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4月18日，根据国民党中央政治局第73次会议决议，南京国民政府在丁家桥前江苏省议会厅举行了成立典礼。这标志着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南京国民政府正式宣告成立。
    这一政权能在当时四分五裂、群雄割据的军阀混战中得以建立，除了社会历史条件及蒋介石个人的军事政治因素外，与当时中国的三大财团（即以北京、天津为中心的华北财团、以上海为中心的江浙财团、以广州、香港为中心的华南财团）的大力支持是截然分不开的。特别是江浙财团在其建立过程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拟就此问题作一探讨。
    一
    江浙财团在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过程中，竭尽了犬马之劳。
    首先，在财力方面。江浙财团在当时中国的社会经济中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上海是中国工商业最集中的城市，也是全国的金融中心。江浙财团各银行的投资人和主持人，大都是以上海为中心的苏、浙、皖三省的工商界代表人物，他们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关系十分密切。
    这一时期沪宁、沪杭一带规模较大的民族资本近代企业，大都同这些银行发生金融往来或投资关系。因此，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江浙财团拥有相当雄厚的经济实力，在中国民营资本各行业中占有较大的优势，超过当时的华北、华南等财团。具体可以用以下数据说明：1895～1913年间，上海一带设立的工厂有83家，资本总额23879万元，分别占同期全国设立的工矿数的15%和资本总额的19%；1913年，全国19家纱厂中除3家外，其余16家都在上海及其附近的无锡、南通、杭州、宁波等地。其中设在上海的纱厂有纱锭14万枚，占全国纱锭总数近30%。至1925年，上海各纱厂的纱锭数又发展到68万枚，占全国纱锭总数的36.8%，远远超过华北财团中心的天津[①]。就金融业看，“南四行”（指中国银行上海分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浙江实业银行、浙江兴业银行）中的浙江兴业银行的定、活期存款，从1921年至1927年，经常居各商业银行之首。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存款则更多，高达8978万元，远远超出“北四行”（指华北财团所属的金城银行、盐业银行、大陆银行、中南银行）。江浙财团金融势力还渗透到全国各主要银行。当时，“南四行”及其当权人物叶揆初、陈光甫、李馥荪等，都是中国银行的大股东和大存户。所以，依靠上海这一经济中心而生长起来的江浙财团，尽管政治条件不如华北财团，但在经济实力上仍稳执全国的牛耳。而且，随着北洋军阀政权力量日益削弱，华北财团势力不得已渐渐南移，向江浙财团靠拢，并渗入了江浙财团的力量。中国银行上海分行于1916年在商股控制下宣布抗拒停兑令后，形成半独立状态，事实上已为江浙财团拉了过去，逐步加入了江浙财团的行列。不久，该行经理张嘉璈（后成为江浙财团代表人物之一）调任总行副总裁，长期掌握了总行实际领导权，从而使整个中国银行同江浙财团进一步发生了关系。交通银行也有类似情况。交行的商股势力，同样操纵在江浙财团之手。在中国银行上海分行抗拒停兑令中，交行上海分行虽未参加，但不久即由接近江浙财团浙江籍的钱永铭担任上海分行经理，不久又调任北京总行总经理。
    此外，华南财团，主要偏于港、粤一带，其业务大都侧重于汇兑，不敢同江浙财团竞争，不少方面还有赖于江浙财团支持，更谈不上同其分庭抗礼了。
    因此，江浙财团凭其拥有的雄厚经济实力与居于金融中心的重要地位，竭尽全力支持南京国民政府。
    早在北伐战争期间，从1926年秋季起，江浙财团代表人物之一的张嘉璈（时任中国银行副总裁）便向广州的中央银行提供50万元的借款，该款约等于北伐时期所需军费的1／4。次年1月，又再次向蒋介石提供了一笔数额相同的款项[②]。当北伐军至上海时，江浙财团为蒋提供了数额不断增加的财政援助。江浙财团另一代表人物虞洽卿也千方百计为蒋筹集经费，仅1926年11月便通过陈光甫为主任的“二五库券委员会”募集了1800万元。1927年3月，他又同江浙财团其他负责人一起，以所谓“为维护各业安全起见”和“对外应时势需要，对内谋自身之保障”为目的，撇开与旧军阀孙传芳有密切关系、由傅筱庵任会长的上海总商会，于3月22日另行成立了包括上海县商会、闸北商会、纱厂联合会、银行公会、钱业公会、交易所联合会等60多个团体的上海商业联合会。同时，还把华北财团金融巨头钱新之（浙江吴兴人）拉来参加这个联合会并担任常委，由虞洽卿、王一亭、吴蕴斋分任主席和副主席，从而为蒋介石募集资金扩大了财力范围。同年4月1日，江浙财团先向蒋介石垫付300万元（其中银行公会200万元，钱业公会100万元）直接为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提供重金援助[③]。4月25日，又拿出300万元，犒赏蒋介石政变有功。接着又帮助蒋介石发行“江海关二五附税库券”3000万元，全数在江浙财团中摊派：上海银钱业500万元，上海商业联合会300万元，江、浙两省1200万元，绅商700万元，两淮盐商300万元。时过不久，又两次续发“江海关二五附税库卷”共4000万元[④]。这样，江浙财团在短短时间内为蒋介石提供了总共7000万元的巨款，从而使南京国民政府得以迅速组建起来。所以，可以说如果没有江浙财团上述经费资助，蒋介石上不了台，即使上了台也是站不住脚的。
    其次，在人力方面。江浙财团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集团，许多人参加过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有的还是国民党元老。而身为浙江奉化人氏的蒋介石与他们中的许多头面人物有着特殊的关系。
    江浙财团的核心人物陈其美是浙江吴兴人。1906年于日本参加了孙中山组织的同盟会，并在日本与蒋介石相识，同时介绍蒋介石参加了同盟会。1911年武昌起义时，他联络上海商团参加了武装起义。上海光复后，被任命为沪军都督。他与当时旧官僚、立宪党人、帝国主义势力相勾结，成为颇有权势的大军阀、大党阀、大财阀。蒋介石曾任陈其美的沪军都督府校级参谋，成为陈的亲信与助手。而陈其美则是蒋介石的师祖。后来陈其美被袁世凯暗杀后，蒋介石痛哭失声，立即亲往出事地点，将陈尸体运回自己在上海秘密寓所入殓，并撰文悼念。而陈其美两个侄子陈立夫、陈果夫后来也受蒋倍加关照，担任了国民政府的重要职务，成为“四大家族”重要成员。
    江浙财团另一重要代表人物虞洽卿是上海巨富，当时担任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理事长。蒋介石曾任其经纪人。1921年蒋介石因为搞投机生意失败，在上海无法立足，虞资助他离沪赴粤投奔孙中山。
    此外，如显赫一时的杜月笙、黄金荣等人，不仅是上海流氓集团头目，而且是江浙财团的打手和保镖，还是江浙财团的富翁。杜月笙后来任中国通商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他们经虞洽卿与蒋介石认识，并成为“四·一二”政变时的重要帮手。
    蒋介石正是在上述江浙财团伙伴们的鼎力相助下，从上海到广州，又从广州到南京，一路顺风，权势日升，成为南京国民政府的首脑人物。
    再次，在政治方面。蒋介石是一个很有军事谋略与政治权术的人。他的高明之处就是善于分析政治形势和敌、我、友各方状态。他深知，要想在极端混乱、群雄争霸的军阀割据中获得成功，不仅要在军事上胜过别人，还应在政治上玩弄权术。而要玩弄权术，必须要有这方面忠于他的人才。
    江浙财团的头面人物张静江、戴季陶等正是他梦寐以求的最佳人选。蒋介石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的6年生涯中与张静江、戴季陶等结下了不解之缘。凭着他们“肝胆”兄弟交情，张静江、戴季陶为蒋介石达到集党、政、军于一身的政治图谋作出了杰出贡献。
    戴季陶是浙江吴兴人，早年留学日本时参加了同盟会，和蒋介石是拜把兄弟，比蒋小5岁。他们在1916年秋上海证券交易所做生意时过从甚密。戴季陶于1925年六七月份先后写了《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和《国民党与中国国民党》两本小册子，连同他同年5月在广州发表的《民主哲学系统表》，构成了较为完整的反动理论体系--戴季陶主义。而正是这一“主义”成为国民党右派--“西山会议派”的“理论旗帜”。蒋介石后来导演的“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等，都与戴季陶这一理论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这一“理论”使蒋介石在尔后的政治权术中获得了很大成功。
    张静江也是浙江吴兴人。他的祖辈是富裕的丝商。张本人曾在巴黎开设经营古玩、茶叶、丝绸的商行，曾对孙中山早期革命活动给过经济支援。1906年，他在新加坡参加同盟会，是孙中山改组中华革命党的积极支持者。1924年1月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在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张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1925年3月，孙中山在北京患癌病，张亲去探望。他是孙中山临终签具遗嘱的目击人之一[⑤]。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被人称为“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他比蒋介石大7岁，是蒋的盟兄。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时是蒋的亲密伙伴。后来，当蒋担任了黄埔军校校长兼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总司令后，张静江应邀赴广州。当时，张静江体弱多病，但为了蒋介石进一步抓权植势，排除异已，巩固其地位，仍然赴广州积极参与政界的活动。在《中国的全貌》一书中这样写道：张静江“在民国十五年蒋介石在广东担任黄埔军校校长和兼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总司令时，应蒋邀请到广东，为了蒋介石和各派系调停，并筹措军费，参与机密工作，成为蒋的智囊，并在举行北伐战争时从内部作了很大的努力。”[⑥]在众所周知的“中山舰事件”与“整理党务案”中，他亲自参与这些政治图谋的策略，因此深得蒋的赞赏。蒋在一封信中说：“戴季陶是我的益友，而先生您是我的良师。”[⑦]确实，张静江这位“军师”在蒋介石步步高升的军政生涯中是立下了汗马功劳的。
    二
    综上所述，江浙财团从财力、人力、政治等各方面，为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作出了卓越功绩。那么，江浙财团何以会倾全力支持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
    马克思有句名言：“资本家是资本的人格化”，这是十分确切的。作为江浙财团的上述代表人物，为了维护自身的阶级利益，为其庞大的金融资本寻找出路，迫切需要自己的政治代理人。因此在“四·一二”政变与南京国民政府建立的过程中，他们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
    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制订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实现了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和各界联合的统一战线，吹响了大革命的号角，于1926年进行了北伐。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又推动了工农群众运动的高涨。汉口、九江英租界的收回，上海工人的三次武装起义，湖南、江西等省各地农民运动的迅猛发展，革命风暴席卷全国，北洋军阀统治面临总崩溃的局面。
    在上述政局大变动面前，江浙财团的这些代表人物，早已有所策划。他们眼看北洋军阀这个腐败政权已无法再加以利用，迫切需要物色新的政治代理人。于是，他们同中外反动势力纠合在一起，共同把希望寄托于蒋介石为代表的南京国民政府。早在1926年11月，当北伐军到达江西南昌时，他们急忙派代表虞洽卿前往南昌北伐军总司令部，与蒋介石晤谈。次年3月26日，当北伐军抵达上海时，虞再次访蒋，密谋策划，替蒋筹备成立筹措军饷的江苏兼上海市财政委员会。第二天，又推选荣宗敬、吴蕴斋、王晓籁等9人于3月29日“往见蒋介石总司令，接洽一切”。于是双方在政治、经济等方面达到了交易[⑧]。蒋于是从江浙财团中得到了源源不断的巨额资助，为其建立南京政权准备了充足的财源。
    那么，江浙财团给蒋介石为代表的南京国民政府提供了如此巨大的帮助，他们从中得到了什么好处呢？南京国民政府又是如何对待他们呢？
    南京国民政府对江浙财团采取了两手策略：一方面，利用国家政权的超经济强制力量予以压服。其时，随着南京国民政府对江浙财团的不断索助与硬性摊派，引起他们强烈不满。不仅中小资本家怨声载道，连民族资产阶级上层人物也持抵触态度，如吴蕴斋、王一亭、荣宗敬等。为此，蒋介石指使御用文人在题为《江浙财界与三民主义》一文中指出要对所谓不愿与“三民主义相始终”的“害群之马”予以惩处。这是一篇向他们兴师问罪的檄文。蒋介石发出这一警告令，目的在于准备杀鸡儆猴，暗示他们如要保全自己，唯有俯首贴耳给南京政府继续垫款，别无他途。
    另一方面，就是施以小恩小惠，让江浙财团的某些代表人物获得政治与经济上的利益。其一是，江浙财团从承购公债中发了一笔大财，壮大了自己的实力。当时南京政府发行的公债，基本上依照北洋政府的办法，按票面五至六折承购，年息六至八厘，还本付息则按票面十足计算。承销银行同样可得三至四分的利息。因此，他们从承销大量公债库券中获得了十分可观的暴利。
    利益之二是，江浙财团的一些代表人物，有的当了官，如钱新之任财政次长，张静江任浙江省主席，王一亭任中央救灾准备金保管委员会委员长等职；有的担任了“四大家族”的管家，如陈立夫、陈果夫等，挤入了官僚资产阶级的行列。
    利益之三是，南京政府在制定财经政策时，颇能听取他们的意见，保护他们的利益，这对促进民营工商业发展是有利的。
    然而，好景不长。上述好处只能是暂时的。当南京国民政府利用江浙财团作为垫脚石而羽毛渐丰时，便转而过河拆桥，开始对他们采取吞并、限制与排挤了。这一事实为后来南京政府所采取的一系列迫使他们破产的财经政策中得以充分的证明。如“币制改革”，完全剥夺了他们发行钞票的权利；兼并中国银行、交通银行，领导权由宋子文、孔祥熙直接掌握，而张嘉璈、李馥荪等遭排挤，等等，直至后来，江浙财团中，有的全被兼并，有的虽然勉强维持独立，但不得不屈居于“四大家族”的篱下。其代表人物（如张嘉璈、李馥荪等）也从过去主宰别人的地位逐步沦为“四大家族”的帐房和门客。江浙财团企图从扶持南京政府的过程中找到自己出路的美梦终于成了泡影。
    总之，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江浙财团的代表人物们，在1927年中国革命的紧要关头，被反帝反封建的日益强大的工农群众运动吓破了胆，他们千方百计地扶助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南京国民政府，妄图依靠蒋介石的政权力量，实现其祈求多年的日本三井、三菱式财团的梦想，从而促使旧中国经济上走上独立发展资本主义、政治上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道路，结果事与愿违，徒然充当了南京国民政府的垫脚石和附属物，不得不遭受日趋衰落的厄运。这不能不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一个悲剧。同时，也是中国人民革命的一个悲剧。这个历史教训说明了一个真理：即在强大的国际帝国主义和顽固的封建主义影响与统治下的旧中国社会条件下，照搬照抄西方资本主义模式是绝对行不通的。只有在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才是挽救中国的唯一光明大道。
    注释：
    ①彭明主编：《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一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6月版。
    ②白吉尔着、张富强、许世芬译：《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1月版。
    ③④上海市档案馆藏：《上海工商业联合会档案》。
    ⑤⑦宋平：《蒋介石生平》，吉林人民出版社1987年8月版。
    ⑥杨树标：《蒋介石传》，团结出版社1989年6月版。
    ⑧董长芝、李帆：《中国现代经济史》，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6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