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失败后，中国社会进入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军阀们假共和之名，捞一己之私。他们对外出卖国家主权，对内横征暴敛，使人们重新陷入深深的失望之中。中国人向西方学习了几十年，为什么国家依然贫弱，甚至每况愈下？如何才能实现真正的现代化？这些现实问题迫使一些先进知识分子进行新的探索。从对西方近代化的考察和对中国近代化的反思中，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认识到，中国前此的改革之所以未能取得预期的成功，未能使近代化走上良性发展的道路，关键在于国民精神素质难以承担近代化的重任。因此他们提出了人的近代化命题。
    一、近代化与人的解放
    近代化的本质是什么？人们有不同的回答。有人认为是“船坚炮利”，有人认为是工业化，有人认为是民主政治。五四时期的先进思想家则指出，这些认识虽然多少反映了近代化某一方面的内容，但都没有把握近代文明的精神实质，为此他们考察了西方近代化的发展历史。
    他们指出，人的近代化是欧洲近代文明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欧美之所以在近代崛起，走上富强之路，并不仅仅在于“金铁国会立宪”，即所谓科技发展、工业进步、民主政体建立等等，而是因为解决了人的近代化。西方的近代化就是从人的启蒙、人的解放而起步的。自文艺复兴和路德宗教改革以来，人文主义思想倡行于西方，卢梭、孟德斯鸠、伏尔泰等启蒙思想家高扬“民权自由之声”，提倡人的自主人格和与生俱来不可剥夺不可转让的平等权利，他们“振其自我之权威，为自我觉醒之绝叫”[①]，人的精神从上帝的束缚下解放出来，“欧罗巴之人心，若梦之觉，若醉之醒，晓然于人权之可贵”[②]，人们渐悟人的尊严和自我的价值，遂使自主自觉之精神、平等自由之观念“弥漫于人心”，“社会民主之观念，势亦大张”。在人权和民主思想的鼓舞下，英、法、美等国相继发生资产阶级革命，人们“群起而抗其贵族，仆其君主”[③]，推翻了封建制度和殖民统治，铲平了等级制的枷锁，“扫荡门第，平一尊卑，政治之权，主以百姓”，建立起资产阶级民主政体。教会势力大衰，因而“凡百学术之事，勃然兴起”，推动了科学技术的飞速进步和生产力的大发展，“而物质文明之盛，直傲睨前此二千余年之业绩。”[④]
    因此李大钊强调：“立宪国民之责任，不仅在保持国之权威，并宜尊重人之价值。”[⑤]鲁迅则断言，“尊个性而张精神”乃是西方近代化成功之根本。[⑥]陈独秀也将国民的自觉参与视为近代化取得成功的重要保证，他说：“法兰西之革命，法兰西之国民之恶王权与教权也；美利坚之独立，十三州人民之恶苛政也；日本之维新，日本国民之恶德川专政也。”[⑦]
    通过以上考察，五四思想家们发现，民主与科学的核心并不在于政体的组织形式、理论原则或各门学科的理论形态、物化形态，而是人在自然界和社会面前的独立自主人格和自由平等的权利意识，因而近代化不仅仅是物质文明的进步和民主政体的建立，而且是人的近代化、人的近代精神的确立。
    “本原深而难见，荣华昭而易识”，中国人民对于近代化道路的探索，也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的历程。鸦片战争后，不甘沉沦的有识之士便开始了艰苦的探索过程。从林则徐到康有为，人们提出了一个又一个救国方案，核心是向西方学习。魏源主张由军事工业的近代化入手，掌握西方致胜的长技。从洋务运动开始，中国的近代化走出了先进人物的头脑和着作，成为实际运动。它历时30年，取得颇多实绩，在建立近代陆海军、近代工业、近代学校方面有开创之功，由此，近代化事业第一次大规模出现在中国，为中国人民了解近代文明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在巩固国防、收回利权方面也取得显着成效。然而甲午战争的失败，将中日之间的差距和中国近代化的弱点明显地暴露出来，因而主张政治改革的呼声逐渐占了上风，人们开始从制度层面改造的角度考虑问题，试图将封建君主专制变为近代的君主立宪制，这表明中国人民对近代化的认识有了深化。然而戊戌变法只存在了103天就遭到镇压，中国的近代化走入低谷，思想界一片迷离彷徨，经济改革阻力重重，政治改革的路也走不通，近代化向何处去？
    鲁迅反思了已往的改革，他指出，中国近代的改革有两大方面，一是洋务运动的物质层面改革，一是维新运动的制度层面改革。在洋务运动中，洋务派“竞言武事”，以为“钩牙锯爪，为国家首事”，将军事近代化视为关键，积极引进西方先进武器装备和军事技术，建立新式军队，以为如此便可御外侮而致富强。在维新运动中，维新派提倡“制造商估立宪国会之说”，认为发展工商业、引进西方近代科学技术、与外国进行商战、实行君主立宪制，就是实现近代化的要图。然而两者都未切中近代化的根本，他们的主张只是在对外战争失败后，中国面临生死存亡的民族危机时仓促上马的急就章，而不是建立在对中国国情和外国近代化发展的深切了解之上，其内心深处惟我独尊的传统华夏中心意识并没有改变。倡导改革者虽有雄图大志，不甘沉沦，但他们“近不知中国之情，远复不查欧美之实”，因而他们借以起衰振弱、兴邦立国的大计并没有把握近代化的本原。他们学习西方时只注重其表象和外观，即所谓“物质”与“众数”，而没有领会或有意忽略了其精神实质，即人的解放。中国近代改革收效甚微，原因正在于此。[⑧]
    针地这种情况，陈独秀指出，如果认为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和先进机器便可以致富强，是“至为肤浅”的认识，只有以民主政治取代封建专制政治，才是近代化的根本问题，然而这一根本问题的解决，并不是建立某种类似西方的民主政体便可大功告成，因为辛亥之后，人民“于共和国体之下，备受专制政治之痛苦”，因而为使“共和国体能够巩固无虞，立宪政治能够畅行无阻”，必须进行思想启蒙，以近代思想改造国民精神素质，才能使民主政治有坚实的基础。[⑨]
    通过对已往改革的反思，五四思想家们认识到，中国近代的改革之所以总是达不到独立富强的初衷，关键在于其指导者没有发现和把握近代化的本质，没有认识到人的近代化的重要意义；而改革者对近代化的认识之所以难以深入，除了自身的原因之外，与他们活动于其中的社会有着很大的关系。因而五四思想家从国民素质的状况入手，对此进行了分析。
    二、国民素质剖析
    为了揭示思想层面改造对于近代化改革的重要意义，五四思想家以进化论和西方启蒙思想为武器，从历史与现实多角度透视了国民精神素质，指出自大、自私、观望和奴性等国民劣根性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
    陈独秀指出，近代以来中国人的道德沦丧十分严重。从公德来看，中国人极为缺乏参与意识。他说：“吾国专制日久，惟官令是从。人民除纳税、诉讼外，与政府无交涉。”[⑩]无论当官还是为民，都是“只知道有家，不知道有国”，对身家以外的事情普遍持旁观立场。“中国的官，无非是想弄几文钱，回家去阔气，至于国家怎样才能够兴旺，怎样才可以比世界各国还要强盛，怎样才可以为民除害，怎样才可以为国兴利，这些事是他们作梦也想不到的”，而“士、农、工、商各项平民，更是各保身家，便是俗话所说的‘各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若和他说起国家的事，他总说国事有皇帝官府作主，和我等小百姓何干呢？”这种态度推而广之，中国人甚至对与自己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事情也消极起来，“只知道听天命，不知道尽人力”，创造出了诸如“靠天吃饭”，“万事自有天作主”，“万般由命不由人”，“拗得过人，拗不过天”等俗语。（11）以私德而论，中国人在外国人的眼里也成了贪婪虚伪堕落肮脏衰弱的代名词。陈独秀说：“外人之讥评吾族，而实为吾人不能不俯首承认者，曰‘好利无耻’，曰‘老大病夫’，曰‘不洁如豕’，曰‘黄金崇拜’，曰‘游民乞丐国’，曰‘工于诈伪’，曰‘服权力不服公理’，曰‘放纵卑劣’，凡此种种，无一而非亡国灭种之资格。”（12）中国人道德沦丧的原因是什么？陈独秀认为是由于两千年的封建专制及其愚民政策所造成的奴隶根性，他说，历代所称颂的忠孝节义是奴隶的道德，轻刑薄赋是奴隶的幸福，歌功颂德是奴隶的文章，拜爵赐第是奴隶的光荣，丰碑高墓是奴隶的纪念物。因为他们的是非荣辱是听命他人，而不是以自身为本位，所以他们失去了平等人格和对是非善恶的独立判断能力。（13）根据以上分析，陈独秀将公德私德之堕落，奴隶意识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看客态度看作阻碍中国进步的主要原因。
    鲁迅早在留学期间就思考过国民性问题。新文化运动时期，他借助新的思想武器对此作了进一步分析：
    1.自大性。鲁迅指出，中国自古以来是东亚文明的中心，由于地理封闭，交通阻隔，中国与其他文明交往很少，缺乏比较，以为惟我文明，异族外国只是“无所创成”的“蠢蠢四夷”，只配向中国进贡朝贺，不配享有平等地位。即使偶尔有外族入主中原，也只是一时的武力强盛，最终要被我同化，接受华夏文明。即使鸦片战争后被迫开放，多数人仍盲目自大，不愿正视自己的弱点，明明是学习西方，偏说是“礼失而求诸野”，是重复我们的老祖宗。而且只肯承认西方物质文明的先进，方不得已，也只能接受西方民主政治的外在形式，绝不承认“三纲五常”等精神层面的东西有必要改造。这种盲目自大发展到极端就是彻底自卑的“阿Q”精神，即对现实中的自我完全失去自信，只好借助缅怀祖先的辉煌业绩和在梦幻中战胜敌人，求得心理上的平衡。鲁迅认为，这种虚骄自大既不能使民族复兴，也不能使国家富强，其结果“非自杀以从古人，将终其身更无可希冀经营。”（14）2.自私性。鲁迅认为，在封建专制制度的长期奴化与压抑下，形成了只顾一己私利，不顾国家民族命运的自私性。他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引进先进机器设备，建立西方式的民主政体，也难以实现真正的近代化，因为“人智未启，性灵未开”，人的素质并未改变；从军做工者，或图温饱，或图升官发财；经营近代工商业者，或“假力图富强之名，博志士之誉”，或企图借此大发横财；主张立宪国会者，则往往以此作为争权夺利的工具，借助专制思想未得到改造的“大群”来压制具有新思想的少数人，“见异己者兴，必借众以陵寡，托言众治，压制乃尤烈于暴君”。等而下之者，更是假“众治”之名，讨好“奔走干进之徒，至愚屯之富人，善垄断之市侩”，以遂一己私欲，难以图民族振兴的大政。（15）3.看客性。鲁迅早年怀着医学救国理想赴日留学，在一次看幻灯片时，画片上日军在中国砍杀替俄国做侦探的中国人，围观的中国人体格强壮，神情呆滞，对同胞惨死无动于衷，鲁迅称这种人为“看客”。他一再描述抨击这种看客态度，如《阿Q正传》中以看杀人为娱乐，为阿Q被游街示众喝彩的“眼光如狼”的观众，《药》中以革命者的牺牲为治病药饵的华老栓，《祝福》中一再自责而不向黑暗势力进行抗争的祥林嫂。鲁迅指出，看客们希望以消极态度换取安身立命的资本，不敢冒犯欺凌百姓的权贵，不敢与不公正的社会现象进行斗争，对国家命运漠不关心，对个人利益的追求则孜孜不已，逐渐变得卑鄙、怯懦、吝啬、胆小，在外敌入侵时只求活命，不惜卑躬屈膝，成为“不争之民”和“畏死之民”。
    4.奴性。留学日本时，鲁迅就考虑过中国的国民性，他关注三个问题，“（一）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二）中国民族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对于（一），因为古今中外哲人所孜孜追求的，其说浩瀚，我们尽善而从，并不多说。对于（二）的探索，当时我们觉得我们民族中最缺乏的东西是诚与爱，……至于（三）的症结，当然要在历史上去探究，因缘虽多，而两次奴于异族，认为是最大最深的病根。做奴隶的人还有什么地方可以说诚与爱呢？”（16）他将奴性列为国民劣根性中最重要的环节，指出其特征：一方面逆来顺受，自甘于卑贱屈辱贫寒而不自知；而一朝得势，便以贵凌贱，以强凌弱，以富凌贫，加倍压迫自己的同胞。所以一部中国史只有两个时代，“一，想作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作稳了奴隶的时代”，中国只有两种人：主子和奴才。（17）中国人对异族外国只有“禽兽”或“圣上”的称呼，没有平等的概念。（18）以奴性自处的人，得志时是主子，骄横跋扈，肆意吃人，表现出兽性的残忍；失意时是奴才，为虎作伥，摇尾乞怜，惟主子之命是从，以积极的态度分取吃人的余羹，表现出奴性的卑微和无耻。
    新文化运动时期，先进知识分子通过剖析和对比中西国民素质，认识到国民精神素质对改革的成败有着决定性影响。如果不改变国民劣根性，即使少数改革者强行移植在西方行之有效的先进科技和民主政体，也要在古代类型的国民素质面前碰得头破血流。近代化需要人的自主人格的发扬，积极参与各项改革事业，然而看客与奴性心态往往使改革者孤掌难鸣，自大与自私的心态也使改革措施变形失真。这种人性的压抑和变态成为严重阻碍国民接受近代思想的大敌。因此，为了使近代化有一个良好的环境，不仅应该重视物质与制度层面的近代化，更应该重视人的近代化。只有彻底改造人的精神，树立新的价值观念，近代化才有可能获得成功。
    三、立人思想的提出
    通过对西方近代化发展的考察和对中国以往改革的反思，通过对国民劣根性的深入剖析，五四时期的先进思想家认识到，近代化的本质在于人的解放和人的精神状况的改变。欧洲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将人从神权的束缚中解放，高扬了人的自主性和自由平等的权利，导致了近代化的大发展。中国若想实现近代化，也必须有一个人的启蒙、人的解放的过程，由此他们发出了思想启蒙的号召，指出，国民价值准则、伦理道德观念的更新和国民性的改造就是近代化的关键。正如鲁迅所说，中国百废待兴，“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19）五四思想家从四个方面阐述了其立人思想：
    第一，确立独立自主人格观和平等自由的权利意识。鲁迅认为，自主人格和自由平等的权利是民主的本原和民主政治的基础，只有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政体，才是真正的民主政体。他说，法国“自法朗西大革命以来，平等自由，为凡事首”，通过普通教育及国民教育的普及，这一思想传播到全社会，人们“久浴文化，则渐悟人类之尊严；既知自我，则顿悟个性之价值”，由此动摇了传统的信仰和习惯，而致力于个性解放和自我的实现，“社会民主之倾向，势亦大张”，推动了社会的进步。所以他认为，确立自主人格观和平等自由的权力意识对近代化极为重要，中国的改革也必须由此入手。（20）这也就是陈独秀所谓“自谋温饱，自陈好恶，自崇所信，自定权利”，既不盲从他人，也不奴役他人，惟有如此，才能“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21）这种新的人格观突破了伦理本位的传统人格观，它强调人的自主性和平等自由权利，人被置于本位和基础的地位，成为认识和实践的主体，而不再淹没于儒家“三纲五常”人伦关系的网络之中。它的确立，必将使人们更自觉地投身于救亡和改革活动。
    第二，确立理性自主的科学精神。鲁迅指出，19世纪以来，由于科学的进步和物质财富的增长，在西方产生了物质万能和科学崇拜的思想，它忽视了人在认识与改造世界时的主观能动作用，压抑人的创造力。这种思想传入中国后，与中国固有的文化自大和长者本位的劣根性结合起来，导致了物质崇拜思想、宿命论和一切惟上惟官的被动思维方式。因此，为了正确认识客观世界并进而改造之，必须“掊物质而张灵明”，即人们在认识世界时，绝不能囿于客观事物之间的现象联系，而应张大“性灵之光”，透过现象发现事物之间的本质联系。（22）陈独秀也认为，在某种意义上，科学就是关于人的解放的学说。他说，在近代以来，西方人“争吁智灵，以人胜天，以学理构成原则，自造其祸福，自导其知行”，不但推动了民主的进步，而且促进了科学的发展。（23）因此他们认为，在社会生活中，摆脱了奴隶心态，具有自主人格的人才有能力建设民主政治；在科学活动中，由理性而不是由外在权威支配的，自觉参与认识活动的人才有可能获得正确的认识。这种重视人的理性和主体性的科学观表观出浓厚的启蒙色彩。
    第三，培养爱祖国、爱人民的深厚感情。陈独秀认为，中国人不仅需要民主与科学的知识理性的启蒙，而且需要情感的启蒙。他说：“知识理性的冲动，我们固然不可看轻，自身情感的冲动，我们更当看重”，因为，对于没有情感的人，“任你如何给他爱父母、爱乡里、爱国、爱人类的伦理知识，总没有什么力量能叫他向前行动”。他从文化的角度分析，认为“支配中国人心底最高文化，是唐虞三代以来伦理的道义，道义是当然的，知识的，理性的，是偏于知识、理性的冲动”，然而“中国底文化源泉里缺少情感”，“而离开情感的伦理道义，是形式的不是里面的；离开情感的知识是片断的不是贯串的，是后天的不是先天的，是过客不是主人，是机器、柴炭，不是蒸汽与火。”在这种普遍的冷漠面前，即使如何大声疾呼自主人格和自由平等人权，也不会激起什么反响，因此他认为中国亟需爱祖国爱人民的情感启蒙，指出，只有以“崇高的、伟大的人格和热烈的、深厚的情感”来改造国民素质，使之具有“崇高的牺牲精神，伟大的宽恕精神和平等的博爱精神”，中国人才可能从麻木不仁中惊醒，才有可能接受民主和科学的思想。（24）第四，正确认识个人与国家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鲁迅指出，在封建时代，个人对国家是依附关系，个人只是家庭、国家、皇帝的附属品，不可能独立存在。由于个人的自主人格和基本权利遭到漠视，人们对国事缺乏自觉的参与意识和参与行为，因而国权也难以确保。辛亥革命前后，鉴于内忧外患日益严重的局面，有人提出人权与国权对立论，声称个人的自由平等权利与国家的独立富强要求互相排斥、非此即彼，欲争人权势必有损国权，欲争国权就不能不牺牲人权。鲁迅对此加以驳斥，他说，在近代社会，个人与国家的关系既不是依附关系，也不是对立关系，而是依存关系。他认为个性解放和平等自由的权利是民主的本质，是近代国家的基础，只有“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才能使中国由既无人权也无国权的“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不但人权得以大张，国权亦得以巩固，“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25）陈独秀也表达了类似思想，他说：“集人成国，个人之人格高，斯国家之人格亦高；个人之权巩固，斯国家之权亦巩固。”（26）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鲁迅、李大钊等先进思想家根据对中西近代化的考察与反思，提出了人的思想启蒙，人的近代化，这是对近代化的本质在认识上的突破。近代所以区别于古代，除了大机器工业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和民主政治的普遍建立等外在标志之外，人的地位的变化可以说是更基本的因素。欧洲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将人从外在的规定中解脱出来，树立起人的主体地位，人不再是神或物的从属物，不再仅仅具有中介价值，仅仅是为某种国家政治目的服务的工具或手段，仅仅是历史活动的被动的消极的参加者，人本身就是目的，具有终极价值，人的人格、尊严、价值、权利是不可剥夺的、不可替代的，人是历史活动的主动的积极的参加者。这就达到了物质与精神的统一，创造物与人的统一，极大地解放了人的潜能，创造出奇迹般的物质财富和精神文化。而中国19世纪的改革，则偏重于物质与制度层面的引进与改造，忽视了人的近代化，即使创办新式教育，鼓吹新民，倡言立宪，也仅仅是从技术角度考虑，将人当做工具，为某种特定的政治经济目的服务，仍然没有使人摆脱从属地位。因此，不仅引进的先进机器难以达到其功效，而且即使建立起民主共和政体也往往带有专制的阴影。中国人若想改变这一状况，迫切地需要发现自己作为人的价值，需要国民性的彻底改造。辛亥革命后，这种认识逐渐成为中国先进思想家的共识，以关于人的近代化的探讨为起点，揭开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序幕，它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自主人格和平等自由权利意识的觉醒，使中国的历史进程发生了重大变化。
    注释：
    ①李大钊：《〈晨钟〉之使命》，《李大钊文集》上。
    ②③（23）陈独秀：《法兰西人与近代文明》，《新青年》1卷号。
    ④⑥⑧（15）（19）（20）（22）（25）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
    ⑤李大钊：《民彝与政治》，《李大钊文集》上。
    ⑦（26）陈独秀：《一九一六年》，《新青年》1卷5号。
    ⑨⑩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新青年》1卷6号。
    （11）陈独秀：《亡国篇》，《陈独秀文章选编》上。
    （12）陈独秀：《我之爱国主义》，《陈独秀文章选编》上。
    （13）（21）陈独秀：《敬告青年》，《新青年》1卷1号。
    （14）鲁迅：《坟·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
    （16）许寿裳：《回忆鲁迅》，《我所认识的鲁迅》第59-60页；鲁迅：《坟·灯下漫笔》，《鲁迅全集》第1卷。
    （17）鲁迅：《坟·灯下漫笔》，《鲁迅全集》第1卷。
    （18）鲁迅：《热风·随感录四十八》，《鲁迅全集》第1卷。
    （24）陈独秀：《基督教与中国人》，《新青年》7卷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