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实权派，是相对于国民党内胡汉民派、汪精卫派、阎锡山派等其他派别而言，指以蒋介石为首的掌握国民党实际统治权力的一派。国民党内派别林立，争斗激烈。蒋介石派能在其中取得实际控制权，并能统治中国社会达22年之久，除了他有一定的军事、经济实力外，还在于他有一套政治理论和哲学思想。
    该派的哲学思想，主要有戴季陶的“民生哲学”、蒋介石的“力行哲学”和陈立夫的“唯生论”。本文旨在通过对此三种思想及其相互启承关系的剖析，从整体上了解该派的哲学思想。
    一
    戴季陶的“民生哲学”产生于20年代，代表作是他于1925年七、八月份撰写的《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和《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
    “民生哲学”的主要观点，是所谓“民生是历史的重心，仁爱是民生的基础”。所谓民生是历史的重心，是说：人类的历史是一部求生的历史。”生存是人类原始的目的，同时也是人类终极的目的”[①a]；“人要生存，要发展生存，才有经济的要求；要满足经济的要求，才有政治的要求。生存的欲望，为人生一切欲望基础”[②a]，“一切国家和社会文化，都是以人类的生存为目的”[③a]。所谓仁爱是民生的基础，是说：仁民爱物、互助互爱，是人的天性，社会的常态。人类社会中“阶级的差别，并不是绝对能消灭人类的仁爱性的”[④a]，社会虽有变动，人的仁爱本性却只有发扬光大，“而没有根本的变动”[⑤a]等等。综其所说，所谓民生哲学，即认为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在于人类的求生欲望和仁爱本性。这种思想，不以人类基本的物质生活、生产为重，并离开具体的社会、国家谈论人类的“求生欲”、“仁爱性”及其对社会历史的作用，明显地是一种唯心主义历史观。
    戴季陶自称他的“民生哲学”，就是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思想基础”和“原理”。实际上是否是这样呢？
    不错，孙中山曾经提出，民生是历史的重心，是社会进化的原动力。这种笼统的提法，的确有浓厚的唯心主义色彩。但是，孙中山曾解释说：所谓“民生”问题，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即他看到，要促进社会的发展，首先要解决人民大众的衣食住等基本生活问题。孙中山把“民生主义”，即解决土地问题，作为其革命、建国纲领的重要内容之一，其思想基础也就在这里。因此，孙中山的“民生史观”是含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观点的。戴季陶把孙中山关于社会历史观上的“民生”论，集约为人类的“求生欲”，这就埋没了其中所含的积极成份，夸大了其消极成份。至于所谓仁爱是民生的基础，更与孙中山的“民生史观”不相干系。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孙中山曾经有人类的进化“以互助为原则”[①b]的提法。但是，他的用意在于否定当时盛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是对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一种批判，并没有戴季陶所谓仁爱是民生的基础的涵义。因此，戴季陶的“民生哲学”，实际上是把孙中山的“民生史观”，推到了唯心主义历史观的极致；与其说是解释孙中山的思想，不如说是借用了孙中山的名义。
    戴季陶借孙中山的思想构筑其民生哲学，其方法是强行把孙中山的思想与中国传统的思想相提并论。他一再强调，“中山先生的思想，完全是中国的正统思想；就是继承尧舜以至孔孟而中绝的仁义道德的思想”[②b]。又说：“孔子的思想，注意全在民生”，其理论“一部是中庸，是他的原理论；一部是大学，是他的方法论”，“他这一个民生哲学的理论，就是二千数百年后创造中华民国的孙中山先生所继承的理论”[③b]。
    孙中山做为一个中国人，其思想不可能不受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影响。但是，其思想基础，毫无疑问是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理论和思想。戴季陶无视这一点，不加分析和区别，就把孙中山的“民生”观念等同于传统儒家的仁义道德思想，这就必然使他所宣传的孙中山的思想“走样”。
    不仅如此，戴季陶还列出了一个“民生哲学系统表”，把中国儒家的有关概念或词汇，诸如“诚”、“智、仁、勇”、“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等，与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中的概念，同等并列，混为一谈。如其所谓“天下之达道三，民族也，民权也，民生也。所以行之者三，智仁勇也。智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一者何，诚也。诚也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④b]。由此，戴季陶实际上把孙中山的全部思想纳入了传统儒家的思想体系。只不过他主要注解了孙中山的民生观念，其他还没有一一展开而已。他的这种做法，为以后国民党实权派的思想理论建设，启开了思路，铺奠了基础。
    二
    蒋介石的“力行哲学”产生于30年代，其代表作是1932年发表的《自述研究革命哲学经过的阶段》和1939年发表的《行的道理》。另外，他在1939年发表的《三民主义之体系及其实行程序》、1943年发表的《中国之命运》，乃至在各种场合的讲演，也多有涉及。
    “力行哲学”的主要内容，包括“行”的涵义，“行”的原动力，知行关系以及“行”的内容和目的等等。
    什么是“行”？蒋介石指出：它包括天体的运行，人类的全部生活，并说：“行”“是天地间自然之理，是人生本然的天性”[⑤b]。人之所以“行”，就是“实行良知”，就是把人的本性发扬、落实，不使之被埋没。“宇宙人类所以能永远生存，能不断进步，全赖于此”[⑥b]。这里的“行”，无所不包，无所不能。它是宇宙本体，被看作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
    但是，蒋介石又提出，“行”离不开原动力“诚”。他说：“力行的起点在于‘诚’”，“这一个诚字，就是力行的精髓”[⑦b]。“诚就是无伪无妄，精益求精的力行”，“诚是行的原动力”。“诚是什么地方发出来的呢？”“能公必能诚”。“有了诚，就只知有公，不知有私”[⑧b]。这里所说的“诚”，比“行”更玄妙，它可以主宰“行”。然而，它又可以和大公无私的观念相对等。
    关于知行关系，蒋介石提出：“能知必能行”、“不知亦能行”、“不行不能知”[①c]。其意是说：对事物有了了解和认识，更便于行；不知不识者，也可按别人的指点去行；“必须实行而后始有真理，也唯有能行而后能知”[②c]。但是，蒋介石又强调说：“知的本源在于人类的天性，不必外求”[③c]。这里所说的“行”，看来是认识论上的“行”，指的是“实践”。认识论是探究知识来源问题的，可蒋介石对此含混莫解。他既承认知来源于后天的实践，同时又强调知是先天的，不必外求。
    关于“行”的内容和目的，蒋介石说：就是一个“仁”字，“我们所行的就是在行仁”[④c]；“行之极致，就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这就是我们力行的本义。这样力行，就是革命”[⑤c]。在这里，蒋介石道出了“力行”的本义，这就是要人们不顾身家性命，去行“仁”，去“革命”。至于这个“仁”、“革命”，值不值得为之拼命，似乎无须考究。由此表明，蒋介石之所以讲“行”的道理，之所以把“行”上升到本体论的高度，并不在于要人们从中得到正确认识事物的方法、道理，而在于要人们盲目的去“行”。实际上就是要人们对他所领导的“革命”，看作是绝对正确的“仁”，并无需质疑地去为之效力。
    象戴季陶一样，蒋介石的“力行哲学”也是对孙中山思想的进一步解说，即他自己所说的：是对孙中山“知难行易”说的“发挥引申”[⑥c]。言外之意“力行哲学”的基本思想是与孙中山的“知难行易”说相一致的。事实上并非如此。
    其一，孙中山的“知难行易”说，是关于认识的内容，其中的“行”就是人的实践。而“力行哲学”不仅是认识论，它还是本体论；“行”不仅指实践，而且还是宇宙本体的概念。
    其二，孙中山在认识论上基本倾向是唯物主义反映论。他在其论说中，曾列举饮食、用钱、作文、建屋、造船、筑城、开河、电学、化学、进化等大量的社会实践活动及其成果，以详细解释“不知亦能行”、“行先知后”的道理。这充分说明，孙中山所说的“行”是“后天”的，并且肯定“行”是“知”的基础和来源。而蒋介石，一方面承认“不行不能知”、“行能致知”；一方面又说“行是人类本然的天性”、“是与生俱来的良知良能”[⑦c]，并强调“知的本源在于人类的本性，不必外求”[⑧c]。这表明，蒋介石在认识论上，基本倾向是先验论的。
    其三，孙中山“知难行易”说中，没有“诚”、“仁”的概念。而蒋介石“力行哲学”中，认为“诚”是“行”的原动力；“行”就是行“仁”等等。正因为如此，蒋介石“力行哲学”中，“诚”、“公”概念及其与“行”之间的逻辑混乱关系，也是孙中山“知难行易”说中所没有的。
    总之，无论从形式上看，还是从内容、性质上看，蒋介石的“力行哲学”都已远远离开了孙中山的“知难行易”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