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5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希望蒋介石“立下决心，接受张、杨二氏主张，停止正在发动之内战……抗御日寇”[⑩]。19日，中共中央发出《对西安事变的通电》，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四点建议。周恩来在西安认真听取了张、杨关于事变情况的介绍，了解了西安事变后多方的强烈反响以及蒋在事变后的态度，当即提出只要蒋介石答应抗日主张，可以考虑予以释放。对此，张学良也很赞同，他告诉周恩来，只要蒋介石同意张、杨等人联合发表的八项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应放蒋，并拥护他做全国抗日的领袖，以符合逼蒋抗日的方针。[（11）]周恩来还向张学良特别提醒，一定要保护好蒋介石的人身安全，交由亲信卫队看守。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指明了处理事变的正确方向，为“释蒋”创造了条件与根据。正如张学良后来在回忆中写道的那样：“周恩来到西安后，即成为事变当时的谋主。”[（12）]
    中共中央在充分肯定张、杨的爱国行动的同时，还在各方面给张、杨以大力支持。我党通过周恩来保持同西安的密切联系，注视事态的发展，协助处理重大问题；大力宣传事变真相，以正视听，争取社会各界对西安方面的理解与支持；在军事上支持张、杨，防止并随时打击南京方面“讨伐军”的进攻，建议张、杨在军事上火速占领潼关，派重兵布置潼关、凤翔、平凉一线，防守西安；命令红军主力集中于西安、三原、泾阳设防，与张杨部队相呼应，确保西安。12月14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电示胡服（刘少奇），指出：“我即发动民众要求南京政府接受张学良之八项抗日要求，停止内战的军事行动，把全部军队开赴晋绥前线抗战，保卫晋绥。”
    中共中央倡导的和平解决方案和为此作出的种种努力，同张学良形成了共识，增强了张学良送蒋返宁的信心，解除了后顾之忧，送蒋返宁也正符合中共和平解决事变的主张。
    三、送蒋返宁是平息南京政府内部矛盾，避免大规模内战的有效办法
        蒋介石被扣留西安的消息于12日中午传到南京，当天晚上八时，南京国民党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冯玉祥提出“商讨急救办法及目前应办事项”，临时将行政重任委托孔祥熙，军事重任委托何应钦，因为只有何应钦才能支配得了蒋介石的黄埔嫡系军官。可是南京方面在讨论解决事变的同时，由于集团内部的矛盾，很快形成主战、主和两派，双方相持不下。自从国民政府发布对张学良“褫职严办令”，以“劫持领袖统帅，目无党纪国法”为名，决定对张学良撤职查办后，何应钦便成了主战派领袖，在陈立夫、陈果夫的支持下，多次强调申讨之必要，主张用武力讨伐，以兵压西安的办法营救蒋介石。16日，何应钦就任“讨逆军总司令”，17日，国民政府又任刘峙、顾祝同为“讨逆军”东、西路集团军总司令，调兵遣将，命令中央军开赴潼关，直抵华阴、华县境内，同时派飞机滥炸渭南、赤水车站，并扬言炸平西安，大军压境，剑拔弩张，内战一触即发。直到17日，蒋介石给何应钦一手谕，指示“停止轰炸为要”，再加上西安连日突降大雪，何应钦的军事气焰方收敛了三日。
    同时，以孔祥熙和宋氏家族为代表的亲英美派也力主和平解决西安事变。13日晨，宋美龄和孔祥熙由上海飞到南京，宋美龄表示“立下决心愿竭我全力以求不流血的和平与迅速之解决”，[（13）]并表示要亲自去西安“尽力救委员长出险”。14日，她派端纳先去西安打听消息，面晤张、杨和蒋介石。宋美龄为了蒋介石的人身安全，劝阻南京不要轰炸西安，也为给西安方面留一条后路，反对武装讨伐行动。23日，宋子文、宋美龄代表蒋介石与张、杨正式谈判，24日，蒋介石口头接受张、杨的抗日条件，并保证内战不再发生，西安事变终得和平解决。
    南京方面在营救蒋介石的方法上分裂为主战、主和两派，但双方都希望释蒋返宁。冯玉祥早在14日，便请当时在南京的马相伯“以私人名义，请张学良早日护送介公返京”。孔祥熙于17日致电张、杨：“最好兄能伴同介公回京，或至太原，共同计议……盖劫持领袖逾久，吾兄所负责任逾重……国家民族之存亡，系于兄之一念。”[（14）]就连主张讨伐派的何应钦也曾致电张学良：“若不释出委座，实无以释群疑而平公愤。仍盼即日护委座南来。”[（15）]面对南京方面的内部矛盾和由此引发的内战危机，张深知，一旦蒋在西安出现意外，南京政权呈真空状态，那样的话，要么亲日派的汪精卫和何应钦成为政治、军事领袖，使抗日“皮之不存”；要么国民党内部群雄争斗，大打出手，无休止的内战烽起。张学良认为只有送蒋返宁才是解决以上问题的有效办法。正如25日他同杨虎城说的那样：“假若我们拖延不决，不把他尽快送回南京，中国将出现比现在更大的内乱，假若因我造成国家内乱，那我张学良真是万世不赦的罪人。”[（16）]张学良“唯恐夜长梦多，拖得时间长了怕出什么变故”，便计划“争取尽快让蒋走。”[（17）]当25日下午南京方面听说蒋已释放、张学良亲自送蒋返宁时，有人高呼：“好了，好了，中国亡不了了。”足见南京在事变期间局势的紧张。张学良送蒋返宁之举是顺应时势的。
    四、送蒋返宁是张学良实践毕生奉行“尊蒋”信念的唯一选择
        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依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张学良决定送蒋返宁与他长期同蒋介石结下的笃厚的私交密切相关。张学良虽然是蒋介石的下属，但个人友好情同兄弟，张学良对蒋介石敬爱有加，毕生奉行“尊蒋”的信条，“张平日尊蒋先生如师如父，蒋先生亦以慈父之心爱之，以严师之道教之。”[（18）]张学良的这一信念始终没有动摇过。
    早在1928年12月，张学良“东北易帜”，归顺国民党，便同蒋介石义结金兰；1930年，“中原大战”，当蒋介石四面楚歌之际，只有张学良通电援蒋，令蒋介石非常感动，当即函告张学良：“得友如兄，死无憾矣！”1931年“九。一八”事变，张学良甘受“不抵抗将军”的大辱，坚决执行蒋介石对日不抵抗政策，深得蒋介石的信任；1933年，热河失守，张又替蒋受过，辞职下野，使蒋得以“舍车保帅”，维护了领袖地位；张学良自欧洲考察归来，对蒋忠诚如昨，他说：“时值多事之秋，须有一个领袖来掌握中枢，裁定决策，蒋委员长足以当此重任。”足见张学良对蒋介石情非一般。
    基于张学良与蒋介石之间长期形成的友情，骊山捉蒋的行动决非一时冲动。张、杨从抗日救国的大计出发，历经“哭谏”到“兵谏”的曲折过程，但蒋介石不听劝告，一意孤行，“几次苦谏，均被申斥、拒绝，绝无改变他的主张和希望”，“费尽千方百计……逼得无路可走，方不得已而此。”[（19）]发动“兵谏”，是对蒋介石实施“最后之诤谏，使其安全，促其反省。”[（20）]这是实现张学良抗日救国理想和尊蒋的唯一选择。张学良在文告中一再声明：“我们决不是反对蒋委员长个人，是反对蒋委员长的主张和办法，反对他的主张和办法促使他反省，正是保护他。”[（21）]为此，张学良在“兵谏”前夕特意选派最亲信、最可靠的人去临潼执行“请蒋”任务，行前还反复叮嘱“千万不能伤害委员长”。蒋介石身为张学良的“阶下囚”时，张学良仍以部属之礼相待，恭敬劝谏。“张逆对委座表面上仍极恭顺，谈话时直立不坐。”[（22）]“每天三次跪求介公采纳其主张。”[（23）]12日上午，张学良对杨虎城说：“只要蒋介石接受八项爱国主张，我们还要送他回京去。”[（24）]
    12日，张学良分别致电孔祥熙、宋美龄，表示：“弟爱护介公，八年如一日，今不敢因私害公，暂请介公留住西安，促其反省，决不妄加危害”，“耿耿此心，可质天日。”[（25）]15日，张学良致电宋美龄：“数年来良之拥护介公，竭诚尽智，”“金石可渝，此心无二。”[（26）]同日，张、杨电复阎锡山，“如介公实行积极抗日，则良等自仍竭诚拥护……介公如始终不积极抗日，则对介公个人，仍当极力爱护，不成问题。”[（27）]从未有伤害蒋介石的企图。早在事变前夜，应得田便问过张学良：“抓起来逼他抗日，他答应了怎么办？不答应又怎么办？”张坚定地说：“他答应了仍拥护他做领袖，联共抗日，不答应对他不利，他不能不答应啊！”[（28）]张学良当然了解蒋介石的性格，为此，他欢迎端纳、宋氏兄妹等来西安，以便帮助说服蒋介石，使事变早日和平解决。久困西安的蒋介石见到纷纷从南京来的亲人时，也不禁“泪潸潸下矣。”[（29）]
    张学良之所以如此尊敬蒋介石，是因为在他看来，蒋介石“是中国现在的实际统治者。”只因“介公为奸邪所误，违背全国民意，一意孤行”，“置国家民族生存于不顾”，才会有事变的发生。正如张学良后来在南京法庭接受审判时所说：“你们这些人唯有委座还有点价值！其余的人死了，对中国没有任何损失。”[（30）]当宋子文、宋美龄抵达西安，劝说蒋介石接受和谈协议后，蒋仍固执地表示，“余决不能在此有签允任何条件之事。”[（31）]只能做口头的“人格担保”。25日，蒋介石口头保证说：“我答应你们的条件，我以领袖的人格保证实现。”[（32）]对此，张学良并未强求签字划押。张学良尊重蒋介石“领袖的人格”，认为至此目的已经达到，事变到了结束的时候了，并要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张学良说：“他是领袖，有领袖的人格，有可靠的信条，有崇高的尊严……我们说抓就把他抓起来，说放就叫他一走了事，他还成什么领袖？这还成什么体统？这叫他以后怎么见人，怎么办事？我亲自送他回去，使他保持威信和尊严，好见人，好办事，不致使他感到难堪，不致对我们再存怨恨和戒心，这样他所答应的条件就不至反悔了。”[（33）]蒋介石很清楚张学良到南京后的处境，在西安蒋温和地对张学良说：“汉卿，你和你的军队留在西安。”[（34）]当张送蒋到洛阳时，蒋介石还暗示他说：“汉卿，南京有人对你不谅解呀！你还是回去吧。”[（35）]但张学良坚持以此证明自己对最高统帅的忠诚，“随节来京，是以至诚……学良万死不辞。”并言“乞钧座不必念及私情，有所顾虑也。”[（36）]数十年后，张学良还回忆这段历史说：“等到了洛阳的时候，没有下飞机前，等于蒋总统保护了我……我到哪儿，他都要特别保护我，他怕别人对我不好，可是蒋总统对我很好。”[（37）]张学良让蒋介石在南京过了一个快乐的圣诞节。他们之间的关系正如蒋介石死后，张学良送的挽联所书“关怀之殷，情同骨肉；政见之争，宛若仇雠”，这是对张蒋恩怨的真实写照。可见张学良送蒋返宁是顺理成章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