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之后，大批知识分子为振兴祖国，造福人民，满怀建设强盛中国之壮志，远涉重洋，负笈美国。然而，新中国成立前后，这批学贯中西的莘莘学子，仅少数回归祖国，大部分却滞留海外。他们滞留不归的原因在哪里？以后发展情况如何？对美、中两国产生什么影响？这就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教训，对于加强留学教育，进一步做好留学人员的回归工作和充分发挥海外人员的积极作用，也许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
    1.
    大部滞留海外是战后初期留美学生的一个突出特点。近代中国混乱不堪，经济文化落后，工作环境艰苦，然而由于留学生的使命感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以及回国后待遇优厚，战前留学生大多学成即归，回国率甚高。而战后留美学生却大多留在美国，加入美国国籍，成为美籍华人。造成这种状况的最根本的原因，是由于美国政府对留学生回国的阻挠。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宣告了美帝扶蒋反共政策的破产，但它不甘对华外交的失败，继续与中国人民为敌，对新诞生的人民政权采取经济封锁外交孤立政策，在文化教育上则宣称不让数千名受过高科技训练的中国学生回国“资敌”，对他们回国，“开始刁难，诸如到移民局签证、买船票等故意为难。约在1950年4、5月间，直航中国的客船已停航”[①]。朝鲜战争爆发后，中美关系更加紧张，美国政府乃绝对禁止中国留学生离美，并通过法令，颁布各种条例，阻挠离境，强迫他们无限期居留美国。美国各行业也稍稍开放，以让其谋生。“于是4000名中国留学生（当时美国当局确认之数）经美国‘安全调查’之后，调整身份，在美国就业或继续进修。其中工科留学生比较容易找到相当的工作，而一些文科留学生则谋职不易，迫于生存，有的只好改行从头来起。”[②]
    除了客观上美国政府的阻挠外，从留学生本身主观因素而言，则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共产党领导建立的新政权缺乏了解，存有怀疑、观望的态度。滞留美国的匹兹堡大学教授杨富森在谈到当年自己的思想时说，作为一般知识分子，对国内的政治纠纷缺乏深刻认识，在学校读书时“只知道有国共两党，那时候国民党当权，它的宣传机构把共产党丑化得一文不值，我们当然受到莫大的欺骗”。后来虽稍微明白了共产党的作风，“但是，共产党对我来说，总还是陌生的”。他说，自己“受了传统读书人（或许是儒家）的清高态度的影响”，“君子不党”的教诲“深深刻入我的心中”。国民党给中国人民带来无穷灾难，人们对其深恶痛绝。“我心中在盘算，党都是一样的，领导者换了，政治本身恐怕是换汤不换药的，我出国的动机原是因为国民党政权的腐败；如今，共产党取而代之，我怎么知道他们（共产党人）一定会比国民党强，清白无私，为人民而不为自己呢？我当时得不到确切的正面的答案，我却被我的‘愤世嫉欲’派的想法所征服了。”他还认为，“一个政权在最初开始时不会安定；何不等到国内政局稳定之后，再回国贡献一臂之力”[③]。所以要等待观望一番，哪知后来情况有变。这种想法具有很大的代表性，因对共产党及其领导建立的新政权缺乏了解而滞留海外的留美学生在这部分人中占有不小的比例。
    二是为完成学业或攻读更高的学位。新中国成立时，许多人学业未完，正读着硕士或博士学位，就此中断觉得可惜；有的虽读完了“硕士”，还想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继续拿到“博士”。他们觉得好不容易来到美国，刚来时困难重重，一切不习惯，经过一段时间，已经适应，对学习研究已有了初步认识，而就此放弃实不忍心，感到机会难得，不宜错过，要继续读书，充实自己，等学位更高，资格更深再回国不迟，这样不论对个人、对家庭甚至对国家都更为有利。这种想法从继续深造的角度看，不能说没有一定的道理，但等到学业完成之后想回国时已经难以脱身。
    三是美国优厚的物质条件、理想的工作环境和开明的政治气氛的吸引。有些留学生毕业后在美国已有或易于找到自己理想的工作，不仅薪水多，生活条件优裕，而且具有先进的教学科研工作条件。相比之下，国内不但待遇低，生活艰苦，特别是业务工作条件简陋，科研手段落后，经费缺乏。他们估计回国后工作开展会障碍很多，困难重重，难以施展抱负，不易创出成果。加之中国历来封建残余严重，民主空气不浓，行政干预过多，相对美国较为宽松的政治气氛，也影响了经过西方文明陶冶的知识分子回国的积极性。
    四是少数对共产主义的敌视分子。留学生之中，极少数被“美化者”，他们数典忘祖，在美国文明面前显示了极度的民族自卑感，对西方文化达到了极端崇拜以及迷信的程度，有的受到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熏陶，从资产阶级观念出发，反对工农运动，反对中共领导的民主革命，幻想依靠美国的援助和影响，在中国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对新生的人民政权采取敌视态度。至于在国共两党内战中，面对人民解放军的胜利进军，为逃难而借留学之机赴美者，留居海外则更是很自然的了。当然，这些人仅是滞留美国留学生群体中的少数。
    2.
    这批留学生滞留美国之后，大多继续留在大学读书，念完了硕士或博士学位，其中理工的占大多数，文科和法科的则较少；少数予以就业。他们是一批人才，多获得博士学位，但开始寻找工作时，却到处碰壁，主要原因是：（一）这些人不是美国公民，而许多雇聘机关都要求有“公民”的资格；（二）美国的雇聘机构在过去没有聘用过中国人，尤其是拥有最高学位的高级知识分子，他们不晓得这批人的工作能力，不知道他们是否靠得住；（三）这批留学生虽然读完各种学位，很多人还有语言上的困难即英语程度太差，思想不能表达，或者说话别人不懂。这三重原因几乎使这批华人高级知识分子陷入失业的绝境之中[④]。
    后来，有的雇聘机关因为得到学校导师的推荐信，才开始试用这些人。于是有的在大学找到了教书工作，有的在某大公司得到研究工作，甚至有的找到了政府工作。他们为了生存，为了民族的自尊心，不仅紧紧地抓住这种机会，而且充分地予以利用，以中国人民吃苦耐劳的美德，立志做出一番成绩来给美国人看。果然，试用期间未满，他们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表现非凡，留给人们极佳的印象，因而获得极好的评价：能干、负责、诚恳、友善、不多说话、不批评人、不抱怨、不计较待遇，却有惊人的成绩表现！以后在中美两国长时间处于敌对和隔绝的状况下，他们更加埋头于他们的专业的探索和学术研究，因而许多人都做出了优异的成绩。
    一般来讲，任何国家派遣留学生，其目的都是希望他们学成之后回国效力。这批人才滞留不归，对中国的建设来说，自然是个很大的损失，而对美国的发展却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推动了美国科技的进步。这些留学生勤奋好学，图强自取，颇有建树，其中部分人利用美国先进的设备和科研条件，亲自接受世界一流专家学者的指导，加之个人的刻苦努力，获得了卓着成绩，在美国学术界科技界崭露头角，涌现出一批蜚声世界的科技人才，如世界着名物理学家杨振宁、李政道，当代小型电脑奠基人王安，女医学科学家鲍薇青等。杨振宁曾毕业于昆明西南联大物理系，1945年赴美留学，1948年在芝加哥大学获博士学位。从1949年起，在普林斯顿大学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后任纽约州立大学爱因斯坦讲座教授兼该校理论物理研究所长。李政道亦曾就读昆明西南联大物理系，1946年赴美，1949年在芝加哥大学获博士学位，从1953年起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任教。1956年杨、李合作发现了物理学上一新定律，推翻了爱因斯坦发现的指导原子物理研究多年的宇称守恒定律，轰动了物理学界。这一重大发现，为人类进一步探索微观世界，并为原子再分裂为粒子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如果说杨、李主要在基础理论方面有很深造诣，那么王安则是在运用技术上获取了突破性进展。他早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电机工程学系，二战后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获电机系博士学位，之后在一家大公司做电子方面的研究工作。1951年当王安的研究已具体化时，美国工业界对电脑的发展尚未正式开始。他发明了一种初级计算机组件，叫做“磁性脉冲控制仪”，使电脑体积大大缩小，为日后小型电脑奠下基础。他将一项有关电脑记忆系统的重要发明-磁性记忆圈的专利权卖给国际商业机器公司，得款50万美元，以此作资本在他的私人车库里创办了电脑工厂，1955年创立了王安电脑有限公司，1980年发展为国际性大企业，成为美籍华人首富。[⑤]在医学领域，鲍薇青可说是留居美国学生中的杰出代表。她原籍江苏常熟，1946年毕业于中央人民医学院（南京大学的前身），以后赴美留学，获博士学位。几经拼搏，成为世界着名心脏及小儿科心脏科的权威，在洛杉矶联合医区被誉为“儿童心脏病治疗者先驱。”[⑥]
    在这些滞留美国的知识分子中，除了一些成了知名者外，还有很多是无名英雄，譬如大公司的研究人员在本公司做出惊人的成绩，可是除了本单位，外面的人们不一定知道他的名字。无数知名的和不知名的科技工作者，他们的许多发现、发明和创造，对美国的科技进步和经济的繁荣无疑起了积极作用。
    第二，加快了美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战后留美学生所从事的职业，多集中在高等教育界，为美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作为他们之中一员的唐德刚博士曾评论说：“我国从前军队里面有句话叫‘无湘不成军’，在今日美国的教育界，也几乎是‘无华不成校’。北美洲稍为像样点的专科以上学校，差不多都有中国教授……中国人之所以能在美国高等学校内走出一枝独秀的道路，实在因为美国教授生活最适合‘百无一用’的中国书生的脾胃。做教授要有专业知识；要有最高学位。这些都是急功近利的美国知识分子所不愿为，不屑为，也不易为之事，但却是中国知识分子之所长、之所好。教书生活安定，人事单纯，经济收入虽胀不昏，也饿不死。一个清高的头衔，也足使礼义之邦出来的穷秀才，发生足够阿Q式的自满。”[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