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11月，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国民党民主促进会，民主革命同盟及其他国民党民主人士，在香港举行中国国民党民主派代表会议。1948年1月，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成立，李济深、何香凝、冯玉祥、谭平山、蔡廷锴、陈铭枢、李章达、柳亚子等为发起组织人，推举宋庆龄为名誉主席，宣布“民革”“当前之革命任务为推翻蒋介石卖国独裁政权，实现中国之独立、民主与和平”。几乎与此同时，民盟领导人沈钧儒等在香港召开了民盟三中全会，表示民盟必须站在人民的、民主的、革命的立场，与共产党“携手合作”，这次会议，标志着民盟转向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立场，“以民盟历史上的政治转折点而载入史册。”[③]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号召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建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一号召，得到了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热烈响应。5月，民盟和在港的其他民主人士纷纷致电毛泽东，毅然北上，陆续进入解放区。从香港到东北到北京，爱国民主人士和中国人民一道，终于迎来了中国民主革命的最终胜利。
    二史事述评
    通过以上重要史事的概述，可见，香港在中国新旧民主革命的历史进程中，确曾发挥过巨大的作用，概括起来说有三个方面：第一是香港成为中国内地与海外联系的桥头堡，一个重要的国际通道。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国际、赤色职工国际的联系，以及海外侨胞和国际友人对中国革命的支援，都曾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程度上利用过这个通道。第二是香港一直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前沿阵地。前期，香港人民和大陆人民对英帝国主义的侵略进行了顽强的反抗，1899年，港英第四任总督包令曾发出哀叹：“我们现在正吃着战争的恶果”。到本世纪20年代，“打倒英帝国主义”的口号响彻港岛，港英当局在香港的统治受到严重的冲击与威胁。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香港期间，中国人民又以香港为前沿，与日本帝国主义进行不屈的斗争，直至中国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第三，香港在中国民主革命长期复杂的斗争过程中，成为革命志士反抗国内反动统治的后方基地和活动据点，成为国内各重要政治力量进行政治斗争的一个舞台。经过这个落脚点、避风港和中转站，孙中山多次往返广州、上海、南洋、东京与欧美，即是一例。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中发生的中国革命，艰辛异常，危险性极大，革命志士们很好地利用了香港这个特殊的区域来与敌人周旋，保存自己，坚持和开展革命斗争。据笔者不完全检索，解放军政治学院的王永吉等学者编写的《中国现代史人物传》中，总共介绍了中国现代史各界名人240位，其中一次或数次出入过香港的至少有131位，占传主总数的54%强，这个数字很能说明问题。
    对于这种作用，香港本地学者曾有过一些很好的结论，但可惜未曾展开讨论：“中国近代史上不少的正面人物以及推动历史向积极面发展的史迹，都曾在港澳活动，在港澳发生。因此港澳的历史和经验，有其正反两面，并不纯是代表了外国策略可悲痛的一面的”[④]。这就是一个很有见解的结论，是和上述史实相吻合的。
    同时，我们可以发现，香港在中国新旧民主革命历史进程中发挥的这种作用，发生的种种关系，和国内外其他与中国民主革命密切相关的城市与地区相比，它带有自己的特征：第一，香港和中国新旧民主革命关系持久，贯穿始终。从中国第一个民主革命团体兴中会、第一个民主革命政党同盟会的活动开始，一直到民主力量汇聚香港，北上解放区，迎接中国民主革命的最后胜利，香港与中国民主革命的关系构成了中国民主革命的一个完整侧面，如果说中国民主革命是一支雄浑的交响曲，那么香港与中国民主革命的关系则是这支交响曲中的一种悦耳的伴音。第二，香港与中国民主革命的关系，高潮迭起，而又集中凸现于几个重要的历史时期，关系最为密切的有同盟会和南方武装起义时期、国民大革命和工人运动高潮时期、大革命失败后至抗日战争的前期、国民党挑起全面内战的解放战争后期。第三，关系独特。这表现为，香港没有成为过中国新旧民主革命的根据地，香港本地区的革命发动是很不充分的，香港本土的职业革命家几乎没有产生过，香港是作为客体与中国民主革命发生关系的。
    香港能对中国民主革命发生这种巨大而又特殊的历史作用，推究起来，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有关香港的三个条约是英国武装侵略的产物，中国人民从来不承认这些不平等条约，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香港仍然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香港同胞是炎黄子孙的一部分，同文同种，有共同的救国救民责任，所以，中国内地的革命志士能很自然地利用香港，从事革命活动，而香港的爱国同胞也能积极地参与和支援内地的革命。第二，由于香港所具有的独特而重要的地理位置，拱卫在珠江口东侧的香港，成为南部中国极具战略价值的进出据点，是南中国的门户。香港北面的新界以深圳河与大陆接壤，西北距广州只有150公里，有水陆路相通，西面隔珠江口分别是佛山、中山、珠海和澳门，水路不到40海里，往来进出香港十分便利。同时，香港也处于亚洲航运和国际贸易的有利中心位置，是往来东南亚、南亚次大陆、美洲、欧洲的一个枢纽。第三，也由于香港独特的政治环境。与屈辱的过程相伴生，香港在成为中国最大的对外港口和中西文化交汇点之一的同时，也迅速转化为一个资本主义社会，成为一个兼有殖民主义之“短”与资本主义之“长”的双重特性“自由港”。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三权分立，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等等，相对于内地的封建法西斯高压和严重的白色恐怖，无疑要宽松，便利于政治家的活动。所以，半个多世纪的中国民主革命都能始终和香港有密切而又独特的关系。
    注释：
    ①《国父全集》，第2册，第281页。
    ②《邓中夏文集》，第485页。
    ③史良：《在中国民主同盟成立四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
    ④彭琪瑞等编：《香港与澳门》，商务印书馆（港），1985年版，第2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