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对于如何改造中国社会，人们有各种各样的主张。就毛泽东和梁漱溟而言，前者主张用革命、用阶级斗争的手段来达到目的，这种主张的思想来源是中国几千年来的农民战争，其理论来源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后者主张用“文化改造，民族自救”的方式来拯救中国，其思想来源是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文化，其理论就是他自己的“乡村建设”。不难看出，毛泽东的主张体现了一个“破坏与建设”的辩证关系（即破坏一个旧世界，建立一个新世界），而梁漱溟的主张却体现了一个“改良与渐进”的发展模式（即从改变“文化失调”来寻找中国社会的出路）。这两种理论和主张，目的是相同的，即改造中国现实社会，只是用什么方法，走什么道路则根本不同。
    一
    为了改造中国社会，在毛、梁之前已曾有过维新变法运动、太平天国革命和辛亥革命，但这些实践最终都失败了。究其原因，其中最关键的一点，是这些运动的领导者没有真正认识到改造中国的核心问题是农民的解放。而真正把农民看作中国社会改造的关键并矢志不渝地唤醒他们自觉的意识，在中国近代社会最主要的是两个人，一个是毛泽东，一个是梁漱溟。
    毛泽东出身于农民家庭，对农民在农村的境况和遭遇有切身的感受，而且也最同情和理解他们。他认为：“中国历代的农民，在封建的经济剥削和封建的政治压迫之下，过着贫穷困苦的奴隶式的生活。农民被束缚于封建制度之下，没有人身自由。地主对农民有随意打骂甚至处死之权。农民是没有任何政治权利的。地主阶级这样残酷地剥削和压迫所造成的农民极端的贫苦和落后，就是中国几千年在经济上和社会生活上停滞不前的基本原因。”[（1）]基于这样的认识，无论他是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时，还是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后，毛泽东都始终对农民报以极大的热情和关注。从文化层面上看，毛泽东早年对农民的认识多属于情感上的折射，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感受同农民的思想产生共鸣，其崇尚大同思想就是很好的佐证。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后，他的认识有了一定的升华，主要的表现是用阶级斗争眼光重新审视中国农村，以阶级分野的方法来剖析中国的社会结构。一方面，他提出：“地主阶级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主要的社会基础，是用封建制度剥削和压迫农民的阶级，是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阻碍中国社会前进而没有丝毫进步作用的阶级。”[（2）]另一方面，他又指出：在农民群众方面，“几千年来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基础。”[（3）]从对这两个“基础”（即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基础和封建主义统治中国的基础）的认识出发，毛泽东强调，改造中国就必须去掉这两个基础，而去掉这两个基础的前提是必须造成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而要发动和形成这个大的变动只有进行革命，用暴力的手段打碎一切现存的国家机器，从根本上废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使农民真正成为土地的主人。毛泽东的这种认识和主张经过多年的探索和奋斗，最终形成了他的整套完善的农村革命的理论，为共产党取得民主革命的成功奠定了思想基础。
    梁漱溟出身于典型的“书香世家”、“世宦之家”，他的早期思想发展远比毛泽东复杂得多。自他懂人事时，就非常留心时事，并参加同盟会投身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民国建立后，由于目击国事日非，又困惑于人生的烦闷，曾倾心于佛法。后又受东西方哲学尤其明代儒家王心斋的影响，写出《吾曹不出如苍生何》，开始“由佛转儒”。对这段思想转折过程，梁漱溟曾解释说：“我曾有一个时期致力于佛学，然后转向儒家，对我启发最大使我得门而入的是明儒王心斋先生；他最称颂自然，我便是由此而对儒家的意思有所理会。……后来再与西洋思想印证，觉得最能发挥尽致使我深感兴趣的，是生命派哲学，其主要代表是柏格森。……再则，对于我作学问之有帮助者，厥为读医书（我读医书与佛书同样无师承），医书所启发于我者，仍为生命，我对医学所明白的，就是明白了生命。中国儒家，西洋生命派哲学和医学三者，是我思想所从来之根底。”[（4）]可以看出，梁漱溟的早期思想，实质上就是宋明理学与柏格森哲学二者合流。
    1920年秋，梁漱溟开始在北京大学讲《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强调归宗儒家，主张只有复兴中国文化方能自强，这与所谓“五四精神”中的反孔形成鲜明的反差。此后，梁漱溟把他的兴趣和注意力重新转向社会问题。鉴于辛亥革命的失败，他认为近代欧洲民主政治制度之所以在中国没有成功，不是因军阀和政客等少数人造成的，而在于中国根本缺乏其生存的习惯。他强调“制度依赖于习惯”[（5）]。也就是说，中国要实行西洋政治制度，必须从培养民众与之相适应的新政治习惯，这样才会有民主政治的国家基础。据此，他初步形成了改造中国的基本思路，即中国之所以军阀连年混战，国家不成其为国家，根本原因在于文化失调，丢掉了中国传统的特质，整个社会陷入一盘散沙。因此，救国首先应从复兴传统文化入手，医治中国的“文化病”。中国文化说到底是农业文化，自然，复兴中国传统文化，就必须从农村做起。1926年8月，北伐战争打到长江一线，全国震动，青年人尤为兴奋。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毕竟是一种巨大的诱惑，梁漱溟的思想也发生了一次戏剧性的“觉悟”。他感到：“数年往来于胸中的民族前途问题，……不期而一旦开悟消释。悟得了什么？……否认了一切的西洋把戏，更不沾恋！相信了我们有立国之道。”[（6）]他这里所说的“西洋把戏”就是西方的近代政治制度。所说的“否认”，并不是认为中国未来不能实现它，而只是说“西洋把戏”不是“立国之道”。在梁漱溟看来，西方制度不是救急良方，而是最后结果。从中国农村复兴入手实现西方民主政治，这就是梁漱溟的觉悟。
    从上可以看出，毛泽东与梁漱溟对中国国情的认识都有一个探索和转折的过程，其差异在于各自所依据的理论不同。毛泽东等人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在付出了昂贵的“学费”后，认识到“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梁漱溟一派用历史文化观，在经历了对军阀统治和西方政治制度的沉重思考后，看到了“农村立国”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所在。很显然，这两种认识的趋同，就在于都把眼光放在了能有效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之处--农村。
    二
    梁漱溟对中国的认识可概括为“结构特殊，文化失调，没有秩序”；毛泽东对中国的认识可概括为“阶级压迫，民族剥削，社会黑暗”。前者强调“复兴”，指出“乡治”是“替农村求新生命的方法”，“是中国民族自救运动最后的一新方向”。后者则强调“革命”，指出只有用暴力推翻现存社会的一切，才能使农民真正获得解放。这一文一武从1927年至1937年展开了10年之久的“竞争”。从某种程度上讲，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农村的10年土地革命，其主要内容在打土豪，分田地，发展革命势力。梁漱溟为代表的“乡建派”在农村的10年乡村建设运动，其目的在通过这个运动，“实现政治重心经济中心都根植在乡村的一个全新组织构造的社会”[（7）]。依作者愚见，这是二者在10年中以不同方式和道路探索和实践着的一种建国运动。但，这对二者来说，都是一种极其艰难的尝试。
    秋收起义的成功与失败，逼着毛泽东不得不采取中国历史上农民战争的普遍做法，在比较偏远贫弱的农村山区找到一个立足之地，重新冷静地思考中国革命的方式、道路和前途。井冈山根据地的建立，点燃了“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为中国革命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即首先解决农村问题，然后夺取全国政权。如果说，在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已看到了农民问题的重要性，还仅仅旨在配合和深化工人运动，那么，建立、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已使他坚信，中国问题的解决，必须进行农村革命才可能完成。自此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到1930年底，建立了大小不等的10多个苏维埃地方政权，并在此基础上，于1931年11月7日，在江西瑞金召开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从此有了自己掌握控制的比较统一的政权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