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扣留蒋介石，逼其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十四天后，张学良得到蒋介石口头表示的以“人格担保”停止内战准备抗日后，迅速做出送蒋返宁的释蒋行动，令周恩来、杨虎城等感到意外。对于张学良的这一决定，史学界有颇多说法，有人认为张学良此举是“遗憾的结尾”和“心血来潮”，是“匆忙之举”，是“忠君义气”。还有论者以蒋介石回南京后背信弃义造成的西安局势紧张，来全盘否定张学良的送蒋返宁之行，似乎杀死蒋介石便会解除南京对西安的压力，凡此种种。本文认为，张学良送蒋返宁是明大义、识时务、舍小我、顾大局的明智之举，具有重要的历史作用。张学良及时送蒋返宁，消弭了西安事变后列强对华的种种企图，响应中共倡导的和平解决主张，避免了因南京政府内部两派斗争引发大规模内战的可能。同时张学良放蒋也实行了他本人毕生奉行的“尊蒋”信念，以自我牺牲的代价实现了中华民族一致抗日的宏愿，不愧是“有大功于抗战事业的”。[①]
    一、送蒋返宁及时消弭了西安事变后列强对华的种种企图
        西安事变发生后，国际舆论反响十分强烈，尤其是列强各国，从自己的利益出发纷纷发表各自的声明。如何应付风云多变的国际局势，作为事变主要的发动者，张学良对蒋介石的去留问题不得不尤为慎重。
    首先，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态度使张学良始料不及。12月12日中午，中共将西安事变的情况以“万万火急”电告共产国际，16日才有复电到保安，但因电码错误，无法译出，18日中共中央去电要求重发。其间17日，张学良特意致电毛泽东和周恩来，问“国际对西安一二。一二之革命有何批评，乞告”。直到20日，共产国际才发来由季米特洛夫签发的复电，指示争取和平解决，避免内战，尽快释蒋回宁，不让日本坐收其利。然而，苏联的《真理报》和《消息报》，却连日发表社论，指责张、杨的行动“其目的乃是阻止中国之统一，破坏日益高涨的人民抗日运动”，“实际上则助日本使中国分裂。”[②]苏《真理报》12月14日还刊出“张学良叛变反对南京政府的言辞”，斯大林也发出忠告：“帝国主义大国未必容忍中国共产党取代蒋介石”[③]，认为只有蒋介石才是中国抗战的最佳统帅，积极主张释蒋，和平解决事变。张学良原以为共产国际和苏联会支持自己，现在的反应使他很感吃惊，不得其解。其实，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态度是服务于苏联外交政策需要的。苏联从1935年开始，便争取蒋介石加入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1936年3月，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到南京会晤蒋介石商谈中苏外交，出于民族利己主义的考虑，适应“武装保卫苏联”的需要，大力支持蒋介石政权，他们不愿意因张杨的行动打乱了自己在远东的计划，因而力主释蒋，争取和平解决。
    英、美对西安事变也很震惊，由于远东地区日本侵略势力的步步进逼，严重威胁本国在华利益。他们一直视蒋介石为控制中国和对抗日本的最佳依靠，极力维护和加强蒋介石政权。英美害怕一旦失去蒋介石，南京政府则可能为亲日派所控制，他们不能坐视蒋介石政权的丧失。《纽约先锋报》着文称：“张将军的政变只能害中国，并引起西方人对于远东权益的焦虑”[④]。英政府外相艾登也声称对事变引为莫大的遗憾，认为将会对中国的统一有“严重之影响”[⑤]。因此，英美驻华使节纷纷在南京和西安之间调停，赞同宋美龄营救蒋介石的种种活动，建议端纳飞西安劝说张学良。英商汇丰银行还应孔祥熙、宋子文的请求，帮助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对黄金、外汇实行无限制兑换，保证事变期间上海金融市场的稳定。英美认为，在中国与其让亲日派得势，不如促成联共抗日保住蒋介石，为了在华利益着想，力主和平解决事端，英大使还许诺：“只要释放了蒋介石，外国军队可以保证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安全。”[⑥]
    西安事变的消息传到日本后，引起日本统治集团的极大不安，外务省立即召开会议，认为事变是“中日交涉的良好转机，这自然是可喜的”[⑦]，企图借何应钦讨伐张、杨的机会，挑起大规模的内战，以便削弱中国的国防力量，坐收渔人之利。但是，日本很清楚，张、杨扣蒋行动其实是针对日本的，一旦蒋介石向张、杨妥协，便会立即在中国形成“三位一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倘中国由此而采取容共政策，则日本受害非浅。”[⑧]14日，日本驻华总领事须磨会见国民党政府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要求中国政府“不得对西安事变作任何损害日本利益的解决”。17日，外相有田发表声明，要求国民党政府“绝对不能对张学良妥协，否则日本政府将不能坐视”。23日，首相广田在枢密院会议报告中一再表明，“倘国府与张、杨以容共为妥协条件，日本则予断然排击。”态度强硬，气焰嚣张，以壮何应钦的声威，造成了国内紧张局势。
    从西安事变后列强对华态度来分析，除了日本支持何应钦发动内战，欲从中渔利外，尽管西方列强从各自利益出发，对事变有种种偏见，各方舆论不一，但促使张学良送蒋返宁，和平解决事变的主和因素仍占主导，国际舆论不能不影响张学良对处置蒋介石的态度。张学良从列强对华影响和中华民族抗战事业在国际上所处地位着想，毅然决定送蒋返宁，及时消弭了列强对华的种种企图，无疑也让蒋介石将来继续主持南京政府实行抗战有了一个“体面”的说法。
    二、送蒋返宁是实行中共倡导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结果的最佳选择
        西安事变的当天，张学良便致电毛泽东、周恩来，电文写道：“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已将蒋及重要将领等扣留……兄等有何高见？速复。”[⑨]中共中央接到张、杨电报以后，也觉得事变发生得很突然，由于事变之前，中共并不清楚，也没有参与。当欢欣鼓舞的人们平静下来后，面对张学良的来电，一时意见也难以统一。中共中央政治局对事变极为重视，连续召开会议，讨论对西安事变的处理方针。面对西安事变后极其复杂的形势，中央认为西安事变的发生会带来两种前途：一是扩大内战，这是中华民族所不愿看到的；一是给国共合作带来契机，迫使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是应当争取的光明前途。对于如何处置蒋介石的问题，党内一度情绪激昂，主张杀掉蒋介石报十年血海深仇。毛泽东同志冷静地分析说，对蒋介石的处置有上、中、下三策：“杀”是下策，“不杀不放”是中策，“放”是上策。但是解铃还须系铃人。会议结果，首先肯定了张、杨发动西安事变的良好动机，决定于16日派周恩来为中共中央全权代表赴西安与张、杨一起主持大计，并带去中共中央和平解决事变的大政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