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别张学良后，我即向澜波作了汇报，澜波高兴地说：“这件事由你来办两全其美，既可以保证党对学生队的领导，张又满意。”于是我便致信东大党组织和北平学联的董毓华，着手招收学员，报名相当踊跃。郭峰、谷牧等一批党员经过党组织的批准被列入第一批。第一批学生队（后称学兵队）共110多人，于8月下旬来到西安，被编为学兵队第一连，10月、12月又来了第二、第三批，学员共370人，都住在西安东城门楼。学兵队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共产党为争取改造东北军而组织的一支革命力量，是共产党用合法形式在国民党统治区培养革命干部的一次大胆尝试，队长康鸿泰、队附于维哲均是共产党员，共设4个支部并组成党总支，总支书记是张折，副书记是侯晓岚。
    学兵队除学习军事外，还主修政治课，内容有马列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抗日救国斗争史和现状、苏联革命、红军斗争史和现状等。为保证授课质量，北方局、东工委先后选派孔祥祯、魏文伯、李梦令、张寒晖等一批专职政治教官来学兵队任教。
    特别使我和学兵队员难忘的是，学兵队引起了远在陕北的毛泽东的关注。1936年12月5日，毛泽东电示我党从上海派到西安做张学良工作的刘鼎：“学生队的教材可请理治（朱理治）编，教员由南（南汉辰）波（刘澜波）找平津同情分子担任。”
    尽管学兵队中，党的活动是秘密进行的，但党的工作仍然开展得有声有色。从9月开学到12月“西安事变”，学兵队的党员从20多人一下子发展到200多人，这些同志后来大部分到东北军各部队中担任党的领导工作，为争取东北军走向抗日战场披肝沥胆，舍生忘死，许多队员还直接参加了“西安事变”和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活动。直接领导东工委的中央特派员朱理治后来说道：“学兵队的党组织对东北军党的发展起到了‘母机’的作用。”
    “西安事变”的前奏曲--艳晚事件
    东工委按照党中央确定的方针积极开展工作，不仅配合了党中央对东北军的争取工作，同时还促进了以西安为中心的西北抗日救亡运动的不断高涨，这势必触犯了蒋介石“安内攘外”的反动政策，为其不容。
    1936年8月29日，我在西北饭店住处接到西安绥靖公署交际处长申伯纯的电话，他暗示国民党特务可能要采取行动，情况危急。我放下电话就让马绍周速到西北“剿匪”总部政训处（蒋介石为控制东北军而设立的特务机构）找熟人弄清情况，以便决定对策。马刚出门即被守候的特务逮捕，3名便衣接着就闯进我的房间，将我以及前来找我研究工作的东北中学学生代表团的曹富琨一起逮捕。一出房门，特务的小头目便对守在院里的特务宣布：“共党要犯宋黎抓住了，不许走漏风声，来一个抓一个。”我拿定主意不让特务们得逞，便紧紧抱住身旁一根大柱子不走，这时，爱国民主人士车向忱走来，一个特务说：“这个老头来了，逮住他！”抓我的三个特务分出一个去抓车，剩下两个拖不动我，三个特务只好一起把我拖出西北饭店后门，车才乘机脱身。到了大街上，厮扯中我又抱住一根电线杆大喊：“土匪绑票！土匪绑票！”忽然我发现只有一个特务在押曹富琨，就向他高喊：“快跑！快跑！”曹趁机挣脱，飞快跑走了，大概特务们怕跑了一个再跑一个，没敢去追，便集中力量抬我直奔省党部。绝望中，恰巧十七路军宪兵营一支骑兵巡逻队迎面而来，我趁机又继续高喊：“土匪绑票！土匪绑票！”骑兵们翻身下马，不容分说，先把特务们的枪缴了下来。一个军官喝问：“你们是干什么的？为什么抓人！”特务的小头目立即亮出牌了：“我们是省党部的，是奉蒋委员长命令捉拿共党要犯的，赶快让开！”我赶紧申辨：“我不是共产党，而是张副司令的秘书。”那军官一听这话，心里立刻明白了八九分，便伸出手向小头目说：“既然捕人，把逮捕证拿来看看。”“没带来”，小头目不屑一顾。“没有逮捕证，怎么能随便抓人！”军官的声音严厉起来。“不信？不信跟我到省党部问问！”特务也不示弱。“你们说他是共产党要犯，他说你们是土匪，我们管不了这么多，带走。”军官一声令下，“都上交给杨主任处理。”走到西北饭店门前，我想：何不进去给张学良打个电话。特务一听，慌忙制止：“不行！你想借机逃跑。”军官却表示同意。
    在特务的监督下，我要通了电话，接电话的是张学良的副官，我气愤地将事情经过叙述了一遍，并请张学良保护西北饭店的学生。“张副司令已经知道了这件事，请你放心。”原来车向忱在西北饭店脱身后跑去报告了张学良，这是后来知道的。
    到了宪兵营部，一个排长对特务说：“我证明这个人是东北大学的学生代表，是张副司令请来的。”特务蛮横地说：“宋黎是共党要犯，对他要立即搜查。”说着就要动手。宪兵营的军官见特务到了自己的地盘还这么嚣张，便厉声喝道：“住手，你算老几，这是我们宪兵营，要搜也轮不到你”，军官说着便动手把我兜里的东西掏出来，让士兵包好。
    不一会儿，宪兵营营附谢晋生（中共地下党员）领了杨虎城的旨意走进办公室，瞅着特务头子责问：“你们既无公文，又无逮捕证，事先也不同我们联系就随便抓人？还有王法没有？”特务自知理亏，便说：“好吧，我们回去办手续，不过丑话说在前头，宋黎可是蒋委员长下令逮捕的要犯，不能让他跑了，也不准把他交给任何人！”谢晋生巴不得他们快走，好拖延时间，再计议下一步，便说：“那你们就去办吧，办妥了再来提人。”
    特务一走，谢晋生就把我领到他的办公室，指着桌子上的东西说：“刚才搜出的东西都在这，有碍事的马上处理掉，他们回来还会要。”我坦然地说：“没什么要紧的东西，主要是张、杨两将军和一些军长、师长的名片，是我做挡箭牌用的。”“那就好，另外还得审讯你一下，留个口供，应付省党部，主持审讯的人你认识，一会就来。”
    一会儿，十七路军的军法官来了，我一看原来是中共西北特支的领导成员李木庵，我们一起研究了口供，然后按一问一答的形式记录在案，我按了手印，李叮嘱我记住口供，便匆匆离去。
    李木庵走后，申伯纯来电话说：“你的事张副司令、杨主任都知道了，你在宪兵营很安全，不要急，稍稍委屈一下。”我正静心琢磨怎样对付特务的审问，忽听外面脚步杂踏，我刚站起，门便开了，孙铭久威风凛凛地带着全副武装的卫队闯了进来，向屋子扫了一眼，便说：“快走，张副司令命我来救你。”我没想到张校长为救我竟动用冒触犯蒋介石的风险，而且行动如此迅速，感激之情油然而生。
    事后得知，我刚被接走，省党部两辆卡车载着武装人员气势汹汹地也开进了宪兵营，持省党部公文提人，值班的讲，张副司令把人提走了。他们不相信，一再索人，并向宪兵营反要提人的证据。宪兵营一面跟特务周旋，一面火速派人去张公馆补办提人手续。张学良亲笔给十七路军宪兵营写了手令，应付过去。在这之前，张学良还派参秘室的关时润去西北饭店我的住室取筹办学兵队的材料，以免落入特务之手，关去后却被守候在那里的特务逮捕，同马绍周一起押在省党部，这无异于火上浇油，张学良为此决定采取军事行动。
    我被接到张公馆时，张学良正在召开紧急军事会议，部署这次行动。我在楼下客厅等候不到半小时，张进来对我说：“你被捕的情况我全部知道了，这件事不能小看，这是南京方面看不起我们，欺人太甚！刚才我开了个军事会议，要把被捕的人救出来。城里我的兵力少，只有一个警卫团，而国民党有三个团。为防止意外，我已下令从王曲调一○五师一个步兵团急行军进城，宣布戒严，调晏道刚到公馆谈话（晏是“总部”参谋长，蒋介石的亲信），防止他采取行动，这样部署，你看怎样？”
    我看张将军准备跟国民党公开干了，非常高兴，为促使张更进一步公开走向抗日，就加一把火说：“张校长是这里的代总司令，他们逮捕您的学生和职员，竟不通过您，这不是无法无天吗？要干就大干，越大越好。”张将军不露声色地看了看我，继续说：“我已命令今夜戒严，邵力子必来询问原因，他来后你到我的办公室去，听听他讲些什么。”
    果然，过了不久，侍卫大声报告：“陕西省政府邵主席到！”张随手把门虚掩上，来到外间客厅迎接。邵力子同张学良私交尚好，张对邵一向以礼相待。没想到邵一进门，张即一反过去礼让谦恭的常态，“省党部为什么背着我逮捕我的学生、秘书、职员？我是国民党中常委、“剿匪总部”的副总司令、代总司令，是代表蒋委员长的，即使抓共产党也应该让我知道！省党部竟如此蔑视我，胆敢擅自抓我的人，我一定要严办！”邵力子从未见张学良发这么大脾气，也从未见他如此不恭，不禁有些惶恐不安，连声说：“副司令息怒，这件事我实是不知，我查明后马上报告。”当时我在里屋听得清清楚楚，心里暗暗叫好。
    邵力子告辞后，一○五师步团在谭海副师长的率领下跑步进城，实施戒严。张学良马上命令谭海和孙铭久率卫队营包围查抄省党部，救出了关时润、马绍周，还缴获了省党部诬告东北军的密电和准备逮捕的东北军参加抗日活动的300多人名单。
    邵力子受命查明省党部捕人情况后返回张公馆，张学良让我再次去里屋避开。只听邵进门就高声说：“我已向省党部几位常委查明，捕人确有其事，不过不是省党部办的，是南京中央组织部调查统计室奉蒋总裁令派人点名逮捕的，点名逮捕的还有刘澜波、孙万发、栗又文。后来得知，不仅要捕人，而且命令捕到后立即押往南京，停在机场的飞机正待命起飞，只是由于我拒捕和张学良大动干戈，才未使他们的阴谋得逞，反而让省党部威风扫地。
    这就是1936年8月29日晚发生的事件，按韵目排列，这天是“艳”，因此被称为“艳晚事件”。
    次日，张学良发急电给蒋介石，申明：“29日晚，陕西省党部不给学良知晓，也不经正式手续，擅自派出便衣逮捕去的马绍周等均系“剿总”职员，这是不信任学良、不信任总部的行为。总部官兵当即群情激奋，学良迫不得已直接向省党部索还被捕人员。惟因事出仓促，未能事先呈请钧座，不无鲁莽之处，自请处分，拟将马绍周等交总部军法机关严加审处”。与此同时，“剿总”政训处长、蒋介石的心腹曾扩情飞抵广州，向蒋密报张学良的大逆不道。此时，蒋正忙于处理两广事变，决定隐忍不发，他给张学良发去这样一封电报：“我弟处理此案殊失莽撞，惟自知错误，后当注意，所请处分一节，应免置议。”深知蒋为人的张学良知道蒋不会善罢甘休。为避免出现新的麻烦，他立刻采取两项措施：一是宣布我“失踪”，二是主动按照南京提出的捕人名单逮捕了马绍周、刘澜波、孙万发，押在军警督查处。栗又文因已去新疆，得已幸免。后来，张还特请东北元老莫德惠去南京面见蒋介石，以解释“艳晚”过失。
    我“失踪”后，被安置在张公馆东楼隐匿起来，一天，张学良问我：“刘澜波、孙万发是什么人，你知道不？”我开脱说：“刘曾是黄显声将军的秘书，是刘多荃师长本家兄弟，孙是杜重远先生介绍来的。”张学良说：“我看了他们的供词，刘、孙据理反驳，讲得好，马绍周讲得不好，军警督察处是东北军同国民党合办的，不安全。我准备把他们转到东北军军法处，处长是你的老师赵翰九，会关照他们的。”
    20多天后，张学良告诉我：“蒋正忙于两广事变，无暇顾及西北，官司基本结束了。你出去找找人，把刘澜波他们保出来吧。”我立即找到黄显声、车向忱等知名人士，将刘、孙、马顺利地保释出来。这一大快人心的事件至此有了一个较为圆满的结局，它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特务的嚣张气焰，成为西安事变的前奏曲。
    “兵谏”前夕
    8月末，朱理治作为中共中央特派员来西安指导东工委工作，他首先向我们东工委领导成员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中共中央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赞成并支持东工委已着手进行的对东北军上层人士开展的统一战线工作，目前的关键是使东北军脱离蒋介石的控制与影响。朱理治特别强调：东工委的工作要更有计划性和严密性，并扩大工作范围，如派巡视员下到各军、师、团中去，突击发展党的组织，进一步搞好东北军的上层与下层统战工作，这在当时对东工委的工作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在尔后的日子里，我和朱理治经常碰头，研究指导抗日救亡工作。
    为了帮助张学良抓好联共抗日的舆论工作，根据东工委的决定，我在这个期间还具体抓了《西京民报》的改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