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提建议，努力促成遵义会议的召开
    猴场会议后，争论仍未结束。在渡过乌江向遵义进军的途中，毛泽东又说服了中央许多同志。此时，王稼祥向毛泽东提出了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意见，毛泽东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建议他先同张闻天通通气。张闻天也同意王稼祥把李德、博古轰下来的意见，并且说：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我们是领导不了啦，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周恩来、朱德等人也支持上述建议。
    1935年1月上旬，红军占领遵义。1月15日至17日，在这里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主题是总结在反对第五次“围剿”和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博古主持会议并作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对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作了一些检讨，但把主要原因归之于客观。周恩来作副报告，提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错误，并主动承担了责任。随后，张闻天首先起来作了反对中央领导单纯防御军事路线的报告（通常称为“反报告”），根据会前他和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量的观点，对“左”倾军事路线提出尖锐的批评。接着，毛泽东在长篇发言中，指出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大转移严重损失的原因，主要是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表现为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突围时的逃跑主义。他还以前几次反“围剿”在敌强我弱情况下取得胜利的事实，批驳了博古用敌强我弱等客观原因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作辩护的借口。同时，比较系统地阐述了适合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战略战术和今后军事行动的方向。紧接着发言的是王稼祥，他坚决支持毛泽东的发言和张闻天的“反报告”，提出要由毛泽东来指挥红军。他们的意见获得了政治局多数同志和到会的各军团首长的赞同。会议经过三天热烈讨论，作出了以下重要决定：（1）毛泽东同志被选为常委。（2）指定张闻天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3）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4）取消在红军转移前成立的“三人团”，仍由中革军委主要负责人周恩来、朱德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上述决定的第一项，标志着毛泽东第一次进入了中央领导核心，对后来中国革命的发展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决定的第二、三项，意味着即将解除博古的党中央总负责人的职务；决定的第四项，则是正式撤销了李德的军事指挥权。
    遵照遵义会议的决定，张闻天根据毛泽东在会上的发言和自己的“反报告”，起草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经政治局通过后印发各支部。决议明确指出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不能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同时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在历次反“围剿”战役中总结的符合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战术原则。决议还分析了形势，提出党的中心任务是战胜川、滇、黔的敌军，在那里创造新的革命根据地。遵义会议后不久，常委重新进行分工，由张闻天替代博古负总责。
    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它依据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集中全力纠正当时最有决定作用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长达四年之久的统治，形成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正确领导，在极端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和红军，为胜利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新局面奠定了基础。遵义会议的圆满成功，无疑是与张闻天所起的重要作用直接有关的。由张闻天起草的遵义会议决议，也成为他摆脱“左”倾教条主义，转到正确路线上来的一个界碑。毛泽东后来在党的七大期间的一次讲话中指出：“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位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7）]
    四、高风格，自觉确立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遵义会议后，红军如何才能摆脱几十万敌人的围追堵截，仍然是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而要实现转危为安，关键在于进一步解决好军事领导与指挥。这时，毛泽东虽然已被选为政治局常委，但还没有正式决定参加军事领导。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张闻天极力支持毛泽东参与军事指挥，尤其是他替代博古在党内负总责以后，更为确立和巩固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作出了重大贡献。
    第一步，力主毛泽东重新回到红军的领导岗位。遵义会议结束后，第二天接着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常委的分工，决定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从而使红军撤离遵义以后，在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的指挥下，随时根据敌情的变化，采取高度灵活机动的运动战方针，巧妙穿插于群敌之间，在2月20日前后二渡赤水河，抢占娄山关，再取遵义城，歼灭和击溃敌人两个师28个团，俘虏3000余人，取得了长征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
    第二步，推荐毛泽东到前方担任前敌总指挥。张闻天根据遵义会议以后战争的实践，更加佩服毛泽东的战略战术原则和军事指挥才能，认为让毛泽东到前方指挥战斗更有把握，于是提议成立一个前敌司令部，请毛泽东担任前敌总指挥。为此，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和副主席周恩来、王稼祥于3月4日签发命令：“为加强和统一作战起见，兹于此次战役特设前敌司令部，委托朱德同志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同志为前敌政治委员。”（按红军中的惯例，政治委员是党在军队中的最高领导，所以前敌政治委员习惯上称为前敌总指挥。）这一新的设置和任命，显然是把前方机动灵活地指挥战役的权力交给了毛泽东。遗憾的是，在3月10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要不要攻打打鼓新场时，毛泽东不赞成硬啃的意见未能为多数人接受，以致刚担任几天的前敌总指挥职务又被撤销。但是，毛泽东不计个人得失，深感攻打打鼓新场极为不利，当晚又去找周恩来谈。第二天一早再次开会讨论，终于说服了大家，从而避免了一次将要发生的重大损失。
    第三步，支持成立由毛泽东参加的新“三人团”。通过要不要攻打打鼓新场的争论，毛泽东得出一个教训：作战不能再像过去那么多人来集体讨论，还是要成立一个几个人的小组，全权指挥军事。张闻天也认识到军事指挥必须临机决断，经常开中央会议来决定，对军事指挥不利，自己对打仗又不熟悉，是外行。于是，在3月12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张闻天将毛泽东的提议提交会议讨论。会议决定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新的“三人团”（又称“三人军事领导小组”），全权指挥作战。至此，遵义会议关于变换领导的重要决策最终完成，毛泽东进入了当时最重要的军事领导机构，标志着进一步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在毛泽东的正确指挥下，红军于5月初巧渡金沙江，终于跳出了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的包围圈，实现了遵义会议作出的渡江北上的战略决策，粉碎了蒋介石妄图把红一方面军消灭在云、贵、川边境地区的反革命计划，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