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卫兵运动，是中国青运史上极其惨痛的一页，无论对党和国家，还是对青年一代的成长，它都是一幕历史悲剧。正确认识这场特殊青年运动的性质，对深刻认识“文化大革命”，总结青年运动的教训，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红卫兵运动是毛泽东错误发动的，被中央文革小组利用的青年运动。
    由于党的领袖毛泽东，对阶级矛盾和党内矛盾作出了错误的估计，并错误地决定发动“文化大革命”来解决这些矛盾。而要发动大规模的群众运动，首先需要寻找运动的先锋力量，青年学生天真、单纯、好冲动，又有浓厚的政治热情和天不怕地不怕的闯劲。毛泽东看中了青年学生的这些特点，一手发动了作为“文革”先导的红卫兵运动。
    1966年夏，工作组进驻各大中学校后，混乱的局势基本得到了控制。但此时毛泽东从外地回到北京，明确表示反对工作组，支持学生“造反”，并解散了工作组，使学生的“造反”风愈刮愈猛。当时，红卫兵组织还处于秘密的状态，毛泽东却在8月1日写信给清华附中的红卫兵（未正式发出），支持他们的组织和言行。几天后，他又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公布了题为《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再次对中央和地方一些领导同志向大中学校派工作组的做法进行指责。这两份并不太长的文字对红卫兵运动的产生起到了极大的刺激作用，它表明毛泽东公开支持尚处于秘密状态的红卫兵组织，赞同红卫兵的造反武器--大字报，同时也表明他鼓励学生反“走资派”的态度。这之后，老红卫兵组织由秘密转为公开，新红卫兵组织纷纷成立。紧接着，毛泽东又在天安门8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总共达1100万人次，其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场面之隆重壮观为古今中外之罕见。通过这8次接见，加剧了红卫兵对领袖的崇拜心理，肯定了红卫兵的所作所为和大串联的形式。从此，成千上万的红卫兵从四面八方涌入北京，北京的红卫兵也成群结队地奔向全国各地，在南来北往、东呼西应的大串联中，红卫兵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兴起来了。
    红卫兵运动也是被中央文革小组利用的政治工具。以康生、陈伯达、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为了达到打倒老干部、篡党夺权的目的，不择手段地利用狂热而幼稚的红卫兵。
    中央文革小组利用红卫兵运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利用红卫兵反工作组，搅乱局势。1966年7月，当工作组和“造反”学生对峙的时候，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在北京各高校频频活动，煽动学生反对工作组。例如康生在接见十几个院校的学生代表时煽动他们不要怕乱，要踢开工作组闹革命，陈伯达派人去清华大学探望被关押的蒯大富，表示对他反工作组行为的支持；江青竭力赞扬北大学生的“革命热情”，并声称自己站在他们一边。这些言行，使本来已经稳定的局势急剧恶化，最终失去了控制。二是利用红卫兵冲击党政机关，打倒老干部，乱中夺权。例如江青挑动北京地质学院红卫兵冲击地质部，张春桥鼓动蒯大富“打倒刘少奇”，戚本禹煽动重庆红卫兵反对重庆市委等等。由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煽动和蛊惑，红卫兵掀起了揪“走资派”和冲击各级党政机关的狂潮，许多老干部被批斗、打倒，备受折磨，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死，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政机关完全失去了功能，陷于瘫痪之中。
    第二，红卫兵运动是对中国青年运动优良传统的扭曲和反动。
    现代中国的青年运动，在其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些优良传统，如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精神，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在革命运动中的先锋模范作用等等。而发生在60年代的红卫兵运动，却完全扭曲和背离了这些传统。
    红卫兵运动在反对帝国主义方面的扭曲，主要表现为浓烈的盲目排外情绪。红卫兵宣称：“我们不但要登上国内政治舞台大演造反剧，还要杀到国际舞台上，大演造反剧”，“不要和平共处，就是要好战”。在这种极端思想的指导下，红卫兵对一些外国人和外国驻华机构采取了激烈的过火行为。1966年，红卫兵强行将在北京的8个英国修女驱逐出境，接着又强行爬上开往莫斯科的国际列车。1967年8月，红卫兵不顾军警的阻拦，火烧英国代办处。这个时期，我国和一些国家的关系本来就很紧张，红卫兵的过火行为更加剧了这种紧张，使我国的外交工作陷入了严重的被动局面。
    红卫兵运动反对封建主义的扭曲和变态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把文化遗产和封建主义混为一谈。红卫兵从学校冲向社会的第一个惊人之举就是破“四旧”，把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东西统统当作封建主义毒素加以“横扫”，大批文化典籍在他们手中化为灰烬，众多的文化古迹被他们破坏得面目全非。二是在反对封建主义的同时又助长了某些封建主义因素。个人崇拜是封建制度的产物，红卫兵运动却助长了它的死灰复燃；血统论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理论毒素之一，红卫兵们却把它当成精神武器。反对封建主义又助长了某些封建因素，这正是红卫兵运动的可悲之处。
    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做革命的先锋，是现代青年运动的又一优良传统和正确方向。在红卫兵运动中，这个传统也被扭曲了。红卫兵运动在“文革”中同工农的结合和“先锋”作用，却造成了工农业生产的大破坏和历史的倒退。千万支红卫兵队伍到全国各地“大串联”，把运动的“火种”撒向工厂、农村，干扰了工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也进一步加剧了“文革”形势的混乱。同时，红卫兵组织在同工农群众组织的结合过程中，插手干预工农群众组织的内部事务，激化了工农群众组织之间的矛盾冲突，一些红卫兵组织本身也长期和工农群众组织处于对立之中。此外，“文革”中的许多坏风气都是肇始于红卫兵组织然后影响到工农群众组织的。最早搞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是红卫兵组织，最早冲击各级党政机关、揪斗各级领导干部的是红卫兵组织，最早开派性斗争先例的也是红卫兵组织。
    第三，红卫兵运动是无政府主义思潮驱动下的青年运动。
    其一，绝对自由和极端民主化。
    红卫兵一开始便把斗争矛头指向学校党委和中央派到各校的工作组。在学校一再禁止大字报的情况下，红卫兵却以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来反对校党委；当工作组劝告红卫兵不要上街游行时，红卫兵却冲出学校，走上街头和社会，把游行示威作为重要的活动方式。在1967年的夺权运动中，红卫兵更是乐此不疲，猛烈冲击各级党政机关，使之完全处于瘫痪和失控之中。红卫兵运动后期，红卫兵的极端自由主义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们对中央的政策和指令完全置若罔闻。中央要他们实现大联合，他们却热衷于小团体主义、派性斗争和大规模的武斗；中央要求他们拥护“支左”部队，他们却大“揪军内一小撮”，甚至冲击、占领军事机关，抢夺军事文件、军用物资和武器弹药；中央指示他们“复课闹革命”，一些红卫兵充耳不闻，继续在社会上干预工农群众组织的大联合；中央下令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学校，一些红卫兵竟报之以武力抵抗。诚然，中央在“文革”期间的许多政策是错误的，但红卫兵的行为并非出于抵制这些错误，而纯粹是由于无政府主义意识的驱动。
    其二，山头主义和小团体主义。
    红卫兵组织的一个最大特点是它的分散性。据不完全统计，仅湘、鄂、桂三省区和京、津、沪三市就有1400多个独立的红卫兵组织。如此众多分散的小组织，没有统一的组织系统和指挥系统，必然造成山头主义和小团体主义。
    最能体现红卫兵山头主义和小团体主义作风的就是红卫兵组织之间旷日持久的派性斗争。红卫兵内部的派性斗争贯穿红卫兵运动的始终。1966年，红卫兵围绕工作组问题、血统论问题和对各级领导人的态度问题展开激烈的争斗，一开始就掺杂了小团体的利害关系。1967年，随着夺权运动的展开，红卫兵组织之间围绕政权问题、干部问题和军队问题的斗争更加尖锐，更带有明显的小团体主义色彩。在政权问题上，两派红卫兵都支持对自己有利的“支左”部队和领导干部，反对对自己不利的“支左”部队和领导干部。
    一切以“我”为转移，一切以“我”为核心，是红卫兵山头主义和小团体主义作风的另一表现。对中央的政策和意图，两派红卫兵都作对自己有利的解释，把自己打扮成“左”派和革命派，把对方说成是右派和“保守派”，唯我独尊，唯我独左。在大联合问题上两派红卫兵都强调以自己为核心，尽力为自己的小团体多拉人马，多抢席位，千方百计想吃掉对方，完全不顾大局。
    其三，组织上的极端散漫性。
    红卫兵运动中无政府主义思潮的泛滥，还表现为红卫兵组织内部的涣散。由于红卫兵组织多如牛毛，又没有严格的纪律约束，致使每个红卫兵组织的人员结构都极不稳定，纪律松弛，作风散漫。开会、集合拖拖沓沓，搞集体活动想来便来，想去便去，反映出红卫兵在组织上的极端散漫性。
    第四，红卫兵运动是灾难性的破坏运动。
    来势凶猛，规模巨大，持续了两年多的红卫兵运动，给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许多方面造成了严重的破坏。
    政治上，红卫兵运动践踏了社会主义法制，破坏了社会主义民主。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指导下，红卫兵运动把矛头指向各级党政机关，公、检、法机构也横遭厄难，处于瘫痪之中，完全丧失了作为政府法律机构的功能。同时，红卫兵对地、富、反、坏、右、“走资派”以及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采取粗暴的斗争方式，私设公堂，严刑逼供，任意抄家、揪斗，甚至将其折磨致死，严重践踏了社会主义的法制。此外，整个红卫兵运动是在无组织、无纪律的状态下进行的，无政府主义、小团体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泛滥成灾，严重破坏了社会主义正常的民主秩序。
    在经济上，红卫兵干扰破坏了工农业生产和交通运输秩序，损坏了国家财产。红卫兵刚开始到工厂、农村串联时，曾受到各级干部和群众的抵制，工农业生产尚能正常进行。但是，在红卫兵运动的强大冲击下，工厂农村很快陷入一片混乱，处于停工停产的状态。红卫兵干预工厂农村的“文革”运动，加剧了工农群众组织内部的斗争和混乱。一些红卫兵组织还和工农群众组织长期冲突、武斗，更进一步破坏了工农业生产，造成国家财产的严重损失。红卫兵在运动中成群结队，走南闯北，造成车船、码头的拥挤混乱，车船超负荷运行，交通运输常常被阻塞、中断。
    在文化教育上，红卫兵运动毁坏了大批文化设施，打乱了正常的教学秩序。在骇人听闻的破“四旧”运动中，大批文物被捣毁，大量书刊被焚烧。1966年10月，北师大红卫兵头头谭厚兰带领200余名红卫兵到山东曲阜“造孔家店的反”，仅这一次行动就毁坏文物6000余件，烧毁古书2700余册，各种字画900多轴，砸毁历代石碑1000余座。这些文物中，有国家一级保护文物70余件，珍版图书1000多册。由于红卫兵运动发端于学校，直接参加者为大中学生，因此，教育界在运动中所遭受的损失尤为严重。大批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被抄家、揪斗，横遭迫害；学校的规章制度被废止，形同空文；学生、教师停课闹革命，教学秩序被完全打乱。
    当然，“文革”期间我国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所遭受的巨大损失和破坏，不能完全归罪于红卫兵运动，但红卫兵运动在其中所起的恶劣作用是不可否认的。
    第五，红卫兵运动是贻害青年的青年运动。
    在红卫兵运动的两三年时间里，广大在校的大、中、小学生把“革命”当专业，成天在社会上东奔西忙，荒废了科学文化知识的学习；而校外的青少年，由于红卫兵运动中学校教育的中断，也失去了上学的机会，这就使红卫兵丧失了最佳年龄的最好学习时机。在紧接着的上山下乡运动中，红卫兵又经受了各种各样的磨难。当1979年大批知识青年返城时，不少人已在农村安家落户，为了达到返城的目的，许多人不得不忍受妻离子散的痛苦。返城后，他们又遇到了就业难的问题，好不容易找到工作，他们又立即被置于文凭热的强大冲击和压力之中。为了适应社会，他们比常人付出了更多的代价。
    红卫兵运动还造成了青年一代的非理想化倾向。红卫兵运动以后，红卫兵中却有不少人在反思中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毛泽东亲自发动了红卫兵运动又亲手结束了红卫兵运动，鼓起了红卫兵一代的热情又熄灭了这一热情。虽然结束红卫兵运动对国家大局来说是完全正确的决策，但客观上对红卫兵的理想和信仰却是一个打击。他们感到自己就象被人利用的拐杖，又象被父母遗弃的孩子，被社会无情地遗忘了。于是，强烈的失落感和幻灭感使红卫兵一代的许多人走上了虚无和怀疑的道路，有一些人甚至不再相信党和领袖，只相信自己；不再相信主义和理想，只相信利益和现实。红卫兵运动以后成长起来的青少年虽没有红卫兵一代的经历，但也从红卫兵的悲剧中得出了类似的结论。红卫兵运动后青少年的非理想化倾向，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损害了青少年的健康成长。
    以上事实论证了红卫兵运动是一场变态的、失败的青年运动，必须予以彻底否定。但是，对当年参加这一运动的为数众多的红卫兵，我们却要具体分析。红卫兵中的少数头头，如蒯大富、聂元梓等确实具有个人野心，在运动中起过恶劣的作用，他们受到法律制裁罪有应得。但红卫兵中的绝大多数人却是怀着良好的愿望和动机参加这一运动的。虽然他们在运动中做过不少坏事，起过不好的作用，但这不能完全怪罪于他们。红卫兵本身是运动的最大受害者之一，他们为自己的言行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希望国家长治久安而又不自觉地成了安定团结的破坏者，这是红卫兵的悲剧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