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8月14日，“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和“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共同举办了南京大屠杀史学术研讨会，对这一历史事件进行了研讨，并对国内的研究现状进行了评估。
    八十年代初期，随着日本否认侵略，美化战争，发生教科书事件，南京大屠杀中的幸存者纷纷起来控诉日军的暴行。据南京市调查，当时健在的幸存者、目击者一千七百余人，他们都提供了血泪斑斑的证词。同时，大量的历史档案被发掘出来，其中包括原日军中佐太田寿男1954年在抚顺受审时关于处理尸体的交代。他在交代中说：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毁尸灭迹的部分就达15万具。日本也发现了参与血洗南京的第十六师团中岛今朝吾中将师团长的阵中日记，其中叙述了日军在南京暴行之前，就决定屠杀俘虏的方针，并叙述了十六师团大量屠杀俘虏的情况。这些，都为南京大屠杀的研究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史料。
    1984年，南京市政府建立了“南京大屠杀史料编辑委员会”，集中各方面的力量，编辑出版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稿》（1987年）、《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1985年）、《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档案》（1987年）、《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照片集》（1985年），成为当时揭露南京大屠杀历史真相的内容最为完整的系列丛书。
    自此以后直到现在，在差不多十年时间中，证明南京大屠杀的资料又不断发现，其中主要的有：1990年在德国档案馆波茨坦分馆发现的原德国驻华使馆文书，其中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内容，包括当时留在南京的德国外交官、西门子洋行经理、英国记者、美国牧师目睹的日军暴行，共一百九十余页。这些文书，已由邢桂敏等译出，刊登在《抗日战争研究》1991年第二期上。1991年在美国发现了当时留在南京的马吉（J.G.Magee）牧师避开日军耳目摄制的日军暴行记录片。这部纪录片长达半个多小时，为迄今保存的南京大屠杀唯一的原始动态画面。还发现了当时留在南京担任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代理校长的魏特琳（Minnie Vautrin）女士的日记、鼓楼医院医生威尔逊（Robert O.Wilson）的日记和担任南京国际安全区副总干事的费吴生（George Fitch）的日记和书信，他们都亲眼目睹了日军在南京的烧、杀、淫、掠等暴行，特别是1994年在美国解密的日本电报中，发现了日军在南京等地屠杀三十万人的内容，其表述为：“日军在南京及其他地方所犯的暴行……不少于三十万的中国平民遭杀戮，很多是极其残暴血腥的屠杀。”这份电报是1938年1月17日日本外务省发给日本驻华盛顿使馆的，发报人是当时的外务大臣广田弘毅。还有在日本满铁档案中发现的有关材料，其中关于掩埋南京大屠杀尸体的数字，与中国南京慈善团体红卐字会掩埋尸体的数字完全一致。原日军士兵和下级军官如东史郎等，也有把自己在南京战场上写的手记、日记公之于众的，他们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说明了南京大屠杀的真实情况，等等。
    这样，在这个基础上，有关南京大屠杀事件的研究和史料整理的工作，在这十年中又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如：“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选编了642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目击者的血泪控诉，出版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证言集》，为进一步研究这一历史事件提供了活生生的第一手资料。我国中央档案馆、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在进一步发掘各自有关档案的基础上，又广泛地搜集了有关资料，包括日军和南京慈善团体当时处理被屠杀者尸体的情况和当时日本官方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档案文书，联合编写出版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南京大屠杀》，约八十万字，为历史研究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提供了比较系统的档案史料。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还联合编写出版了《南京大屠杀图证》，收入了各馆、院收藏的图片和日本方面刊布的有关图片共八百余幅，并附有说明和考证性文字五万余字，真实地再现了1937年侵华日军有组织、有预谋地在南京制造暴行的全过程，成为中国现有比较完整的有关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图片专集。江苏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和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联合出版了江苏省各级“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写的《腥风血雨--侵华日军江苏暴行录》，其中日军南京暴行的内容占三分之一。南京市雨花台区文管会和区图书馆联合编印的《血证》，也通过对一千余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目击者的普查和对二百五十余封信函的选辑，揭露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暴行。
    华中师范大学着名历史学家章开沅教授利用《贝德士文献》（Bates'Papers），先后撰写了《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与《南京1937年11月-1938年5月》，分别在武汉和香港出版。贝德士（Dr.Miner Searle Bates,1897-1978）是金陵大学历史系教授，日军侵占南京时，他以“金陵大学应变委员会”主席与金陵大学副校长的身份留守南京，目睹了日军暴行的全过程。当时，留在南京的中立外国人士组织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Nanking Safety Zone），把目睹的日军暴行记录下来，不断地向日军当局和日本领事馆提出抗议和进行交涉，贝德士是该委员会的重要成员之一。后“国际委员会”在日军的压力下被迫改为“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Nanking International Relief Committee），贝德士是这个委员会的最后一任主席。由于这种缘故，这两个委员会留下的大量档案文献，大多由贝德士保管，1950年他回国时，全部携回美国，现保存在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特藏室（Special Collections）。《贝德士文献》是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铁证，战后贝德士并亲自至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中国审判日本战犯军事法庭作证。章开沅教授系统地发掘、整理这方面的资料，无疑是一项十分重要的有意义的工作。1990年本文作者批判日本国会议员前运输大臣石原慎太郎信口雌黄什么“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制造出来的谎言”的五篇文章，为日本“反对‘石原发言’京都集会实行委员会”汇集一起，在日本出版了《南京大屠杀的史实不容抹煞--驳日本国会议员石原慎太郎》。还有南京作家徐志耕写了记实文学《南京大屠杀》，从南京保卫战开始，写了南京的陷落，大撤退的混乱，侵略者惨杀无辜的累累罪行，直至最后将日本罪犯押上断头台，正义和公理得到伸张，等等。
    此外，在从八十年代中期至九十年代中期的十年时间中，国内研究者发表了许多质量较高的论文。这些论文，不仅概括地叙述日军在南京的暴行，而且开始揭露具体的师团、联队，乃至大队、中队的暴行；不仅叙述日军种种暴行的过程，而且论及暴行的原因，揭示日本军国主义的本质、特点，及其在侵略战争中所制定的屠杀中国军民的方针、政策；不仅叙述这一事件的历史，而且与现实结合起来，说明为何时至今日，日本仍有一部分人甚至政界要人，不断公开出面，否认侵略，美化战争，无耻地胡说什么南京大屠杀是虚构出来的；有些论文还正确地指出：“南京大屠杀绝非个别的偶发事件，而是侵华日军整个江南战场暴行的继续。日军江南战场的暴行，是南京大屠杀的前奏”；还有的论文对南京保卫战、中国守军人数、南京的人口变动等等重要问题进行了研究。这些论文，都有一定的深度，把有关这一历史事件的研究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近年来，关于这一历史事件的研究和表述，一个明显的特点是向着起直观作用的影视方面发展。电影方面，除原有的南京电影制片厂摄制的《屠城血证》外，又有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与台湾龙祥影业公司联合摄制的故事片《南京大屠杀》（导演吴子牛），和香港大风电影公司摄制的《黑太阳·南京大屠杀》（导演牟敦蒂）问世。电视方面，有江苏电视台拍摄的记录片《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见证》（上下集）。这部记录片已荣获1996年“五个一工程”奖。还有南京电视台拍摄的记录片《南京大屠杀--历史的见证》，共八集；吉林省电视台拍摄的记录片《南京大屠杀秘密档案》；中央电视台、上海交响乐团摄制的电视剧《血证》、《心祭》、《带弹孔的银元》。
    总之，南京大屠杀事件的研究可说成果累累，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注意，虽然有的着作和作品还有待于进一步修改、充实和提高，但成绩是十分明显的。
    至于今后的课题，我认为除了要对南京大屠杀本身的各种问题，如日军的杀、烧、淫、掠等暴行，继续进行研究之外，还必须进一步搜集、整理有关的史料。如1984年“南京大屠杀史料编辑委员会”虽在南京市进行调查，收集了一千七百余人的证言，但那次调查仅限于城区，而未对郊外如麒麟门、仙鹤门、尧化门等地进行调查。而据我初步采访麒麟门马立才、贺教本、马云成等几位当地老人，他们都证实日军侵占麒麟门后，曾在当地大批屠杀放下武器的中国军人，以致当时麒麟门池塘里、山脚下都有大量的中国兵的尸体，其中也有一些中国老百姓的尸体。这就证实了原日军第十六师团二十联队士兵东史郎日记中的记述。东史郎在日记中说：1937年12月16日，“突然接到命令，要我们收容俘虏。据说俘虏约有2万人。于是，我们轻装进行了强行军。当走了二三十里路程的时候，我们看到了无数或明或暗的吸烟的火光。约七千名俘虏解除了武装坐在田地上，……到下麒麟村……收容俘虏完毕之后，我们在烧得只剩下水泥柱和地板的民家宿营。翌日清晨，我们奉命去警备马群镇（距麒麟门约五公里--引者注）。我们开赴马群镇，担负起警备任务，这时听说各中队都分来了三三百名俘虏，然后将他们杀害。”这些当地老人，都八十高龄了，必须立即把他们目击的证言记录下来，不然，就会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
    而特别重要的一点是要进一步搜集、整理、公布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名单，这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据有关专家多年研究，虽然许多死难者被害时未留下片言只语，他们的姓名已无法查考了，但是，通过各种渠道的调查，至少可以查清十余万至二十万遇难者的姓名。如果这一工作能够完成，那不仅是对死难同胞最好的纪念，而且将为我们的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同时也是对日本右翼势力的严厉批判和沉重打击。
    在进一步研究这一历史事件的基本问题之外，还必须从国际法的角度来研究南京大屠杀事件，进一步研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审判战犯军事法庭、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检察院特别军事法庭对南京大屠杀案犯的审判；必须继续坚决反击日本旧军国主义分子和极端民族主义者妄图否定南京大屠杀事实的信口雌黄，并揭露其实质，等等。
    郭沫若在为田伯烈（H.J.Timperley）所着《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原书名为What War Means,The Japanese Terror in China ,Modern Age Books,Inc.London ,New York:1938）一书中译本所写的序言中，对当时留在南京的中立外国人作了这样的评价，说他们所留下的关于日军暴行的大量记录，是“国际友人冒着莫大的危险与艰难”，为我们留下的“血肉长城的一部分写照”，“这样公平客观的写照，在我们自己是很难做到的”。我认为，我们应对这些外国友人留下的记录和他们救助难民的工作，进行深入的研究。斯蒂文·斯皮尔伯格的电影《辛德勒的名单》，使人们了解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勇敢的英雄之一奥斯卡·辛德勒。而1937年留在南京的这些国际友人，实际上是又一些“辛德勒”，他们在侵华日军野兽横行的恐怖日子里，曾利用自己中立外国人的身份和地位，以非凡的勇气拯救了许多南京市民和放下武器的中国军人，他们是一些坚定的援助过南京受难者的人们，我们应该表彰他们的正义和勇敢，而不应该忘记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