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是中国现代史上英勇不屈的爱国主义者,她在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等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经受了严峻考验。她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作出了独特贡献。 宋庆龄的无私奉献,突出地表现在她协助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同中国共产党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遭到多次失败后,正当孙中山一筹莫展、走投无路之际,传来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给孙中山带来了新的希望和力量。他十分兴奋,热情地赞扬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并且满腔热忱地向社会主义的俄国去寻求推进中国革命发展的动力。在孙中山的领导下,上海出版的《民国日报》不断刊载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报导。他希望俄国成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的友好同盟者。1918年夏,正当全世界反动势力一致疯狂地诅咒和进攻年轻的苏维埃国家的时候,孙中山勇敢地向列宁和苏维埃政府发出一份贺电说:“中国革命党对贵国革命党所进行的艰苦斗争表示十分钦佩,并愿中俄两党团结共同斗争。”[①] 这期间,宋庆龄每天静坐在写字台前,帮助孙中山写信、拟电文和打字,经常工作到深夜。孙中山与列宁之间的函电往来,多由宋庆龄、廖仲恺、朱执信等帮助起草。1919年中国爆发了“五四”反帝爱国运动,正在上海闭门着书的孙中山受到很大震动,对学生、工人、市民的爱国行动深表同情和支持。他立即让宋庆龄起草一封“学生无罪”的援救电报,要求段祺瑞速放被捕学生。7月中旬,宋庆龄又代表孙中山起草致广东军政府电,要求解放被捕的工人、学生代表,使北京政府被迫释放了全体被捕者。国外十月革命的胜利和国内“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极大地推动了孙中山和宋庆龄反帝反封建爱国主义思想的发展,使他们看到了人民群众的力量,加速了他们世界观的转变。 宋庆龄世界观转变的第一个标志,是她在国共合作前后给孙中山以巨大支持和帮助,使孙中山力排众议,制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孙中山和共产国际代表及中国共产党代表举行的一系列会议,宋庆龄都积极参加,热情襄助。1922年8月,孙中山会见了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之一李大钊,他们就国共合作、改组国民党以便振兴中国的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宋庆龄回忆说:“早在1919年,他(指孙中山)就同李大钊有了接触”、“孙中山特别钦佩和尊敬李大钊,我们总是欢迎他到我们家来。”[②]李大钊在孙中山的热情邀请下,最先加入国民党,为国共两党合作开创先例。8月25日,苏俄全权代表越飞派一随员携函拜访孙中山,双方就远东局势问题交换了意见,洽商了苏俄与孙中山合作的问题。这一时期,越飞4次致函孙中山,宋庆龄帮助孙中山写了3次复函。1923年1月18日,孙中山与以养病为名秘密到上海的越飞正式会见,亲切地谈了4个多小时,越飞的夫人、秘书和宋庆龄都参加了这次重要会见。1月26日,孙中山与越飞在多次会谈的基础上发表了联合宣言,标志着孙中山“联俄”政策的确立,而这个政策的确立,又促进了他“联共”政策的进一步发展。 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专门讨论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和国际无产阶级真诚帮助下,宋庆龄帮助孙中山很快完成了国民党改组的一切准备工作。1923年11月,孙中山发表了《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及《中国国民党党纲草案》,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12月间,孙中山连续对国民党党员作了3次演讲,表示改组国民党和学习苏俄的决心。他认为:“军队战胜为不可靠,必须人战胜,乃为可靠”,“吾等欲革命成功,要学俄国的方法、组织与训练,方有成功的希望。”[③]孙中山开始了伟大的转变。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孙中山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孙中山在会上公开宣布“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主张,公布《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这次大会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国共两党的合作推动了工农运动的蓬勃发展,成为全国革命高潮的起点,这与宋庆龄的努力密切相关。 宋庆龄世界观转变的第二个标志,是她在国共合作中坚决拥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和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国民党右派不同意孙中山倾向于社会主义,对国共合作抱敌视态度,以公开退党对孙中山进行威胁。坚决拥护孙中山勇敢行动和革命思想的只有宋庆龄、廖仲恺、朱执信等少数人。宋庆龄支持孙中山给国民党输入新鲜血液的正确主张,积极参与谋略,辅佐孙中山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使孙中山“凡四十年还未完成的革命事业,在仅仅两三年内,获得了巨大的成就。”[④]国共两党结成了统一战线后,广东革命根据地得到巩固,北伐战争取得了一定胜利,推动全国工农运动的蓬勃发展。 宋庆龄世界观转变的第三个标志,是她在国共合作后,支持孙中山建立和发展革命武装力量。孙中山为了彻底消灭盘踞在惠州老巢的陈炯明叛军,他命令航空局装配、购置了10余架军用水陆飞机。1923年8月10日下午4时,广州大沙头机场拥集几百名观众,兴致勃勃地参观这批飞机试航。宋庆龄宣布试飞开始后,驾驶员分乘各机腾空而起。宋庆龄也身穿航空服,勇敢地登上1号自制飞机。当时外国的航空事业尚处于初创阶段,我国的航空事业更为落后。宋庆龄乘自己装配的飞机试飞,是冒着极大风险的。当飞机平稳着地时,机场上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孙中山历来重视航空事业,宋庆龄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参加试飞,显然是为了以实际行动实现孙中山“航空救国”的主张和发展武装力量的新方针。孙中山对宋庆龄的冒险试飞行为深深感动,他亲自把这架飞机命名为“洛士文”号,以为纪念。“洛士文”准确的译音是罗沙蒙德,是宋庆龄的英文名字,这对宋庆龄是极大的鼓舞。 宋庆龄曾几次陪孙中山视察黄埔军校。孙中山曾以《革命军的基础在高深学问》为题发表长篇演讲,他阐明了开办军校的目的,就是要重新创造革命事业,要用这个军校的学生做基础,成立革命军,进行国民革命。12月21日,宋庆龄陪孙中山去岭南大学(今中山大学),孙中山作了题为《学生要立志做大事,不可做大官》的演说,勉励学生要把国家重新建设起来,让将来民国的文明,要与各国并驾齐驱。1924年7月28日,广东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在广东大学礼堂举行,宋庆龄陪孙中山赴会。宋庆龄看到许多衣衫褴褛的农民,赤着脚带着扁担和箩筐,从广东各县徒步到广州开会,她深受感动。孙中山在会上致词,他说:这是革命党和农民的第一次见面,在中国是破天荒的一件事。农民占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他希望农民觉悟起来,联合起来,认识自己地位的重要性,努力奋斗谋求自己的幸福。 宋庆龄在孙中山逝世后,又和国民党左派一起继续坚持三大政策,维护国共合作。在北伐胜利进军中,宋庆龄积极参加救护和劳军等后勤工作。国民党红十字会召开第10次执委会议,加聘宋庆龄为征募部长,宋庆龄高兴地接受。她在武汉时期,还勇敢地担负起救护伤兵的重担。北伐军虽然取得重大胜利,但也付出了惨重代价。5月中旬,前线伤兵陆续运到武汉,集中在武汉的伤兵已近万人,因此,开展以救护伤兵为主的劳军运动,就成了巩固和发展北伐战争胜利成果的重要保证。为此,宋庆龄和何香凝等11位中央委员发起组织了北伐红十字会,后改为伤兵救护会,目标是组织前方救护队和后方医院,给伤员以物质援助和精神安慰。在宋庆龄的积极努力和组织领导之下,这阶段的救护工作取得了显着成绩,冯玉祥将军代表国民党官兵致电宋庆龄,表示感谢。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宋庆龄毅然同国民党反动派决裂。8月1日,宋庆龄和毛泽东、董必武、邓颖超等22人,以国民党中央委员名义发表宣言,痛斥背叛革命的蒋、汪集团“皆已成为新军阀之工具,曲解三民主义,毁弃三大政策,为总理之罪人,国民革命之罪人”,严正声明,“自今以后,唯有领导全国同志,誓尊总理遗志奋斗到底”。[⑤]在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八一南昌起义”爆发时,宋庆龄没在南昌,但由周恩来等25人组成的革命委员会,仍推举宋庆龄为革命委员会7人主席团成员,表明了以宋庆龄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与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无间的继续合作。 注释: ①《孙逸仙》,莫斯科1964年俄文版,第211页。 ②《孙中山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1962年11月12日《人民日报》。 ③《孙中山选集》下卷,第481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335页。 ⑤《人民日报》1987年6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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