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历史的统治者，不仅重视正史的编纂，同时也十分重视地方史志的编纂。从春秋战国到宋代，地方志从初起发展到逐渐完善。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文化的繁荣，以及政治的稳定，元明清的统治者都有大规模的修志之举，不仅修一统志书，且也修省府州县志。而地方的为政者，也延续旧志所载，拾遗补缺增补前志，形成一朝多志、一地多志的局面。我国现存方志，不包括山水等专志，约8200余种。作为地方性的综合史志，其所记山川、地理、职官、选举、户口、钱粮、物产、学校、人物、风俗、艺文等许多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资料，大部分内容为正史所不载，是研究地方史极好的资料。
    北大图书馆所藏地方志4000余种，约占现存地方志品种的一半，在国内为收藏大家。馆藏古籍数据库的建设即从方志入手。从1997年年初开始，考证版本，参考史籍，填写工作单，至今已完成2000余种，其中所遇到的问题涉及到古籍编目的各个方面，笔者发现地方志与其他类型古籍相比，在纂修方式及书版流传使用上有其较为特殊的一面，前人对此认识不足，因而在编目着录时较为混乱。今就积累的材料，对这两个问题加以论述，并希望以此加深人们对地方志的认识，为地方志的着录规范化打下基础。
    一、地方志纂修的方式
    地方志发展的历史极为漫长，且又具有连续性，往往一部方志书，既保留了此前旧志的部分内容，又为此后的新志所包括，其纂修的方式较为复杂。而对地方志纂修方式的旧纳总结，不但可以加深人们对它的认识，更对编目着录时题名、卷数、责任者、责任方式的确定有着重要的意义。认识方志纂修的方式，最主要的是分析它与前志在体例、内容上的承袭关系，据此划分，可归纳为以下四种类型：
    一是创修，也即初修，就是某一地区初次纂修方志。由于地方志的编纂源远流长，因此，真正意义上的初修方志极为罕见。目前尚存的少量所谓初修方志，多是因后世行政区划的变动，而出现一个新的行政区域，当地官绅最初为其编写的方志。实际上，这类方志与下面将论及的重修方志相同，是在该行政区域原有旧志的基础上完成的，它的体例及内容都存在着对旧志的继承关系，其区别仅仅在于行政区域的名称及隶属关系有所改变。
    二是重修，又称新修，就是在前志的基础上重新修纂，其体例有所改变，内容包涵前志。如《青州府志》，目前我馆所存最早版本为明嘉靖间杜思等纂修的十八卷本，此后有万历间王家宾等纂修的二十卷本，清康熙间陶锦等纂修的二十二卷本，咸丰间毛永伯等纂修的六十四卷本，这些不同时代、不同纂修者的《青州府志》，每一种都是后者在前者资料的基础上重新修纂的，它包含着此前历次修志的内容而又有所增加，体例卷帙上对旧志既有继承也有发展，应该说它们都是独立完整的一部着作。
    三是续修，就是接续前志的内容及时限续纂，它衔接但不重复前志的内容，并且独立成书。如：清嘉庆间秦瀛等纂修有《无锡金匮县志》四十卷，卷首一卷，嘉庆十八年（1813）刻本，此书涵盖了前代历次修志的内容，体例卷帙有所改变，属重修本。至道光间，李彭龄等又纂修了《无锡金匮续志》十卷，卷首一卷，道光二十年（1840）刻本。据其《凡例》云：“嘉庆志所详不具载；轶者补之；异同者参之；其新修者，则自嘉庆庚午迄道光庚子止。”很清楚，它与前志相互衔接，在内容上不相重复，互为补充，而且它与前志一样是一部独立的着作，这是比较典型的续修方志。
    四是增修，就是不改变前志的体例，保留前志的内容，在此基础上增修补纂并将其附在前志之后。它的最大特点是依附原志而不独立成书，这也是它与续修的本质差异。这种纂修形式较为普遍，也较为复杂。其具体的方法有：
    （一）按旧志体例将增修内容加以类编，并附在前志各卷相应内容之后。它又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不另行标卷。如：清康熙间陆陇其等纂修《灵寿县志》十卷，卷末一卷，康熙二十五年（1686）刻本；同治间刘赓年等又在此书基础上重订，成《灵寿县志》十卷，卷末一卷，同治十三年（1874）刻本，刘赓年在《重修灵寿县志序》中云：“爰集邑人士，协心采办。乡虽有数子之雅，而故者实难为之词，乃依稼书先生原订旧本，每类各续于其后，条分缕析，阅十月而纂辑成编。”此书是在《康熙灵寿县志》的基础上，依照其编次，保留其全部内容，并在其相应类目之后编入增补内容而成书。它没有增加卷数，与前志在原有框架内融为一体。
    一种是另行标卷。如：《新乐县志》，明万历间张正蒙等纂修有十卷本，至清康熙、乾隆时，又相继出现了林华皖、麻廷璥等纂修的二十卷本。经检阅发现，在二十卷本中，凡一、三、五等单数卷，其内容、版刻皆与万历十卷本相同，且卷数有剜改痕迹，而其二、四、六等双数卷皆为万历以后至康、乾间内容，从字体上看版刻时期亦为清康、乾间。又据乾隆二十二年（1757）麻廷璥序云：“余方拳拳于邑志之修，喜诸绅士之先得我心也。爰是旁搜广揽，取其大文删其繁，各为编次附缀于前志之末。”知此书万历时编为十卷；康熙、乾隆纂修时在完整保留原有内容基础上，将增补内容附编于原志各卷之末，所附内容单独标卷，增为二十卷。
    （二）不按旧志体例一一类编，甚至不加任何类编，只是将增修内容集中到一起，作为续卷或续补附在原志全书之后。它又分有增修记录和无增修记录两种情况。如：清乾隆四十七年（1782）李廷芳等纂修《重修襄垣县志》八卷，至光绪六年（1880）李汝霖等在此基础上增修两卷，其卷次续接前志卷数，标为卷九、卷十。封面镌“襄垣县志续志附后乾隆四十七年重修板存杂货行”。卷端题“襄垣县续志卷之九知县李汝霖编辑”，又有光绪六年（1880）增修序文及增修姓氏，增修记录较为全面。
    无增修记录的例子如：《万历华阴县志》八卷，明王九畴等纂修，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刻本。此本至清代又增修了第九卷，其内容全部为记文，但除在书口处刻有“卷九”外，并无其它有关增刻情况的记录，甚至连卷端都没刻。因而无法考知其增修者和增修的确切年代，只是从增刻字体及记文中作品的下限为康熙四十二年判断，其增修增刻的时间约在康熙时期。
    必须指出的是，上述“创修”、“重修”、“新修”、“续修”、“增修”等词汇古人在修志时也经常使用，但随意性较大，并未做严格的界定。因而在判定其纂修性质时，应以全书的实际情况为主要依据，而不能单凭古人的某个用词。
    二、方志旧版的利用
    （一）刻印新志时对旧版的利用
    通过以上对方志纂修各种方式的归纳总结，不难看出同一地区的新旧方志之间存在着较强的联系，旧志内容在新志中常常是大量甚至全部保留。而由于地方志书版一般归官署所有，容易被长期保存下来。因而旧志的书版常为历届官署编刻新志时所利用。这种情况既多又复杂，对这一现象的分析，可进一步加深对方志特别是方志纂修方式的认识，更为编目着录时版本的确定提供充分依据。按照方志的纂修方式，刻印新志时对旧版的利用大致有以下几种类型：
    （1）重修志对旧版的利用。由于重修志包括旧志的内容，为节省经费及其它原因，在雕刻重修志书版时，往往不再雕刻与旧志重复的内容，而是将官署中保存的旧志书版中的相应部分抽出，将其排放到新刻书版中的相应位置，经过组织的新旧版便成为一套完整的重修志书版。因此，重修志的版本初刻年代有时会早于其修纂年代。根据重修志对旧志原有内容改编及加工程度的不同，又有以下几种情况：
    ①大量或全部使用旧版，并打散原版顺序，按新志的卷次、页码重新组合。如：《乾隆和顺县志》八卷卷首一卷，清黄玉衡等纂修，乾隆三十三年（1768）刻本，此本又分为四集，并于书口下镌“文集”、“行集”、“忠集”、“信集”；至清光绪五年（1879）陈守中等重纂为十卷，附卷首一卷卷末一卷。陈守中“续修和顺县志序”云：“其卷轴之次第及各门之前后，一仍其旧，惟是百余年之风物灾祥与夫忠孝节义仍分门类，续刊二卷（实为二集四卷）附于旧志四卷（实为四集八卷）之后。”说明此志基本保留旧志全部内容，只是编次略有改变。光绪十一年（1885）刻印此书时大量使用旧版，其书口所镌“文集”、“行集”、“忠集”、“信集”仍予保留，而新增内容则刻为新版，版心下复镌“智”、“仁”、“圣”、“义”、“中”、“和”。两副书版按新志的体例编次组合成一套完整的新志书版。
    ②重修志对旧志改动较大时，很难大量利用旧版，但为了节省人力物力，一些地方仍尽可能地利用旧版，特别是不易雕刻而又变化较少的图部分，其刻版常被重修志多次使用。如：《乾隆济宁直隶州志》三十四卷卷首一卷，清胡德琳等纂修，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刻本。道光时徐宗干等又纂修有十卷本，附卷首一卷卷末一卷，此志先后有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刻本及清咸丰九年（1859）庐朝安刻本。我们在咸丰九年刻本上，还可以看到部分图仍用乾隆四十三年的旧板，只是稍有修补。
    （2）续修志对旧版的利用。由于续修志与旧志间不存在内容上的重复，因此它本身并无利用旧版的情况，只是在与旧志汇印时，才会间接涉及旧版。例如：《平山县志》八卷，清王涤心等纂修，清咸丰四年（1854）刻本；《续修平山县志》六卷首一卷，清郭奇中、唐世禄等纂修，清光绪二年（1876）刻本。这两种志书都有单行印本。其后又出现了《平山县续志》八卷末一卷，清熊寿籛等纂修，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刻本。此续志有单行印本，但更多的则是与前二志的汇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