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时，我在东北大学念本科仅18天，不久，东北全境沦陷。眼见依靠提倡教育、振兴实业和鼓动东北军抗日的种种努力化为泡影，我不由得怒火中烧。为了不当亡国奴，我与张希光、张金辉结伴流亡北平，寻求救国之路。严酷的现实使我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要想收复失地，不能依靠当权者，只有依靠人民武装才能反抗日本侵略者。为此，从1932年初到1934年5月，我曾先后两次返回东北参与宣传动员群众、联络东北军旧部、组织抗日义勇军等活动。1934年5月，根据党组织的决定，我回到北平，复学于东北大学，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在党的直接领导下，更加自觉地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一二·九”运动时，我和姚依林、郭明秋、黄敬等共产党员进行了具体的组织工作，直接指挥了这场震惊中外的抗日救亡运动。
    应张学良将军邀请赴西安宣传抗日救国
    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引起了当时远在西安身兼东北大学校长的张学良将军的重视。1935年12月末，他致电东北大学秘书长王卓然：“北平学潮未息，请将主动分子名单开来，并促其来陕一谈。”我们东北大学学生救亡工作委员会接到电报，立即开会讨论，一致认为身任“西北剿匪副总司令”的张学良称爱国学生运动为“学潮”，直呼学运领袖为“主动分子”，显然是一种敌视的态度，因此拒绝派学生代表去西安。不料，王卓然却背着我们，组织四五人的学生代表团去了西安，我们得知后，立即电告张学良：去西安的学生代表是伪代表，不能代表东大学生。张学良接电后再次致电王卓然：“请邀主动分子，促其来陕一谈，弟实善意。”我们救亡工作委员会研究认为，这份电报的语气虽有缓和，但和第一份电报没有本质区别，从而再次加以拒绝。
    张学良将军见两次电报均遭冷落，便知学生对他尚心存疑虑。为了表示诚意，遂派其军法处长、原东北大学法律学教授赵翰九为私人代表，携款千元专程来北平慰问参加“一二·九”运动的东大学生。在欢迎赵翰九的大会上，我代表校救亡工作委员会作了关于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和东大学生抗日救亡工作的报告。欢迎大会临近结束时，由于混在学生中的特务和个别落后学生制造事端，捣乱会场，赵情急之下携款返回西安。几天后，张学良将军发来第三封电报：“请学生派民主代表来西安。”至此，我们认为：张连续三次来电，并派人来北平，似诚意相邀。在这种情况下，我便积极向党组织建议派正式代表去西安。党组织出于学运工作的考虑，认为我不宜作为代表去西安。但在校救亡工作委员会讨论时，大家一致推举我和韩永赞、马绍周为代表。党组织权衡利弊，终于同意我去西安，并要我见机行事。
    1936年1月底，我们三人到西安，被安排在“西北剿匪司令部”用于招待高级文武官员的西北饭店住下。因张学良将军临时去南京开会，我们便利用这段时间把在列车上商定的汇报内容整理出一个正式的意见书，并将带来的抗日宣传品和照片一并附上。意见书主要谈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一二·九”学生运动情况，二是如何办好东北大学，培养抗日人才，三是东北军应枪口对外，团结抗日力量，打回老家去。
    我们三人一住进西北饭店，便发现有人探头探脑，监视我们。一次，我索性拉住两人家伙，厉声问道：“你们是什么人？想干什么？”他们便掏出国民党西安公安局的特务身份证。我冷冷地正告他们：“我们是张副司令请来的客人，你们想问什么，看什么，找‘总部’去。”特务只好悻悻而退。为了避免发生意外，我们三人商定，不能在特务的监视中坐等，要争取主动，开展宣传，让外界知道我们的身份和来历。当时积极支持抗日救亡运动的车向忱、卢广绩、高崇民等东北社会名流正好均在西安，我们便前去拜访，从他们那里了解到不少有关东北军和张学良的情况，获益匪浅。
    经过一番准备，我们决定求见时任“西北剿匪司令部”秘书长的吴家象。不想在警卫通报后，吴丢出一个条子：“在张副司令未发落前，不予接见。”面对这种情况，我们毫不退缩，并约法三章，即主张抗日不动摇；坚持原则不妥协；生活朴素，按学生伙食标准就餐。尔后，我们又到“西北剿匪司令部”办公厅找少将主任、西安东大校友会召集人洪舫，要求校友会召开大会欢迎东大学生代表，洪舫当时接见了我们，却不同意召开欢迎大会。我们决计到学校进行抗日宣传，先从车向忱任校长的竞存小学借来一台油印机，连夜赶制宣传品分发出去，随后来到群众基础较好的西安师范学校，遭到校长拒绝。理由是：“勘乱时期，不宜开大会”。但西安二中校长罗端先却为我们召开了2000多人的欢迎大会，可是会后不久，他就被撤职。我们一怒之下便找到西安绥靖公署，状告教育厅。
    在西安绥靖公署交际处长申伯纯的引荐下，时任绥靖公署主任的杨虎城将军热情地接见了我们，他待我们为上宾，真诚地说：“你们是张副司令请来的客人，也就是我的客人。张副司令不在家，你们可以先在西安参观参观。”我向杨虎城将军详细介绍了北平学生运动的经过，阐述了东北军、十七路军应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道理和人民对抗日的迫切要求，杨将军听得津津有味，还为我们准备了丰盛的午餐。饭后，他执意请我把对他讲的一席话给他的参谋长讲讲，我说您跟您的参谋长讲讲就行了，我尚未见到张副司令，不好对部队讲话。接着，他又亲自带我们来到公署礼堂。原来，他是想利用“总理纪念周”的机会对他的军官们进行抗日思想教育。我的这次演讲取得了一定效果，使学生抗日运动与军人武装抗日运动相结合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两周后，张学良将军回到西安，马上接我们到他的公馆，一见面即问：“谁是宋黎？”我回答后，他说：“你们来得好，到这里做了不少好事”，随即便同我们无拘无束地谈了起来。三天之内，我们共作了五次长谈，彼此间就“一二·九”学生运动，如何办好东北大学，团结抗日力量、促成东北军打回老家去等重要问题达成了共识。张学良将军还直率地问我：“你是不是共产党？”还说：“你们不要怕，我这个人不怕共产党，共产党也不要怕我。”他一再表示：东北青年、东北人民、东北军首先应该团结起来，准备打回老家去！临别时，他嘱咐我们三人就留在西安帮助他开展联共抗日工作。
    奉张学良派遣回北平营救东大被捕同学
    1936年2月末，一天，张学良将军召我们到他的公馆。他手拿一张电报，正在室内踱步，见到我们，扬扬手说：“方永蒸院长（东大文学院院长）来电：北平当局对学生大逮捕，东大被捕去40多人。”“那得赶快营救啊！”我们焦急地说。张默然不语，继续在房间里踱来踱去。过了一会儿，他果断地说：“你们暂时不要回北平，回去有危险。宋黎，有你的通缉令，你更不能回去！现在北平情况不明，待弄清情况后我再通知你们。”
    我们刚回到西北饭店，韩永赞就收到他爱人徐伯麟（也是东大同学）用隐语写的信，我们从信中悟出北平发生了对学生的大逮捕，经商量，决定先回一人摸清情况。当天，韩永赞便离开了西安。
    几天后，张学良再次把我和马绍周接到他的公馆，他心情沉重地说：“现在局势紧张，我给宋哲元、刘哲发了电报，均未接到回电，据说宋哲元准备杀8个学生，其中有东大的，不知确否？事不宜迟，你们从我的‘总部’里选一个适当的人去北平看看。我考虑后对张说：“‘总部’内的东大校友离校已久，跟现在的东大同学不熟悉，还是我们自己回去看看为好”。张许久没有作声，突然问我：“你认不认识邵文凯？”我答：“不认识，也没见过。”只见他的脸上泛出一丝微笑，“可以考虑你回北平去，我给你写封信，你拿信去见邵。”说完，便提起毛笔给邵写了一封短笺。
    邵文凯原是东北军驻北平的宪兵司令，东北军撤离北平时，宪兵司令部留驻北平，邵仍任宪兵司令，归属于冀察政务委员会。张学良给邵的信这样写道：“东北沦陷，我有责任，对家乡子弟要更加爱护。特派秘书宋梦南全权代表处理学生问题。”信封的背面特别注明：“不见本人不交信”。张学良把信封好后对我说：“如果学生没问题，就地释放；假如有问题--已判刑，在北平释放有困难，带回西安释放。”他叮嘱我：“你先见邵文凯，办完营救学生事情后再去见王卓然，我不给他写信了，你向他转达我的上述意见就行了。在北平若遇到麻烦，立即电告！”我辞别了张学良，向马绍周交待了一下，便连夜乘火车离开西安。
    别离两个多月了，我虽然很想见到患难与共的同学们，但为防备走漏消息，到北平后，我没有贸然回校，而且悄悄把地下党员、东大同学张坦之找到我住的旅馆，并由他帮我借了一件棉袍装扮成秘书模样，租了一辆汽车，两人直奔戒备森严的北平宪兵司令部。我们约好，如果我过了时间不出来，他可先走，电告张学良。那天是星期天，邵没在司令部，我向他的秘书说明了我的身份和来意。秘书让我把信留下，我让他看了信封背面的字，他把信又还给了我，并约定了次日会见的时间。
    次日，张坦之又陪我去宪兵司令部，邵文凯迅即接见，满脸陪笑，看完信后，故作姿态地说：“我对不起张副司令，让他老人家操心了！”我说：“张副司令很关心他的学生，不知他们怎样了！”邵连忙说：“东大被抓的43名学生，我立即就地释放，请转告张副司令放心！”接着他振振有词地说：“这些学生没问题，就是闹得厉害。我派了三个侦缉队员，他们给我挖出两个，就剩了一个在厨房里。学生进了监狱，闹得更凶了，我们给他们每个人都戴上了脚镣手铐，压压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