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注意的是，续修志与旧志汇印时，有时会出现一些简单的编辑加工。如《掖县志》，先后出现了《掖县志》八卷首一卷，清张思勉纂修，清乾隆二十三年（1758）刻本；《续掖县志》四卷，清张彤等纂修，清嘉庆十二年（1708）刻本；《再续掖县志》二卷，清杨祖宪等纂修，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刻本；《三续掖县志》四卷首一卷，清魏起鹏等纂修，清光绪十九年（1893）刻本。这四种志书都有单行本流传。但《三续掖县志》刻印不久，藏版者又将这四种书版按类拆分，重新编排页码成为一书，即《掖县全志》，封面题“掖县全志光绪癸巳（1893）冬合订本衙藏板”。
    （3）增修志对旧版的利用。由于增修志与旧志体例相同，内容重复较大，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依附于旧志，因而它对旧版利用得最多，情况也最复杂。根据上面对增修志的分析，它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况：
    ①按旧志体例将增修内容加以类编后刻成新版，保留原志旧版的体例秩序，并将新版插在前志相应卷帙类目旧版之后，组织成一套完整的重修志书版。由于旧版卷数、叶数相互联贯，新版一般用“又”字或“续”字排序，表示新增的内容。如：《康熙东明县志》八卷，清杨日升等纂修，清康熙十二年（1673）刻本。雍正七年（1729）周承濂等在此基础上加以增修，但未曾刻印。乾隆时储元升等再一次增修，成《乾隆东明县志》八卷，储元升序云：“予窃不自揆，欲继高杨诸公之志，将取其旧而新之。询有雍正七年未刊旧稿加以近今十余年来未登于志者，依类而增入之。”乾隆二十一年（1756）将增修内容雕刻成版，页码用“又”字排序，并将其插到康熙志旧版相应位置中，成为一套增修志书版。
    由于旧版流传使用较久，版片难免出现损坏、丢失等现象，因此编刻增修志时会对其进行适当的重刻或修补，此外，也有剜刻、改刻旧版以使整部增修志的篇章结构自然连贯的。如清光绪间刘发岏等纂修的《祁县志》十六卷，是在《乾隆祁县志》（十六卷）的基础上增修的，有清光绪八年（1882）增刻本。这个本子几乎利用了乾隆旧版的全部，但旧版中一些损坏的则重刻为新版，像卷五第一、二叶即属这种情况。而同卷中第十八叶原为“职官·教谕”类目的尾叶，旧版没有刻满，为保持全书的整体性，增修志重刻了此叶，使增修内容与原志内容相互连接。又如前面所举的《新乐县志》，即属于剜改卷数以使其自然连贯的例子。
    ②全部使用旧版（旧版丢失损坏的部分则加以修补），保留其原有的编排顺序，将增修内容刻成新版附在旧版之后，组织成一套增修志书版。前面所举清光绪增修《襄垣县志》及清康熙增修《华阴县志》即属于此类情况。
    ③一些方志书版在流传使用过程中，会在书中相应类目后或全书后增刻少量的内容，有的甚至只增刻了几条内容。其中有的还有增刻版记，增刻序跋文及续修姓氏，更多的则无任何增修情况的记载。这种情况在方志中为数不少，但《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以下简称《地联》）往往漏着。如：《顺治云中郡志》十四卷，清胡文烨纂修，《地联》只着录有清顺治九年刻本，而书中出现了少量康熙三年的内容；《顺治清源县志》二卷，清和美修，王灏儒纂，《地联》只着录有清顺治十八年刻本，书中有增补康熙初年的内容；《康熙徐沟县志》四卷，清王嘉谟纂修，《地联》只着录有康熙五十一年刻本，而书中增刻内容至乾隆二十三年。这些书都在原刻本的基础上有少量的增刻，虽说不上是正式的增修，但也反映了方志增刻的复杂情况。
    ④有的旧版在增修新志时多次利用，有的版甚至在长达数百年后还在利用。如：《乾隆满城县志》十二卷，明冀懋中修，张邦政纂，清裴国祯续修，刘之源续纂，张焕续修，张云翥等续纂，贾永宗续纂修，皮殿选续纂修，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刻，康熙十九年（1680）增刻，康熙五十二年（1713）增刻，乾隆十六年（1751）增刻，乾隆二十三年（1758）增刻，民国间后印本。书前分别列明万历四十二年“重修旧志姓氏”；康熙十九年“续修满城县志姓氏”；康熙五十二年“续修满城县志姓氏”；乾隆十六年“新修满城县志姓氏”；乾隆二十三年“续修满城县志姓氏”。书前还有历次增刻的目录，并将每次增刻内容的叶数注在目录中。经过鉴定此书的书版从万历四十二年开始刻，康熙十九年、五十二年两次增刻，乾隆十六年、二十三年又两次增刻。还经过很多次的修补，其修补具体时间和次数无法断定，最晚的印刷时限可断在民国间，因书中出现很多油印修补版。这样复杂的增刻递修本，在方志中并不少见。
    （二）方志书版的流传利用
    除了上述利用旧版组织刻印新志以外，方志书版的流传利用还有下列几种形式。
    （1）修补版
    如：《雍正抚州府志》，据咸丰二年（1852）元善《重补雍正抚州府志叙》云：“一日金溪进士前湖北竹山令徐君奏钧来谒，与之谋，更搜旧本得若干帙。于是检板之朽蠹阙逸者，捐俸金为补刊，未周三月而工竣。”封面镌“抚州府志咸丰二年补刊府学尊经阁藏板”。从序文和封面可以看出，此书只修补了雍正七年所修府志的书版，没有增刻新的内容。
    （2）后印本
    方志的后印本情况非常多，少数一些有重印牌记或封面，多数则是从它字迹模糊的现象及印书所用纸张上判定其为后印本。一般后印的确切时间很难断定，但是根据挖改讳字情况，可以判断出一些后印本及部分本子的大致刷印时间。如：《康熙宣化县志》三十卷，清陈坦纂修，清康熙五十年（1711）刻后印本。此书虽是康熙五十年的刻本，但是书中挖改了乾隆讳字“弘”“历”，其印刷时间当在乾隆间或之后。
    还有一类情况，一些书版在流传使用过程中出现了残缺，而藏版者不加修补，继续用其刷印流通，结果使一批缺叶的后印本流传于世。现在还会发现这种现象，常常是某馆藏后印本缺数叶，其它馆藏也缺少同样的叶数。
    以往学者论地方志时，将地方志归纳为具有资料性、地域性、连续性、可靠性等几大特点。其中连续性，即指连续不断之修纂，此是地方志非常重要的特点。但对于连续纂修志书的各种形式，前人没有详论者。本文所述是我们在工作实践中根据地方志纂修的特点总结出来的，兼及对书版的利用的情况，以此为研究地方志的学者和图书馆工作者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