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初，这批华人教书匠并不被美国所重视，后来，随着美国对高等教育特别是中国语文教学的加强，使他们开始大有用武之地。1957年苏联首次把一颗人造卫星射进太空，美国朝野为之震动。于是总统立刻向国会提出一项紧急法案，定名为“国防教育法案”，国会立即予以通过。这项法案的主要目的是加强高等教育，由政府拨款，协助全国各地大学加强科学与外国语的教育。
    美国总统所指定的一个特别委员会调查发现，有6种外国语是被忽略而不大学习的，其中中文被列为首位。于是这个特别委员会向总统建议，鼓励各地大学增设中国语文课程。这样一来，中国语文忽然间被认为是一个最重要的国际语言，各大学纷纷成立中国语文学系，其他有关的课程也在各地学校发展起来。由此马上感到师资缺乏，于是一些留美学生顿时成为红得发紫的人物，不少成为大学教授，有的还当了院长或副院长。几十年来，他们辛勤耕耘，呕心沥血，为美国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大学生、研究生，对美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第三，提高了华侨、华人的社会地位。中国人大批出洋美国始于十九世纪中叶，那时美国正在进行开发西部运动，其中一项重要工程是修筑铁路，于是到亚洲各国招募工人。当时鸦片战争后的中国，天灾人祸相继而起，许多人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应募而去。铁路修完了，又赶上加里福尼亚州的掘金热潮，很多人接着参加了开矿的工作，之后不少人便留了下来，奠定了美国华侨的基础。这批“苦力”在美国定居下来后，长期受到歧视和迫害。其原因主要在于旧中国半殖民地的屈辱地位和种族歧视政策；另外与这批移民的素质也有很大关系。他们虽秉承中华民族赤手空拳艰苦创业的精神，开办了餐馆、洗衣、杂货等行业，活跃了当地经济，但多缺乏知识，对中国文化认识较差，又对美国文化隔阂甚大；他们聚族而居，形成一个小圈子。他们仍穿清朝的服装，女人裹小脚，男人留辫子，引起当地美人的歧视和迫害。
    战后滞留美国的学生与第一批移民则大大不同，这批青年学生都受了最高教育，是社会上的知识分子，几乎所有的人都获得较高的学位，其中荣获博士头衔的要占半数以上，他们都成了高级研究员，技师或工程师或大学教授；这在讲究社会地位的国家来讲，显然和第一批移民开洗衣店或餐馆的相差太远了！美国纵然是一个资本主义的社会，可是知识分子仍然受到社会一般人的重视，高级知识分子更会受到人们的尊敬。美国人对这批新的移民再也不敢歧视了。[⑧]
    由于这批学生滞留美国加入美国国籍，致使美国华侨华人中颇有造诣的专业技术人员急剧增多。1940年在美国华人中这类人才约有900人，1950年增加到3500人，这时仅妇女专业技术人才就几乎相当于1940年这类人才的总数。1950年代，华人职员、推销员和类似白领工人从8300人增加到1，5400人。[⑨]之后又有了发展，据美国加州大学亚瑟金教授于1971年发表的一项研究报告指出，在美国从事教授、会计师、工程师、医师、律师及各种高级技术12项专业的人员，按各种类总人数核计所占比例，华裔遥遥领先，居于首位，约有3000名中国学者、专家分别在美国150所大学任教，或在私人研究机构任职，都是医药、工程、科学等45类学术部门的专门人才。到了八十年代末，在美国各州着名的大学中，有1／3的数学系、物理系主任是华人；全美机械工程学会的12个分会中，有6个分会的主席由华人担任；国际商业机械公司（全美国的电子计算企业）有800多名工程师，其中1／2以上是华裔；美国电脑中心有1000多名中国血统的研究员；美国着名的太空研究中心也有100多位华裔研究专家。[⑩]他们之中不少是二战后的留美学生。
    随着华人移民的增加和文化水平的提高，参政问题为华人所关注。战前老一代的华侨，始终觉得自己是暂居他国的“侨民”，他们“在商言商”，对政治问题态度淡漠，不愿参与居住国的政治活动。但是战后在美国的新一代的华人，已不是暂时侨居的中国人了，他们已取得美国国籍而成为美国公民，要求参政的呼声日益增高。60年代初夏威夷州选出了第一位华裔副州长李察臣；1984年吴仙标教授竟选德拉瓦州副州长获得成功。1987年1月，吴仙标、陈香梅、杨振宁等千名华裔人士联合签署了“华裔公民1988年大选宣言”，呼吁华人团结一致，为争取自身及子孙后代的合法权益而斗争。同年3月近百名美国华人政界人士又在洛杉矶蒙特利尔公园成立“华裔政治委员会”，以便汇聚华人政治力量，促成华人出任美国联邦决策阶层要职，掀起华人参政热潮。这充分反映了华人社会地位的提高。
    第四，促进了中美文化的交流。早期的华工在美国修路挖矿，开凿运河，垦植良田，发展渔业，开办餐馆、洗衣、杂货等行业，带去中华民族劳动人民勤劳善良艰苦朴实的优秀品质，也带去了某些作物种子、生产工具及技术，但因多为文盲，在国内未受过正规教育，对中国传统文化知之不多，而在接受美国文化方面又受到许多限制，这就大大影响了中西文化的交流。而战后滞留美国的青年学生则不同，他们是一批知识分子，经受过中美两种文化的熏陶，在国内受过正规教育，对中国传统文化有较深的理解；在美国又接受高等教育。他们思想敏捷，易于接受新事物新知识；他们懂中文会外语，不少人又从事教育工作，利用讲坛这个阵地，把中国国语、文学、哲学、戏剧、文艺、历史、地理等介绍给成千上万的美国青年；他们着书立说，介绍和宣传中国文化，使更多的人了解中国，同时又把美国文化利用他们便利的条件通过种种途径传播到中国；由于他们对中美两国都熟悉了解，所以在两国人民乃至政府之间的交往方面，还常常穿针引线，充当桥梁和纽带。因此，他们对加强东西文化交流，增进中美人民的友谊方面发挥了异乎寻常的作用。
    3.
    这批留学生滞留海外，得益最大的是美国，不过从长远的观点看，对中国来说也并非无利可得。由上所述，利用美国先进的仪器设备、科研条件，造就出一批闻名世界的杰出人才，他们的突出贡献推动了科技的进步，这不仅对美国，而且对整个人类（当然也包括中国）都具有重要意义；华侨华人地位的增强，也无疑提高了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的声誉，扩大了影响；中美之间交流的加强，自然对两国都是有利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批留居海外的知识人才，是中国四化建设的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几十年来，新中国的成就和国际地位，给他们带来了光荣与骄傲，也使他们“心中始终抱着遗憾，他们受环境的局限，没有得到机会在伟大的解放运动之中发挥一份力量，做出一番贡献，以致他们青年时代的壮志未能如愿以偿，每想到这里，他们有时不免自咎自责。可是他们始终未能忘本，他们始终相信落叶归根的古训；一旦机会到来，他们愿意尽一些力量，为国为民，尽忠报国。”[（11）]虽然他们之中不少人已“落地生根”，加入了美国国籍，但他们认为自己“仍是中国人，有中国人的血性，有中国人的爱国热诚”[（12）]。作为龙的传人炎黄子孙，他们渴望着祖国强盛，他们愿在有生之年为祖国的四化大业贡献自己的余热。
    自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僵局打开之后，特别是三中全会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这些被困异国他乡多年的游子纷纷回国探亲访友，观光游览，讲学开会，将西方的先进技术、文化介绍给国内。不少人被国内聘为教授、研究员、顾问，甚至被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他们竭尽全力，为四化建设培养人才，提供科技信息、技术和咨询，将自己的知识毫无保留地贡献给祖国。
    如世界着名物理学家杨振宁、李政道自1971年以来多次回国，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杨振宁曾任全美华人协会会长，为加强中美两国之间的了解和友谊，促进中美关系的不断发展作了大量工作，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和科技教育事业的发展更为关心，多次献策献力。80年代初，他参与发起创办了在北京出版的《科技导报》，曾给中国领导人写信，指出中国科技界在制定计划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李政道为培养祖国人才做了大量工作，如1978年他第四次回国，为北京科技大学研究生院讲学。他坚持每天讲课3小时，连续7周内讲授110个学时，是他在美国通常情况下3年的总和。他在教学时集中了当代理论物理研究的精华，又结合自己的工作，从基础理论讲起，选择最短的途径，用最快的速度，把听者带到当今世界理论物理的最前沿。他那诲人不倦、认真负责的精神，使大家十分钦佩。为了尽快培养人才，早在1979年李政道就给美国40多所大学教授写信上百封，争取了这些教授，同意按照招收美国研究生的条件和待遇招收中国研究生。八十年代中期美国招收中国研究生的大学增加到60多所，美国最有名的十几所大学的物理系，每校每年招收研究生的名额虽然只有10到25名，而中国研究生就占了4至5名。这些进入美国大学的中国研究生，不仅免交学费，还得到学校资助的生活费。李则差不多把1／3的时间用于培养中国留学生的工作。
    匹兹堡大学教授杨富森，1972年后的十几年中四度回国，第一次带着女儿，第二次陪着爱人，第三次在京、津、鲁、沪一些高校讲学6个月，第四次于1984年在钢铁学院外语系讲学1年。1979年他曾给我国政府有关单位上“万言书”，建议利用在美国各大学教书的华人教授们休假之便，聘请他们回国讲学或指导研究。指出这些教授的休假时都有工资，而且很多人基于爱国热诚，不愿增加国家的经济负担（如外汇），愿意自出路费，回国服务；聘用机构只须给他们食住上的安排，问题便可迎刃而解。[（13）]
    《李宗仁回忆录》的记录整理者唐德刚博士也多次回国，笔者至今还清楚记得1980年他在山大历史系讲授《美国史》和《胡适研究》时的情形。平常空旷的联合教室，届时座无虚席，连通道也常被挤得水泄不通。他那渊博的学识，新颖的观点，生动的言词，深入浅出的讲解，不时引起一阵阵掌声和喝采，大家普遍认为听他的课不仅增长了知识，而且是一种艺术享受。
    还有些当年滞留美国的学子，晚年返国投资，办企业建学校等，种种事例不胜枚举。他们对四化建设的积极作用，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
    以上，从留美学生滞留的原因及其对美、中两国的贡献中，我们可以得到许多有益的启迪。
    首先，这批人才留居海外，使楚才晋用，对我国来说无疑是个巨大损失，而得利最大的是美国。故做好留学人员的回归工作，不能不是留学教育的首要问题。为此，不仅要提高留学回国人员的地位和待遇，使其有较佳的物质条件和理想的工作环境；而且要加强与留学人员的联系和管理，坚持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作用；尤其是要加快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努力把国内事情办好，造成政治廉明宽松，经济兴旺繁荣的局面，使社会主义具有更大的吸引力。这些工作做好了，自然会有更多的学子回国效力。
    其次，由于种种原因滞留海外者，从长远观点看，对我国也并非无利可得。只要他们做出成绩，也会为中国人争光，也会对发展我国人民同各国人民的友谊和交流具有积极意义，也会对中国某些方面产生重要影响。因此，无论对老的还是新的留居海外者，都要采取团结、利用、争取的政策，不要把他们当成异己力量，更不能视为敌对势力，而是看作中华民族中的一员。有关部门要热诚地团结他们，关心帮助他们，体现伟大祖国的温暖；经常向他们介绍国内情况，通报信息，鼓励欢迎他们回国旅游、探亲、讲学等，充分发挥他们对我国四化建设的积极作用。
    注释：
    ①山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留学生活》，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10月版，第165页。
    ②王奇生：《中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湖北教育出版社1992年9月版，第34页。
    ③④⑧（11）（12）（13）杨富森：《我在美国三十年》，三联书店1985年2月版，第42-45、138、328、347、347、345页。
    ⑤韩省之等选编《海外杰出华人》，时事出版社1987年12月版，第15页。
    ⑥李春辉等：《美洲华侨华人史》，东方出版社1990年6月版，第287页。
    ⑦唐德刚：《胡适杂忆》，台北1981年版，第160页。
    ⑨宋李瑞芳：《美籍华人的人力及就业概况》，纽约普雷格出版社1976年版。
    ⑩蔡北华：《海外华侨华人发展简史》，上海社科院出版社1992年3月版，第127-1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