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促使邵文凯立即释放被捕同学，我试探性地问邵：“听说宋哲元要杀8个学生？”邵摇头晃脑地拖着长腔说：“没说要杀，学生们闹得太凶了，宋哲元很生气。开会时他很为难地说：‘东大学生闹得太厉害，张副司令又是他们的校长，我能怎么办？’我说交给我办吧，宪兵司令部承担这个责任。”
    我刚刚放下心来，邵文凯又发狠地说：“现在抓了些学生，可还没有抓住头。头子是宋黎，他是共产党，听说在西安，请你转告张副司令，务必把他逮捕！另一个是邹素寒，他已潜往上海。”我听了这话，心里极其愤怒，但为了大局，还得应酬：“回去后定为转告。”午餐时，邵还问起张学良的生活，我都有问必答，邵当真以为我是张学良的心腹，因此更加套近乎，说：“逮捕学生非我所愿，而是王卓然办学无能所致，务请回去后在张副司令面前代兄弟美言几句。”我暗暗冷笑，应酬一番，便迅即告退。
    我从宪兵司令部出来时，张坦之正坐在汽车里焦灼不安地等待，我随即悄悄地告诉他，东大厨房里还有侦缉人员，速转告“东大学生救亡委员会”。
    当天下午，我驱车到中南海王卓然家，王早年留学美国，是张学良的幕僚。由于他在南京政府里有门路，能要出钱来解决办学经费，所以被任命为东大秘书长，代行校长职权。王卓然见到我劈头就问：“你见到邵文凯了吗？”这使我不胜惊愕，接着他又添一句：“邵文凯说你这个人的胆量可真大！”可见他们已通过话。王还问我：“张校长有信给我吗？”我答：“没有写信，有口信”，我随即转告，他听罢则自言自语道：“张校长转变了，我跟不上了，做了既得罪学生又得罪校长的事情。”
    我们正谈着，门铃响了，忽听外面人声嘈杂，一位男仆叩门而入，向王禀报：“外面有人要捕这位客人，说在你家里不便捕，出去就捕。”王显得心神不宁，在客厅里转来转去。见此情景，我单刀直入地说：“请你给张校长打个电报，说我在你家里遇到了麻烦。”王一听这话，赶忙说：“你是张副司令的秘书，又是全权代表，邵文凯敢把你怎么样！我去见他。”过了约个把小时，王卓然回来说：“邵文凯讲，北平正在搜捕你，你却只身回到北平，你胆量也忒大了。邵说，你还是早回西安为好，在北平呆久了容易出事，还得派人保护，万一出了问题，就更对不起张副司令了。”我则想，出去后吉凶难卜，便对王说：“你这儿最安全，今晚我不走了。”第二天一大早，王用自己的汽车送我离开了中南海。
    这次北平大逮捕，是早有预谋的，致使北平学生运动处于白色恐怖之中，但我并没有立即离开北平，在完成了营救被捕学生的任务后，又设法找到了北平学运领导人黄敬，为了避开敌人耳目，他带我来到东城盔甲厂13号斯诺家中。斯诺夫妇非常赞赏学运中涌现出的中国热血青年，我们之间业已有着深厚的友谊。在斯诺家，我与黄敬互相通报了西安、北平的局势和学运情况，最后，黄敬表示：“你在西安工作很有成绩，西安形势大好，大有作为，以后需要人给你派去，有什么问题及时写信来。”并一再告诫：“你在北平太危险，快回西安。”不久，东大被捕同学全部释放了。
    我回到西安后，即向张学良将军作了详细汇报，他表示很满意。我还提到王卓然与邵文凯互相勾结，镇压东大同学，要求撤王的职。张学良思索良久，最后表示同意，他说：“关键得有合适的人选，第一要进步，有名望，跟学生合得来；第二得有真才实学，第三要有钱，假如南京政府不发经费，他也能继续办学。”张并要求我们据此物色人选。后来，他提出：“周鲸文行不行？你们若同意，就让周鲸文去。”第二天，我便同周进行了接触，感到周对学运表示理解和支持，确实是个合适的人选。我便立即向东大党组织作了汇报，党组织也表示同意。张学良遂决定任命周鲸文为东大秘书长，代行校长职务，于1936年暑假就职。
    建立中共东北军党的统一组织
    轰轰烈烈的“一二·九”学生运动，把王卓然吓破了胆。为了推卸责任，他极力主张把东北大学迁到西安，让学生在张学良眼皮底下读书，东大学生救亡工作委员会坚决反对迁校，并印发了《反对西迁宣言》，反对迁校与主张迁校的学生之间为此还发生了摩擦。
    我在来西安之前，也是反对迁校的。到西安后，耳闻目睹的事实使我逐渐认识到，争取东北军由“剿共”转为抗日是发展壮大西北抗日力量的关键。如果能把东大迁到西安，办成抗日的大学，为东北军培养人才，使学生运动与武装抗日运动结合起来，将大大加强西北抗日力量。我通过跟张学良的一段接触和交往，确信其抗日决心之后，便向他提出了这一想法，得到了他的赞同。我于是便致信东大学生救亡工作委员会，建议东大迁来西安为好。同学们为此议论风起，各持己见。救亡工作委员会为了弄清原委，遂派程光烈、佟剑琴来西安找我，我便耐心地向他俩说明缘何当初反对迁校、现在又为何主张迁校的道理，尔后，我又请杜斌丞、王以哲等人同他俩座谈，晓以迁校的必要，终使他俩高兴而返。不久，东大工学院迁来西安。
    从1935年冬到1936年春，我和刘澜波、苗浡然、刘鼎等共产党员以及车向忱、卢广绩、高崇民等爱国民主人士先后来到西安，利用各自社会关系，采取各种形式，在东北军中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在这种情况下，我提出组织学生代表团到东北军中宣传抗日的建议，得到了同学们的广泛赞成，张学良也表示支持，并拨助300元钱和一辆大卡车，为了造声势，我们赶制了一面大红旗，上书“东北大学、东北中学联合代表团”。正当我准备率团出发时，张学良的副官找到我，神秘地说：“张副司令从洛川来电，要你立刻去洛川！”我寻思：两天前还见到张校长，他怎么这么快就到了洛川，一定是有要事。我遂决定由东大同学景全丰率代表团先行出发，然后便乘张学良的专车驶向陕北洛川。
    原来张学良自从萌发联共抗日的念头之后，就一直寻机同共产党接触。1936年2月，被红军俘虏的东北军六十七军一○七师六十九团团长高福源在我党政策的感召下，主动要求回去说服张学良停止内战，联共抗日，从而促成了3月3日张学良、王以哲与李克农的洛川会谈，达成了三项口头协议，并商定中共派一位全权代表与张再次商谈。
    我到洛川后，张学良并没有马上接见我，而把我安排在一个磨房后院住下来，吃饭都有专人来送，以防走漏消息。其间，王以哲将军来看我几次，一天晚上，趁房间里没有人，我急问王以哲：“王将军，副司令召我来干什么？”他却笑而不答，且走到墙前用手神秘地在墙上画个图，意指延安，然后低声说了句：“有重要任务。”往下就打住不说了，转而问了些吃住情况便悄然离去。我在焦急中等待了十几天，一天信步走出了房门。当我来到前面院子一个网球场时，忽见张学良正在打球，他几乎同时也发现了我，便走过来，说：“等急了吧！我正要找你，接你来洛川，原想让你同红军谈判，现在周恩来亲自来了，这样我得出面。”4月9日，周恩来、张学良肤施会谈，达成了团结抗日的8条秘密协议。
    肤施会谈后，张学良指示我换上东北军的军装，以他秘书的身份直接去视察前线部队。在王以哲将军的具体安排下，我先后在六十七军的三个师和一○五师的两个旅，通过开座谈会、个别谈话等方式了解官兵情况，20多天后我回到西安，并立即会见了刘澜波。刘当时的公开身份是东北军西北“剿匪”总部四处科长。他曾以东北军骑兵二师师长黄显声的秘书身份为掩护，在骑二师建立了党的工委，是最早与东北军高级将领接触并卓有成效地开展上层统战工作的共产党员。1935年东北军入陕，黄显声任骑兵军副军长，刘澜波更加积极地开展统战工作，使骑兵军成为当时东北军中唯一没有同红军发生摩擦的部队。我1934年即与澜波相识，在去洛川之前，我俩进行了一次长谈，都认为此时的形势对我党在东北军中开展工作极为有利，有必要把东北军中党的力量集中起来，统一领导，澜波为此决定去北平向北方局作一次汇报。
    这次一见面，澜波就高兴地告诉我：北方局已同意我们的意见，决定建立中共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简称东工委），设委员3人，指定澜波任书记，苗浡然任组织部长，我任宣传部长。东工委的工作方针是：团结、改造东北军，增强抗日力量，争取东北军早日走向抗日战场上来。澜波还告诉我：东工委暂归北方局领导，由柯庆施负责。我则向澜波介绍了考察前线部队的情况，认为东北军官兵有打回老家去的强烈愿望，但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还有糊涂认识，政治素质、军事素质较差，营、连级军官更是薄弱环节。为此我已向张学良建议办一个陆军学校，以培养一批具有联共抗日思想的中下级军官。澜波赞成我的建议，称：“这是给东北军注入新血液的一着好棋”，并指示我再写一份报告给张，把办陆军学校的想法说得详细一些。
    7月的一天晚间，张学良找我商谈办军校事宜，他说：“这个主意很好，只是军校一向都由中央来办，我们办，南京政府不会批准，我想还是办个学生队，放在卫队二营，学生学当兵总还是可以的吧！这样既办了军校，又让南京说不出话来。”我则向他建议：“学员政治素质必须保证，不然就难于在短时间内培养成抗日骨干，因此还是从“一二·九”运动中的积极分子中招收为好。”他表示赞成，并强调说：“最好是流亡北平的家乡子弟，还可以从东北军中抽调一些年轻有为的青年。”具体办法让我找应德田和孙铭久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