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排众议，雷厉风行贯彻知识分子政策
    中山大学教授陈寅恪，学贯中西，能用11种外国语言文字从事文史研究，是世纪难遇的一个奇才，被誉为中国学术界大师。他先后在美国哈佛大学和柏林大学梵文研究所研究梵文长达七年之久；他专攻史学，毕生注意史料的发现与考证，与注重考证的胡适交谊尤笃。他1939年就被英国皇家学会授予研究员职称，同年英国牛津大学特聘他为汉学教授。抗战胜利后，陈寅恪重返清华园，在清华大学历史系任教授。北平和平解放前夕，蒋介石下令傅斯年、王世杰、朱家骅、杭立武等，制定了两个“抢运”计划。一是把故宫博物院的文物精品，悉数装箱抢运台湾；二是“抢运学人”，把国内外知名的专家教授，也悉数“抢运”台湾。在这批“抢运”名单中，学识渊博的陈寅恪名列其中。
    曾任北京大学教授的国民党青年部长陈雪屏，受教育部委托，数次赴清华园，促请陈寅恪乘专机离开北平，均被陈寅恪拒绝。由于时局动荡，北平又面临战火，陈寅恪一生历经漂泊之苦（12岁东渡日本，后又去美国、德国及北欧等国家和地区），现在总算有个安静的书斋。后经胡适劝说，于1948年冬，与胡适同乘一架专机，从北平飞抵南京。但飞机一抵南京孝陵卫机场，陈寅恪便与胡适分道扬镖了。胡适到南京的第三天晚上，便受到蒋介石夫妇的赐宴，之后，便被聘为“总统资政”。陈寅恪只在南京住了一晚，第二天就带着全家去上海。此时是1948年12月16日。他一到上海，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就向他发出了赴岭南大学任教的邀请。1949年1月16日，陈寅恪一家到达广州，住进了陈序经校长早就为他准备好的校内西南区52号宿舍。
    广州解放前夕，国民党“战时内阁”的教育部长杭立武和财政部长徐湛，最后一次奉蒋介石之命，到岭南大学找陈序经，再次请陈序经劝陈寅恪去香港，并答应“马上给陈寅恪10万港币在香港买一座新洋房”。陈序经回答说：“我给陈寅恪15万在广州盖一幢新洋楼。”针锋相对，不欢而散。
    陈寅恪是一位名利淡泊，专心治学的典型学者，他的性格，正是一个真正学者的性格。有一件事，在当时就是一般专家学者所不能做，而且也不敢做的事。1953年10月，由陈伯达、郭沫若、范文澜、吴玉章、侯外庐等着名历史学家组成的历史研究委员会，决定在中国科学院增设两个历史研究所，扩大历史学的研究，迎接文化建设的新高潮。陈寅恪被提名担任中古史研究所的所长。这是全国学术界最高层的领导，正式表达了新中国对陈寅恪学术地位的肯定。郭沫若和李四光写了亲笔邀请信，派专人南下广州拜访陈寅恪。陈寅恪接到信的第二天，即1953年11月22日，便由他口述，由他夫人执笔，回复郭沫若和李四光。陈寅恪在信中提出他答应北上担任所长的两个条件：一、允许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二、毛公（毛泽东）或刘公（刘少奇）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他的助手冼玉清与黄萱一齐劝他不必这样提，陈寅恪十分认真地说：“我对共产党不必讲假话。”当时他提的这两个条件，传到知识界一些人的耳中，都为之一惊。这是他的性格，外人看来，既倔犟，又“古怪”。周恩来看了陈寅恪提出的两个条件后说：“可以答应陈寅恪的要求，只要他到北京来。”1954年1月16日，郭沫若再次致函陈寅恪，要求他北上就职。同年1月30日，中国科学院召开院务常委会，正式任命向达为中古史所第一副所长，所长一职，仍虚位以待陈寅恪。对陈寅恪为什么如此厚待？原来有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渊源。早年的陈寅恪，并非不过问政治的“象牙塔里的学者”，而是一位关心祖国盛衰、民族兴亡的热血青年。1915年他在波士顿参与组织中国国防会的爱国组织，反对袁世凯卖国求荣签订卖国条约21条，以唤醒国人，团结同胞，共御外侮。他每次和留学生集会，都慷慨激昂，高谈国事，探讨救国图存的方略。由于他在学识上的成就，在留学生中，被誉为“最有希望的读书种子”。1922年他和周恩来同时在柏林，周恩来对他的爱国思想和学术上的成就也早有所闻。他们两人就在1922年3月间的一天，曾在柏林一家华侨餐馆相见聚会。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一直没有忘记陈寅恪，尤其敬重他留在大陆而不去台湾、香港，称他为“爱国学者”。同年1月3日竺可桢的日记中写到：“前两天（即1月28日）周总理在政务院作报告，要团结一切爱国分子，如陈寅恪，要考虑科学家的待遇……”
    1953年，陈寅恪常常为高血压所折磨。此时，他经济困难，已不宽裕。当时已院校调整，岭南大学合并为中山大学。他的工薪，虽然在中山大学是最高的，但每月的医药费就花去不少。陶铸去陈寅恪家看望，看到这位老教授眼力不好，不能看报纸，家里又没有收音机，陶铸特地把当时算是很名贵的收音机送给了陈寅恪，让老教授每天能听广播。陶铸还特别关照中山大学党委，在陈寅恪教授经常散步的院子内，修一条白色水泥甬道，以免他迷失方向绊倒。1954年一位老党员到中山大学任党委书记，因为他不了解知识分子，尤其不了解高级知识分子，在一次会议上，点名批判陈寅恪的思想“陈旧腐朽”。陶铸知道后，严肃批评了这位党委书记，并要他亲自登门向陈寅恪赔礼道歉。
    陶铸能团结知识分子，能和他们交心，交朋友，就在于他懂得知识分子的分量。据1955年的统计，到这年为止，全国高级知识分子只有十万多一点。陶铸不止一次在党内的会议上说：“我国的知识分子，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
    1956年1月30日，《人民日报》刊出了周恩来总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一文，随即在陶铸的亲自过问下，中山大学制订了一系列照顾知识分子的措施，如：凡陈寅恪、姜立夫（着名的数学教授）两人需要用车，车队接到他们两人的电话，不用再请示学校，随时可调用学校小汽车。就在这一年，陈寅恪因双眼失明，行动不便，便在家中开“元白诗证史”的选修课，陈寅恪将他家的二楼走廊开辟为教室。
    1956年9月，由陶铸亲自提议，将原任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筹委会委员的陈寅恪和许崇清，与杜国庠、丁颖、陈焕镛、梁伯强并列为筹委会副主任，陶铸任主任。这几位副主任，都是岭南学界最具代表性的人物。1957年3月的一个晚上，陈寅恪夫妇收到请柬，进城前往东乐戏院观看广州京剧团的演出，因为时间的差错，白跑了一趟。陶铸听说此事后，想到老教授双目失明，还兴致勃勃地赶进城来看戏，一定不能让他扫兴而归，特通知京剧团，专程去中山大学为教授们演出。几天之后，广州京剧团的几位名角到中山大学与教授联欢，陈寅恪心情十分兴奋，特为京剧演员赋诗三首，由他的夫人用工整的书法，将这三首诗抄录相赠。
    原来陈寅恪也是一个京剧迷，陶铸特意安排广州京剧团的名伶送戏上门，与教授们同乐，使陈寅恪这一天过得特别愉快。从他把三个名演员的名字巧妙地镶嵌在三首诗中，就可领略老教授此时此刻的心境。
    陈寅恪当然不知道，他度过的这难忘的最愉快的一天，原是陶铸的特意安排，以补老教授的遗憾。
    这时党内有些人提出非议，认为陶铸照顾陈寅恪“太过分了”。陶铸就在干部大会上，针对这些非议，理直气壮地公开批评说：“你如果有陈寅恪这样的本事，我照样给你这样的待遇。”因为陶铸是在坚持执行中央团结高级知识分子的政策。
    在“左”的指导思想下，在那些年代，中国的政治气候，正像民间谚语所说：“二四八月乱穿衣”，变幻莫测。1957年“不平凡的夏季”，在大鸣大放之后，“反右”的扩大化，一批高级知识分子都受到了冲击。在那个特殊的历史年代，陶铸只能竭尽力所能及，保护那些他称之为“国宝”的知识分子。1958年中山大学容庚教授下放到东莞农村劳动，陶铸去东莞检查工作时，就特意到容庚教授所在的生产队去看望他。这使老教授异常感动，一个受群众批判的人，省委领导人亲临茅舍探望，这是他作梦也不敢想的事。陶铸这个行动的本身，不用细说，也改善了老教授的困难处境。
    容庚教授也是个倔老头，这时他已年过七十。31岁那年被聘为故宫博物院古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以爱好收藏古董而闻名。1956年他曾将150多件珍稀的古铜器捐献给广州博物馆，在60年代，他家还收藏有古字画达一千多幅，多为稀世之珍。这位古文字专家，生性耿直，人称“硬骨头”，名满广东学界。无巧不成书，1962年康生南下广州，突然去中山大学要拜访陈寅恪，陈以卧病在床为由，拒见这位权贵。但一向以收藏古董为癖的康生，不甘此行碰钉，改嘱中山大学去拜访容庚，倾谈之间，康生问起容庚收藏的名帖，容庚如数家珍。突然康生以行家自居，打断容庚的话，说其中一个书帖是赝品，容庚很不高兴，两人竟吵了起来。这样一位倔脾气老教授，对陶铸却亲为挚友，佩服敬仰备至。
    由于1959年的“大跃进”、“敞开肚皮吃饭”，数月之内，广东全省就多吃了近20亿斤粮食，每人每月的粮食定量一下子减为28斤，每人每天的肉量，也只能供应半两，食油每月每人半斤。1961年春天，已到了最困难的时候，每人每月只配给二两食油，每年配给二尺一寸布票，猪肉基本上就没有供应了。中山大学党委，这时按照省委的意见，对陈寅恪实行特殊供应，每天对他供应猪肉四两，给他夫人供应二两。此时陶铸心急如焚，他怀着内疚的心情多次公开检讨，检讨自己盲目号召全省农民每天“吃三顿干饭”，以致造成无粮可吃的严重局面。就是在这样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心系岭南知识分子，他亲自指示广东省委文教领导小组，提出一份高级知识分子和在广州的港澳上层人士的2000人的名单，实行分级特供。他亲笔指示：
    一、确定一个2000人的名单，包括高校副教授以及相当于副教授的研究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医疗卫生人员、作家、画家、音乐家、雕刻家、演员、国家级裁判、专业运动员及名匠巧手等，从1961年11月起，每人每月补助食油一斤，每户补助粮食10斤。
    二、在上述名单基础上，再选出百把两百人名单，对这些人实行保健制度，其诊病、用药、住院与厅局级干部同等待遇。对如陈寅恪、姜立夫等一流着名学者，他们生活上的特殊需要和困难，全部由省委负责解决。
    三、在第二项名单内的高级知识分子，休假期间居住风景区招待所，按四分之一收费。
    四、由明年开始，每年分给一定数量的外汇，归文教领导小组掌握，以便解决学术界必须进口的治病用药和研究资料等问题。
    五、明年一月恢复出版一个学术刊物，作为学术界开展争鸣的园地，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些本省学者的学术着作，以便更好地体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从陶铸的这份亲笔批示中，可以看出陶铸对知识分子关怀的细致，从改善生活条件到工作条件，他都一一作了细致的考虑，并一条条地写在批示中。特别是在这份批示中，再次把陈寅恪作为“一流着名学者”，重点提出。陈寅恪的夫人后来对她的朋友说：“只有陶铸，才真正懂得陈寅恪的价值。”在这里值得特别一提的是：1959年中国和印度发生边界争端，当时的印度在决定使用武力之前，专门组织了一个包括历史学家、外交家、研究佛教的权威学者在内的写作班子，从历史与地理沿革，向我国政府提出了领土要求。中央政府派专人征询研究梵文的史学家陈寅恪的意见时，陈寅恪向中央政府提供了当年清朝官员的有关日记、奏议等历史资料，证据确凿地明确指出：“四十多年前由英国人划定的‘麦克马洪线’，已使中国领土主权遭到了损害，吃了大亏，现在印度方面提出的领土要求很不合理。中国自主于世界民族之林，决不能容许任何人侵犯中国的领土主权完整。”这再次显示了陈寅恪强烈的爱国思想。
    1962年7月，陈寅恪已72岁，有一天不慎在家中浴池摔倒，跌断股骨。陶铸闻讯，亲自去医院看望，并和医院研究治疗方案。因为陈寅恪跌断股骨，只能长卧床上，陶铸指示，特为陈寅恪配备三个护士，在住房、吃饭、穿衣上，都给予特殊的照顾。两年后，又有人说：“我们都没有饭吃，为什么要这样优待他？”陶铸听后，勃然大怒，说：“陈先生74岁，腿断了，眼瞎了，还在一天天着书。他自己失去了独立生活的能力，像个不能独立活动的婴儿一样，难道不需要人特殊照顾吗？”陶铸一言，暂息风波。
    陶铸最早在广东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
    1961年经济困难时期，使中国发热的头脑，不得不冷却下来。这年5月21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讨论的问题之一，就是对几年来受批判处分的党员干部，进行实事求是的甄别平反……不再开展反右反“左”的斗争，也不许戴政治帽子。
    陶铸参加会议返回广州后，就雷厉风行地对在运动中斗错、批错的知识分子，主动承担责任，赔礼道歉。这年9月28日，陶铸邀请广东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到从化温泉，参加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这是被广东知识分子称为“久旱逢甘雨”的座谈会。就在这个会上，陶铸作了感人肺腑的讲话。陶铸说：“12年的实践不算短，知识分子可以说已同我们结成患难之交。几年来物质条件比较困难，没有猪肉吃，大家还是积极工作，没有躺倒不干。酒肉之交不算好朋友，患难之交才算‘疾风知劲草’，‘岁寒而后知松柏之后凋’。现在的问题，是团结高级知识分子不够，对他们信任不够……现在我们是要把团结提高到新的水平，一是尊重，二是关心。所谓高级知识分子，就是比一般人多读了一些书。中国有句古话，‘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是有些道理的……今后对于思想认识问题，只能采取关心、倾谈、切磋、诚恳帮助的办法，要把思想问题与政治问题区分开来，今后不能采用大搞群众运动的办法来解决思想问题……对于过去批判搞错的，应该平反、道歉，老老实实认错。在什么场合戴的帽子，就在什么场合脱帽子，不留尾巴。凡是三年来斗争批判错了的，我代表中南局和广东省委向你们道歉、认错。如果连这一点也做不到，哪能谈得上新的团结……同时，我还建议，今后一般不要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名词，因为这个帽子很伤害人。其次，凡属思想认识问题，一律不准再搞思想批判斗争会。第三，不准用‘白专道路’的帽子……‘红透专深’这个提法陈毅同志不同意，我也有同感。什么叫红透？红透就是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共产党员是不是就红透了？我就是没有红透的，我还不敢有这个要求，为什么要这样要求专家学者呢？”
    陶铸的讲话，铿锵有力，充满感情，当他说到他代表中南局向台下受过错误批判的专家赔礼道歉时，受过委屈的老专家们，都当场流下了热泪。
    这是陶铸在全国首次公开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几天后，陶铸在亲自主持召开的中南区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上再次重申：“他们是国家的知识分子，民族的知识分子，社会主义建设的知识分子……今后在中南地区一般不要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名词了，这个名词伤感情，帽子满天飞不行。”
    就在1961年7月到10月这四个月内，陶铸在深刻总结了建国以来“左”的指导思想，对社会主义建设造成了严重损害的教训之后，就在各种党内外的会议上，充分阐述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最基本的思想，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
    他说：“党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就是要发扬高度的民主。战国时代就有百家争鸣，各家有各家的学说，互相切磋，探讨真理，战国时代的气氛是很好的，的确是学术争鸣的黄金时代。到了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思想就不是那么活跃。今天搞社会主义，就要有广泛的民主。现在有些人视野很狭，他们不懂得：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实质上是个民主问题。”“我们的清规戒律不要太多了，不要这样也不行，那样也不行，共产党的责任，就是组织大家，把大家的意见都拿出来。‘只此一家，别无分店’是不行的。”
    在和中、小学教师座谈时陶铸说：“教育质量到底由谁负责？党要负责。当然校长也要负责，但是现在校长没有权力，不应由他负责，有权才有责，讲话不算数，怎能负责？”他十分尖锐地指出，“要实现校务委员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校长要在其位谋其政。确实是懂教育有经验，就可以做校长，不一定是共产党员。支部抓政治思想工作，对党的方针政策的贯彻进行监督。现在是支部包办行政工作，党不管党，这样改过来是不是会好些？”陶铸早在60年代初就提出教育体制改革的意见，在今天还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陶铸在谈到党内党外关系时，毫不留情地严厉指出：“现在有些党员有优越感，盛气凌人，‘我来领导你’。不关心人，不谈心，不尊重人家怎能领导？不靠真理，靠压力，靠权力，这是不成的。这样下去权力也不能长久，因为人家就不会拥护我们……自己外行，又不懂装懂，搞不好工作人家有意见就整人家，对人很不尊重。我们说党的领导是指总的政治方向，但具体业务不是包办代替……我也犯过不少错误，我们是对人民负责的，有错误就承认就检讨。古时有所谓‘君子之过为日月之蚀’，我们党员比古代君子还略胜一筹，为什么不能承认错误呢？……孙中山讲的‘精诚团结’，团结就要精诚，否则同床异梦，怎样团结？首先共产党就是得对人宽，对己严。”
    1962年3月5日，全国剧协会议和全国科学会议在广州召开，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亲临指导，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对陶铸为中南地区广东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讲话，十分赞赏，尤其对他提出的“不要再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名词了”这句话的真知卓识，尤为赏识。这次会议，在陶铸的积极参与下，两位领导同志分别发表了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重要讲话，在全国知识界引起极大反响，受到热烈欢迎。
    陈毅以他的豪放、坦诚和勇于直言，在这次会议上，作了感人至深的讲话。他说：“我们有些同志的搞法打击面太大，得界的人太多，伤了人家的心，使得有些人说：我们跟共产党走了十二年，共产党总是不信任我们，还是把我们当成外人看待，这样下去怎么行呢？……你们是人民的科学家，社会主义的科学家，无产阶级的科学家，是革命的知识分子，应该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今天，我跟你们行‘脱帽礼’”。他还说：“孔夫子三月不知肉味，我们有些人是两三年不知肉味，还是不抱怨，还是跟着我们走，还是对共产党不丧失信心，这至少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心。”陶铸只是在中南区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这次会议，是为全国的知识分子“脱帽加冕”。
    历史往往有类似的重复，这次鼓舞全国知识分子的广州会议，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不久，1962年9月8日，毛泽东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作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讲话，提出了“阶级斗争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左”倾错误论点，中国前进的历史，再一次受到挫折。在十年动乱中，广州会议被污为“黑会”，知识分子再次被列入另册，被广泛的戴上了“臭老九”的帽子。被陶铸视为“国宝”的一些国内外知名的专家学者，如陈序经、陈寅恪等等，在这场灾难中，都遭受到“四人帮”和“造反派”的迫害，身心受到残酷折磨，含恨而死。陶铸本人，因坚决抵制林彪、“四人帮”一伙反革命集团的倒行逆施，被打成“中国最大的保皇派”，也于1969年11月30日在合肥被迫害逝世。“心底无私天地宽”（陶铸诗），陶铸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至诚关怀知识分子的深厚情怀，和一个真正共产党员以人民利益为重，力排非议，保护知识分子的无畏品德，永远镶嵌在知识界的心坎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