要将四方面军的十几个干部分别批准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企图形成多数来控制党中央。并且在他的挑拨下，造成了四方面军对一方面军的异常恶劣的关系。由于张国焘一再拖延，贻误战机，原定的松潘战役计划因敌情变化无法实现，红军不得不改道经自然条件极端恶劣的茫茫草地北上，给战略转移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面对张国焘制造的危难局面，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从革命全局和全党全军的团结出发，为求得共同北上，促进张国焘转变和争取四方面军，采取了特殊的和十分忍耐的方针。8月4日至6日在沙窝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一开始即由张闻天作报告，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形势与任务，着重肯定了遵义会议的正确，尤其是遵义会议确认的军事路线，要求四方面军中的党支部应该讨论遵义会议的决议。并且针对张国焘挑拨红军两大主力之间的关系造成的恶劣影响，在肯定四方面军同志的批评“是好的，是帮一方面军来纠正缺点的”同时，又指出“但须注意可能发生的不好影响--过分的批评会妨碍团结的”[（15）]。会议通过了由张闻天起草的《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这个文件，不仅重申了中央的正确方针，而且针对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一个多月来出现的主要问题，作出了深刻而又具体的回答，既有力地又是策略地抵制和批评了张国焘主张“西进”或“南下”的错误战略方针、枪指挥党的军阀主义倾向、破坏两个方面军团结的恶劣行为，以及避战退却逃跑的右倾机会主义。强调指出北上创造川陕甘根据地，是一、四方面军面临的历史任务，为此，必须进一步加强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维护两个方面军的团结。这是在特殊情况下正确处理党内矛盾的一个范例。
    在松潘战役计划未能实现的情况下，红军总部于8月3日制定了进军甘肃南部的《夏洮战役计划》，决定把一、四方面军混合编成右路军和左路军。右路军由徐向前、陈昌浩、叶剑英率领，中央机关和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随右路军行动；左路军由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率领。张国焘在沙窝会议上表示赞成会议决议，会后又拒不执行中央的北上方针。他在右路军通过草地后，却率领左路军南返，并且背着中央，发密电给陈昌浩，要他率右路军“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16）]企图分裂红军和危害党中央。党中央及时得知这一阴谋，果断地决定率右路军中的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迅速转移，并发出《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从而使党和红军又一次脱离了生死攸关的险境。
    9月12日，北上红军到达甘肃省迭部县俄界的第二天，张闻天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紧急扩大会议，讨论张国焘分裂错误及会后行动方针。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鉴于目前情况，现在我们不应依靠共同北上，而应单独向北。在充分展开讨论后，张闻天作了总结性发言，明确指出：同张国焘斗争的性质，“这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是中央的路线，一条是右倾的军阀主义--张国焘主义。”[（17）]他同意毛泽东所作的张国焘错误发展的前途是“反对中央，叛变革命”[（18）]的估计，并且具体指出“其前途必然是组织第二党”，但是“只要还有一线可能，我们还要争取他”[（19）]。会议原则通过《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指出张国焘反对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坚持向川康藏边境退却方针是错误的。号召红四方面军的同志团结在中央周围，同张国焘的错误倾向作坚决斗争。党中央再次电示张国焘，要他改正错误，率领部队北上。俄界会议还决定，把红一军、红二军、军委纵队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以彭德怀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迅速北上。
    俄界会议后，张国焘仍然一意孤行，率领左路军及右路军中原红四方面军的四军、十三军擅自南下，并且于10月5日在卓木碉公然宣布另立“中央，自封“中央主席”，还通过决议宣布张闻天和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应撤销工作，开除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20）]。12月5日又发出电报，要党中央改称北方局，中央红军改为北路军，一律听从他的领导和指挥，其分裂罪行达到了顶点。党中央在得悉张国焘另立“中央”以后，张闻天于1936年1月13日电令张国焘“自动取消”另立的“中央”。1月22日中央政治局又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指出这是“无异于自绝于党，自绝于中国革命”[（21）]。党中央除了发电报命令张国焘“立刻取消他的一切‘中央’，放弃一切反党的倾向”[（22）]外，还决定在中央委员会内公布俄界会议作出的《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刚从苏联回国的驻共产国际代表林育英，也于1月24日致电张国焘，说明“国际完全同意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要他取消另立的“中央”。随后，张闻天还请林育英前往四方面军做政治思想工作，说服张国焘服从党中央的领导。由于以张闻天为总负责人的党中央的坚决斗争和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也由于随左路军行动的朱德、刘伯承等人的坚持原则，再加上四方面军南下川康边界接连失利，饥寒交迫，广大指战员普遍要求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终于迫使张国焘不得不表示“原则同意”中央路线，在6月6日宣布取消他另立的“中央”，勉强同意北上。
    六、明方向，共同确定将长征落脚点放在陕北
    1935年9月18日，红军陕甘支队先头部队到达甘肃南部的一个小镇哈达铺。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等在这里读到了一批7、8月间的天津《大公报》，从报纸刊登的消息中确切地知道陕北仍有红军、游击队，仍然有苏区根据地，而且比原来有了很大的发展。于是，张闻天在9月22日写了一篇题为《发展着的陕甘苏维埃革命运动》的读报笔记，并且刊载在9月28日出版的《前进报》上。这篇文章详细摘引了《大公报》所披露的陕北苏区根据地和红军活动的消息，主要有：陕北23个县均有红军或游击队的活动；刘志丹领导着陕北五、六个县的根据地，他率领的红二十六军有3个师10000多枝枪；徐海东率领的红二十五军已于7月中旬从甘南突围到达陕甘之交；甘南东部也有红军游击队的活动。文章接着对“红军与赤色游击队在陕甘两省内正在普遍的发展着”这一事实作了透彻的分析，指出：“陕甘苏维埃革命运动是建筑在深刻的社会的、经济的与政治的矛盾之上的。反动统治无法解决这些矛盾，因而也无法消灭甚至防止苏维埃革命运动的发展。”所以，红军继续前进的方向和任务，是要“同二十五、二十六军及通南巴游击区取得配合，协同动作及汇合，并给在这个地区开展着的游击运动以帮助、组织、领导”[（23）]，“为创造川陕甘新苏区而斗争”[（24）]。毛泽东在看到有关陕北苏区和红军活动的消息后，也在陕甘支队团以上干部会上提出到陕北去的主张。9月27日，张闻天在甘肃通渭县的榜罗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正式决定改变俄界会议的行动方针，把落脚点放到陕北去，在陕北保卫和扩大革命根据地，以陕北苏区来领导全国革命。
    1935年10月19日，陕甘支队到达吴起镇，受到陕甘根据地军民的热烈欢迎。10月22日在这里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批准了榜罗镇会议关于落脚陕甘的战略决策。至此，红一方面军的战略转移，行程二万五千里，纵横11个省，最终胜利结束。1936年10月，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也终于胜利会师。从此，以陕北为大本营，打开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综上所述，在历尽艰险的红军长征中，张闻天所作出的杰出贡献，是应该永载史册的。
    注释：
    （1）（2）（3）（4）（5）（8）（9）（10）（11）（12）（17）（19）（23）（24）《张闻天文集》一，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4月第1版，第522、521、522、523、519、547、547、548、550、551、560、560、569、571页。
    （6）《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第1版，第446页。
    （7）《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第424～425页。
    （13）转引自《毛泽东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第357页。
    （14）转引自《周恩来传》（1898-1949），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2月第1版，第290页。
    （15）（16）（18）（20）转引自《张闻天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7月第1版，第243、251、253、309页。
    （21）（22）《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第1版，第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