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创办的《西京民报》，先期由国民党CC系分子赵雨时任主编，“西北剿总”政训处副处长、共产党的变节分子黎天才任社长。他俩均不按张学良的意图办报，为此，张决心予以改组，他委托我物色合适人选。时任北平学联党团书记的姚依林回信表示愿来西安办报，同时，张学良的弟弟张学曾又推荐张兆麟任《西京民报》主编。张学良就此征求我的意见。张兆麟是燕京大学新闻系毕业生，中共地下党员，“一二·九”运动中燕大学生会主席。我与他早已相识，这当然是理想的人选。因此，张学良让我设法把张兆麟请来，就任《西京民报》主编。1936年10月，该报新的编辑部组成，主要成员有共产党员张兆麟、何东辉，还有此后不久入党的刘克夷，以及外勤记者吴雪生。11月末，共产党员魏文伯、陈翰伯也来《西京民报》工作，在报社内成立了党支部，陈任支部书记，这些都为东工委牢牢掌握这一舆论工具，使之实际上成为宣传我党抗日救国各项方针政策的喉舌，提供了有力保证。
    在贯彻落实党中央确定的方针政策，推动西北乃至全国抗日的过程中，东工委积极主张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性质的群众组织。
    1936年9月18日是东北沦亡5周年纪念日，东工委抓住“艳晚事件”后的有利形势，组织流亡西北的东北各界群众团体召开了万人纪念大会。我和车向忱、金锡如被选为大会主席，大会强烈要求国民党政府迅速收回东北失地，要求东北军打回老家去，张学良应邀到会并发表了鼓舞人心的讲话。我受大会主席团委托，庄严宣告将成立“东北民众救亡会”（以下简称“东救”），统一组织和领导流亡关内的东北各救亡团体的抗日救国斗争，这次大会成了西北民众抗日救亡运动的新起点。
    在东工委的有力领导和张学良将军的积极支持下，我们经过紧张筹备，于10月4日在竞存小学礼堂召开了有150多人参加的“东救”成立大会，我同车向忱、刘澜波等被选为“东救”执行委员，这是当时在西安第一个公开成立的具有广泛性的统一战线性质的群众抗日救亡组织。为了加强党对“东救”的领导，“东救”内部成立了党支部，东工委责成我担任党支部书记。
    在“东救”正式成立前，我还受东工委委托，出面向中共西北特支的谢华、徐彬如、李木庵等通报了准备成立“东救”并公开活动的情况，并建议1935年就成立的由西北特支领导的“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以下简称“西救”）也公开活动，双方协调开展活动，从而壮大抗日救亡运动的声势。西北特支赞同我们的建议。在东工委和西北特支共同领导下，“东救”、“西救”先后发起、组织了辛亥革命25周年纪念大会、鲁迅追悼大会和杨虎城国民军坚守西安10周年纪念大会。
    11月，东工委书记刘澜波随黄显声赴五十三军帮助工作，离开西安，朱理治代表党中央指示我代理东工委书记。中旬，传来绥远傅作义将军率部奋起抗战，在红格尔图一带击溃日军、强行收复百灵庙的消息，人心为之大振。东工委和西北特支决定组织声势浩大的援绥抗战运动，我们还致电傅作义将军，表示誓为后盾。由共产党员张兆麟任主编的东北军机关报《西京民报》还发表了“东救”的《为绥东将士募捐启事》，各界人士纷纷响应。张学良还拿出30万元交给“旅陕东北民众慰问绥远抗日将士代表团”成员苗浡然，嘱其秘密转交前线将士，学兵队成员则集体绝食，并上书张学良，坚决要求赴绥远前线。
    然而蒋介石却亲往西安召开军事会议，部署“剿共”事宜。在西北军民抗日救亡运动的推动下，张学良先是给蒋写了情深意切的“请缨抗敌书”，接着又数次前往临潼苦谏、哭谏，但均为蒋所拒绝，迫使张、杨策定了捉蒋兵谏、逼蒋抗日的计划。对此，东工委和西北特支并不知情。眼见12月9日就要到了，我们便开会决定由“东救”、“西救”和西安学联等发起纪念“一二·九”一周年游行请愿行动，促使张、杨摆脱自取灭亡的“剿共”道路。在讨论行动方案时，我们分析了西安的实际情况，认为西安总共只有几百名东迁来陕的东大工学院的大学生，其余都是中学生，人数少，斗争经验也不足，盲目硬拼是经不住反动派的疯狂镇压的，所以应当稳步前进，以教育群众、锻炼群众为主。在行动之前，应先组织学生、群众到街头宣传演讲，试探一下警、宪、特的反映，再采取行动，大家一致通过了这一方案，并决定在此期间召开各界代表会议，讨论起草向蒋介石请愿的万言书。会后，我侧重在我所联系的东北军、“东救”、东北大学工学院、竞存小学和东望小学做深入发动和组织工作。
    三天的街头宣传并未受到阻拦，指挥部遂决定12月9日早8点，各校出发到革命公园集合，召开请愿大会，由西安学联主席李连璧公开出面指挥，其他领导成员则插入队伍中进行暗地指挥。
    8日晚，我去张公馆请张学良同请愿的学生见见面，以表示公开支持。张学良先是一愣，沉思片刻后为难地说：“蒋委员长就住在临潼，在这个时候我不便出席，还是派一个人出面吧！”开始我满以为他会欣然同意，如此态度使我颇感意外。张学良接着说：“你们发动学生游行请愿要求抗日，这是好事，但这势必会激怒蒋委员长，会遭到镇压的！”我说：“校长有军队，可以保护学生。”他低下头，在屋里踱起步来，好一会儿才缓缓地呼出一口长气：“他们要镇压就会先开枪，我有军队也难保护啊！”这时他抬起头，直视我加重语气说：“你们的学生运动，可不要影响我的运动啊！”这一反常的表示更使我心里犯疑，但又不便多问，便告退。当我的脚步刚踏出屋门，只听张学良追出一句话：“明天游行，你不要走在前头！”
    我赶回指挥部时，指挥部正在召开紧急会议，原来游行请愿的时间、集合地点失密，特务们已经制定了破坏措施。指挥部决定：9日游行请愿不变，各校出发的时间提前1小时，集合地点由革命公园改在“剿匪总部”南院门广场。
    9日上午10时，摆脱警察、特务拦阻的西安各校学生及群众近两万人向“西北剿总”、绥靖公署、陕西省政府请愿，提出立即撤销“剿共”计划、动员全民抗日等要求，具有“一二·九”斗争经验的东北大学工学院学生在李正风的率领下走在队伍的最前列，进步力量占优势的西安师范、西安高中学生排在队伍的中部和尾部，2000多名纠察队员分散在队伍中，百余辆自行车组成的交通队负责通讯联络，东北军学兵队和十七路军宪兵营以维持秩序为加紧随便队伍两侧前进。后来知道，这是张学良、杨虎城为保护学生而采取的折衷办法。
    游行指挥部在请愿未能奏效的情况下决定向蒋介石的住处--临潼进发。此时，蒋一面在灞桥布下重兵，一面急令张学良制止事态发展，否则“格杀勿论”。张学良接到这一命令后，惟恐学生们吃亏，急命副官到游行队伍中找我，以劝说同学们返回。不料我已回城，组织一些学生购买食品。待我得知张学良找我、赶到张公馆时，张已迫不及待地驱车出城，亲自劝阻游行队伍了。他登上路边的土台，大声说：“同胞们！同学们！你们不能再往前走了，你们的心情我是理解的，请把请愿书交给我，由我代交蒋委员长。如果你们再往前走，不但要冻坏饿坏，还要流血的。”他还表示：“我张学良爱国决不后人！我的最后一滴血也要洒在抗日的战场上！一个星期之内，我用事实回答你们！”指挥部遂决定听从张学良的劝告，递上请愿书，整队回城。
    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终于发动了兵谏，扣留了蒋介石，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