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从1934年10月参加领导中央红军出发长征，1935年底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在这一年多的特殊岁月里，他在政治思想上逐渐走向了成熟和坚强。他以对党和革命的绝对忠诚，坚决摆脱了“左”倾教条主义对他的束缚，完成了和毛泽东的伟大合作，同毛泽东等一起，领导红军走完了万里长征。同时，周恩来又以他超群的领袖才能，特殊的身份和地位，对党和中国革命起了重要的作用，在长征中作出了特殊的贡献，而这贡献又是在一种极为艰难的境遇中完成的。
    概括来讲，周恩来长征一年多的历程，大致可划分为四个阶段，即：长征初期阶段，遵义会议阶段，反张国焘分裂主义斗争阶段和纠正内部“肃反”错误、克服陕北危机阶段。
    （一）长征初期阶段，周恩来独立支撑危局，是红军行动的实际组织者和指挥者。
    毛泽东和张闻天等曾指出：红军长征“在华夫同志等的心目中，基本上不是坚决的与战斗的，而是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动”，“只是仓猝的出动”，这“就使得红军士气不能发扬，过分疲劳，得不到片刻的休息，因而减员到空前的程度”[①]。中央红军出发时有86000多人，到突破第四道封锁线，过了湘江，只剩下30000余人了，损失达70%。如此惨烈的损兵折将，对党和红军的影响是严重的。刘伯承回忆说：“部队明显地滋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红军的失利，日益显着，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②]长征出发前夕，曾以博古、李德和周恩来组成最高“三人团”，指挥党、政、军一切。但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湘江战役后，“三人团”形同虚设。李德已毫无威信，博古不懂军事，更由于失败而感到责任重大，意气消沉。根据聂荣臻回忆，过湘江以后，博古似乎有自杀的举动。他们二人都无法继续指挥。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周恩来挺身而出，独立支撑危局。伍修权的回忆，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他说：过了湘江，“兵力就损失了三分之二，有的部队已经溃散解体，而敌人正前堵后追，重兵设围。在此危急关头，李德束手无策，只能发脾气骂人。博古也一筹莫展，只会唉声叹气。还是周恩来同志毅然挑起重担，承担了实际的指挥责任。”[③]本来在“三人团”中，周恩来是得不到博古和李德信任的。这从“三人团”的分工中可以看出：博古负责政治，李德负责军事，周恩来只负责督促军事计划的实行。但实际结果却是，博古无力“负责政治”，李德无能“负责军事”，“政治”、“军事”和组织工作，全靠周恩来一人承担了起来。
    许多史实可以说明周恩来是长征初期红军行动的实际组织者和指挥者。
    红军长征前，周恩来成功地领导和组织了与广东军阀陈济棠的谈判。红军出发时，陈部在我军的行动方向上后撤了40华里，阻击部队也未多加抵抗，使红军未经大的战斗，就通过了敌人设在赣南和粤北的三道封锁线。这应该说是周恩来为长征立下的第一功。
    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即湘江战役，红军受到惨重损失。这道封锁线是蒋介石亲自部署的。红军到湘江边时，约有6.5万人，与敌人兵力之比接近1∶5。加上湘江险阻，又无根据地作依托，形势异常严峻。12月1日凌晨，中央局、军委、总政治部在全县大田致电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今日战斗关系重大，西进胜利可开辟今后的发展前途，否则红军将被层层切断，要不顾一切牺牲，保证红军全部突过封锁线。这封电报将湘江战役成败之利害关系说得非常清楚。而当时毛泽东未恢复军权，“李德已经无法全面指挥，只能根据各部队来的电报提出意见，真正在部署作战行动的是周恩来同志”[④]。
    据回忆，抢渡湘江时，周恩来亲自站在江边指挥军委纵队渡江。他一边督促部队抢渡，一边还关心地询问毛泽东过江没有。当毛泽东来到江边，要周恩来和他一起过江时，周恩来请毛泽东先过，他自己继续留在江边指挥部队。当日下午，除红34师、红6师一个团、红8军团部分兵力外，红军全部渡过湘江。
    一些研究者只说湘江战役红军损失惨重，由出发时的8万余人只剩下3万余人，但是，却没有作进一步的分析。笔者认为，红军长征初期的严重损失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带来的恶果，不能归咎于周恩来，如果没有周恩来出面指挥，红军过不了湘江，局面将更不堪设想。诚然，湘江战役红军损失惨重，但红军终于渡过了湘江，突破了敌人的最后一道封锁线，打乱了蒋介石要将红军消灭在湘江以东的如意算盘，红军有了“开辟今后的发展前途”的可能。从这点上说，红军是胜利了。我认为，这一点在红军长征史研究中是必须指出的。
    （二）遵义会议阶段，周恩来大力支持毛泽东的主张，思想日臻成熟。
    周恩来曾回忆说：“从湘桂黔交界处，毛主席、稼祥、洛甫即批评军事路线，一路开会争论。从老山界到黎平，在黎平争论尤其激烈。这时李德主张折入黔东。这也是非常错误的，是要陷入蒋介石的罗网。毛主席主张到川黔边建立川黔根据地。我决定采取毛主席的意见，循二方面军原路西进渡乌江北上。李德因争论失败大怒。此后我与李德的关系也逐渐疏远。我对军事错误开始有些认识。军事指挥与以前也不同，接受毛主席的意见，对前方只指出大方向，使能机动。因此遵义会议上我与博古的态度有区别。”[⑤]
    这段话，说明周恩来在遵义会议阶段支持毛泽东的主张，展现了他思想发展成熟的过程。从这段话中，还可看到周恩来那种不掠美、不邀功，严于责己、虚怀若谷的伟大胸襟。
    所谓“遵义会议阶段”，主要是由四个会议组成，即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和遵义会议，或者到“三人军事小组”的成立。其主要过程如下：
    （1）通道会议。过了湘江，从过老山界起，中央领导内部就发生了争论，焦点是关于红军的战略行动方针问题。毛泽东、王稼祥、洛甫公开批评中央的军事路线，认为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失败是由于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的错误路线造成的。他们知道最高“三人团”现在只有周恩来一个人在负实际责任。他们向周恩来提出“鉴于在去红二、六军团的道路上蒋介石已设置重兵，红军已失去到达湘西的先机，建议转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进军，建立川黔边根据地。
    于是，12月12日在通道召开了中共中央负责人临时会议。会议讨论了红军行动的方向。周恩来在中央会议上第一次明确表态支持毛泽东等人向贵州进军的建议，这表明他已经开始摆脱博古、李德的束缚，迈开了他向思想成熟前进的脚步。
    （2）黎平会议。12月18日，在贵州的黎平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红军战略方针问题。会议由周恩来主持。他再次不顾博古和李德的反对，采纳毛泽东等的意见，决定放弃去湘西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而西进渡乌江北上。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决定在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这在党史上称作“黎平转兵”，是红军长征途中战略转变的开始。
    黎平会议不仅是红军战略转变的开始，而且也是大部分中央领导人思想逐渐趋于一致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没有这个转折，遵义会议是不能胜利召开的。这个会议是由周恩来主持的。如果说此前周恩来还没有与李德等人决裂的话，那么，黎平会议上他的态度就基本上明朗了。这主要表现在军事上不再听从李德的瞎指挥，而是开始“接受毛主席的意见”了，李德因此才会“大怒”。由于周恩来的选择，使毛泽东自宁都会议以后，多次向中央提出建议而头一次被采用并起到主导作用。
    （3）猴场会议。黎平会议后，红军迅速前进到瓮安县猴场（今草塘），准备渡乌江向遵义进军。此时博古、李德竟提出不过乌江，要部队回头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于是，1935年1月1日，在猴场又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周恩来与大多数与会者一起批评了博古、李德的错误主张，重申黎平会议的决定，还决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这就从组织上改变了李德取消军委的集体领导，压制军委内部不同意见，个人包办的状况，为开好遵义会议进一步做了准备。猴场会议标志着周恩来与李德等人的彻底决裂。
    从湘江战役后到黎平会议，周恩来与李德的争论，实质上是周恩来的思想与毛泽东的思想趋于一致，对排除李德的干扰与指挥作出的斗争；猴场会议又采取组织措施，限制李德对中央政治局重大决策的干扰，为遵义会议的召开作了更进一步的准备。
    （4）遵义会议。周恩来对遵义会议所起的作用十分明显和突出。主要有以下四点。
    1.为遵义会议的召开作了直接的准备。周恩来主持的黎平会议是遵义会议的前奏，它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在思想上和组织上都作了准备。黎平会议决定：鉴于中央内部有争论，会议决定到遵义地区后开会总结讨论反五次“围剿”以来军事指挥的经验和教训。所以，遵义会议是黎平会议决定召开的和促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