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各个历史时期，始终同中国共产党紧密合作，为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反动统治，为建设新中国而共同奋斗。宋庆龄长期与中共合作的原因是什么？应作深层的分析与探讨。
    一、宋庆龄与中共都是孙中山反帝反封建革命事业的扞卫者、继承者和实践者
        1936年9月，毛泽东在给宋庆龄的信中说：“一九二七年后，真能继续孙中山先生革命救国之精神的只有先生与我们的同志们。”[①]孙中山逝世后，特别是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之后，宋庆龄在先后发表的声明和谈话中，强调指出，孙中山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具有无畏的精神，“为了在中国革命中指导我们，孙中山把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交给我们”，“孙中山认为民生主义在我们革命中是基本的”，“孙中山曾明确地说明，他的三大政策是实行三民主义的唯一方法。”进而严正地指出：“孙中山的政策是明明白白的。如果党内领袖不能贯彻他的政策，他们便不再是孙中山的真实信徒；党也就不再是革命的党，而不过是这个或那个军阀的工具而已。”[②]尽管那些国民党冒牌领袖们危害了三大政策，但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终究是要胜利的。革命在中国是不可避免的。”[③]孙中山“制定了三大政策的行动纲领来加强三民主义。”[④]她深信，“三大政策是革命的思想与方法的基本部分。”[⑤]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宋庆龄曾多次强调，“唤醒民众，组织民众，实现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才能救中国于危亡。”[⑥]她根据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情况，曾设想“这个合作在当前和将来的目标，是建立一个三民主义的共和国”。[⑦]她曾痛斥汪精卫“这个卖国的汉奸，竟敢曲解孙先生的学说，随便加以涂改。”[⑧]并对那些“一知半解的信徒们”提出忠告：“进一步，我们要晓得，抵抗侵略，提高民权，改善民生，有同样的重要性，应该同时并进的。”并强调“孙中山先生的主义，全部实现之日，也便是国家独立的真正实现之时。”[⑨]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党人不仅在国民党“一大”上表示执行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而且在蒋介石、汪精卫背叛之后，继续孙中山的革命精神，在革命斗争中，实行孙中山的革命的三民主义，高举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旗帜，将民主革命推向前进。在当时形势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率领了工农武装在农村开展土地革命，着手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也就是“孙中山认为民生主义在我们革命中最基本的”问题。对农民组织起来，推翻地主阶级和封建剥削制度的斗争，宋庆龄是十分支持的，称赞说：“成百万个有组织的农民，……为了实现‘耕者有其田’，参加了斗争。”关于土地革命，她强调指出：“没有土地革命就不可能推翻封建制度；土地革命如果不能实现，整个革命就不可能有任何进展。因此，谁反对土地革命，反对千千万万的农民获得经济解放，谁就站在反革命阵营那边。”[⑩]早在30年代，宋庆龄就把实现孙中山的政治主张和理想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曾对美国反法西斯战士达德教授说：“你这次来中国是初次。你一定会发现中国的情形很糟很糟。但是我劝你相信，中国的情形一定会好起来的。中国有个共产党，我看希望就在这里。”[（11）]
    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中国共产党向当时当权的国民党表示：“我们不但不拒绝三民主义，而且愿意坚决地实行三民主义，而且要求国民党一道实行三民主义，而且号召全国人民实行三民主义。”[（12）]抗日战争期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模范地实行对外争取独立的民族主义，对内实现民主自由的民权主义和增进人民幸福的民生主义。当蒋介石集团准备发动内战之时，中国共产党在它所领导的解放区实行了土地改革。在新中国成立之际，宋庆龄热情洋溢地称颂：“我们达到今天的历史地位，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唯一拥有人民大众力量的政党。孙中山的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的胜利实现，因此得到可靠的保证。”“中共在农村所实行的耕者有其田的政策，已证明了这一点。”[（13）]由于宋庆龄和中共都是孙中山事业的扞卫者、继承者和实践者，因此就能长期合作并能广泛地团结一切信奉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力量，个人、组织和团体。
    二、宋庆龄与中共合作的出发点都是依靠人民、相信人民、为人民服务。
        正因为宋庆龄和中国共产党坚持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因而赢得了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尊敬和爱戴宋庆龄在1924年7月陪同孙中山出席了广东省第一次农民大会，“这是我们第一次看见必然成为中国新力量的中国人民来参加革命。”农民的革命精神，“我深深地受了感动”，并认为“这是革命成功的起点。”[（14）]宋庆龄在与蒋介石的斗争中，严正声明：“我和我国亿万劳苦大众紧密团结在一起，他们必将战胜血腥的反动派。”[（15）]她痛斥戴季陶时再次表示：“我是代表被压迫的中国民众说话。这是你知道的。”[（16）]宋庆龄曾明确表示：“我对人民基本上是正确的这一点，从不失去信心。”[（17）]一再要求自己及其所领导团体的工作人员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18）]只要是人民的需要，革命的需要，她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她对中华民族总是充满着信心。在抗日战争的艰难岁月中，宋庆龄坚定地相信：“中华民族像一个人样的站起来反抗日本侵略者了。在中国全部历史中，我们从未见过精神、行动和意志这样的团结一致。四万万五千万的中华民族是必然不会灭亡的。地球上没有一个力量可能消灭她。”[（19）]而“日本的武力已不过成为一只纸老虎。”[（20）]上海解放后，她非常兴奋地对朋友说：“解放了就好了。国民党的失败，是我意料之中的。因为它敌视人民、反对人民、压迫人民；共产党取得胜利，是必然的。因为它代表人民、爱护人民，为人民谋福利。”[（21）]随后，她在1949年7月1日发表了《向中国共产党致敬》一文中，怀着极为欢欣鼓舞的心情热烈呼唤：向人民的力量致敬！向人民的自由致敬！向全世界民主斗争中的同志致敬！向中国人民解放军致敬！向中国共产党致敬！这是正义之声，它反映数亿中国人民的心声。宋庆龄参加开国大典返沪后发表了《华北之行的印象》一文，指出：“它使我更认识了人民的力量。我看到凭了人民的力量，我们具有历史性的政府诞生了。我亲眼看到了由于中国共产党和我们的领袖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和真正革命精神所获得的杰出成就。”[（22）]几十年来，宋庆龄一贯热爱人民，相信和依靠人民的力量，相信和尊重代表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同样，宋庆龄被中国共产党视作中华民族的杰出代表和亲密战友。
    三、宋庆龄与中共合作有牢固的思想基础--无产阶级世界观
        经过大革命的实践、赴苏欧考察以及研读马克思主义着作、中共刊物，在三十年代初，宋庆龄实现了由激进民主义义者到共产主义者的转变。
    如果说，在大革命失败后，宋庆龄在探讨中国革命问题上，还是站在国民党左派立场，以孙中山三民主义为思想基础，认为民生主义“是解答中国基本社会变革问题的主义”。[（23）]那么，她赴苏联及欧洲考察的革命实践是世界观发生根本转变的起点。访问苏联和欧洲这虽并非直接参加社会主义革命，但是她深入实地考察的活动也是革命的社会实践的一种。自身的实践往往比时代的影响更有力，赴苏联及欧洲考察，参加世界反战活动，同时学习马克思主义，在追求真理过程中实现了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的密切结合。这是宋庆龄比许多同时代的人，以较快速度转变为共产主义者的重要原因。
    宋庆龄到苏联以后，阅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着作，并逐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其所以能接受马克思主义，这是因为：一方面有了大革命失败的血的教训，促使她为寻找中国革命的新道路而勤奋学习。另一方面，经过对苏联和欧洲的访问活动，看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欣欣向荣，朝气蓬勃的社会制度，也看到了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看到帝国主义的战争本性，法西斯主义的猖獗，对劳动群众剥削压迫的残酷，文化与生产进步的停滞等，这些现实促使她发展了新的思想意识，新的观点，从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宋庆龄在30年代初发表的几篇论着中所阐述的理论观点，反映了她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形成，其中特别是1933年9月的《中国的自由与反战斗争--在上海反战大会上的演词》，显得尤为集中。
    首先，阐述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和社会主义的必然胜利。
    她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社会制度的根本区别上，指出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是目前时代的特征。她说：“目前是资本主义制度垂死的时代。资本主义正在不顾一切地寻求出路”，“寻求消除世界危机的办法，但结果反而加深了危机，使矛盾和冲突较前更加明显。”“今天，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正陷于剧烈的经济战争中”。“这个建筑在剥削制度之上的旧社会，必将进入一个战争与革命的时代”。
    “资本主义制度带来了毁灭它自己的阶级--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凭着它在生产上所占的支配地位和明确的阶级利益，已经发展了自己的思想意识；而且今天已经取得了领导地位，领导着全世界被剥削和被压迫的人民--一切资本主义国家、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里的工人和农民从事斗争。”
    “因此，目前的时代标志了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的诞生。”“无产阶级革命便成为我们这一时代最迫切的社会需要了。”[（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