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开幕日期，经过多方面考证，定为1921年7月23日。党史界也普遍认同这一考证结果，并被大量刊物所引用。笔者在阅读有关考证文章和史实资料后，认为这一日期的确定证据尚不充分，仍有进一步进行考证的必要，现根据有关史实资料和考证文章提出一些粗浅看法。
    一、弄清一大会议未能如期召开的原因，是考证一大开幕日期的前提
        1921年上半年，召开党的代表大会并在组织上正式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条件已经基本具备；陈独秀和上海共产党小组为党的正式成立也草拟了党纲、党章等有关文件，并对党成立后采取何种中央的领导形式进行了多方面探讨。[①]在此期间，上海、北京、广州共产党小组通过信件联系已有召开党代表大会的初步意向。[②]6月初，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尼科尔斯基到达上海，把召开党的代表大会提到了主要议事日程。于是上海共产党小组作为一大会议主要发起者便向北京、长沙、济南、广州、汉口等地共产党小组发出通知，要求各地组织派出两名代表，于6月下旬到上海参加党的成立大会。[③]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以下简称《大会》）一文记载的“代表大会预定六月二十日召开”的由来。[④]由于种种原因，各地代表的出发时间有早有迟，所以，会议只能在等待各地代表陆续到达的过程中往后推迟。
    再说，组织发动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关键人物陈独秀、李大钊是否参加会议，也是大会能否如期召开的关键。李大钊由于校务工作繁忙等原因，不能参加大会，已通过约在6月中下旬先期到达上海的北京代表张国焘转告了上海共产党小组。按照上海共产党小组及大会筹备者的设想，陈独秀是必须参加会议的，且大会的主席应由他来担任，大会的许多重要问题要等他来决断，而陈独秀此时正在广州。鉴于上述两个原因，大会不得不延期举行。而延期到何日，就要看代表们何时能全部到齐上海，特别是陈独秀和广州代表何时到达才能决定。
    由此可见，弄清代表们何时到齐上海，特别重要的是谁是最后一个到达上海的代表及其到达时间，也就成为我们考证一大会议何日召开的前提。
    二、明确谁是最后一个到达上海的代表及其到达时间，是确定一大开幕日期的关键
        《大会》一文说：“各地代表，直到七月二十三日才全部到齐上海。”[⑤]那么，谁是7月23日最后一个到达上海的代表呢？
    出席一大会议的共有13位代表。上海代表李达、李汉俊同时也是一大会议的召集人之一，他们家住上海，且会议又计划安排在李汉俊家中召开，他们应是向会议报到的最早的两位代表。
    北京代表张国焘是最早到达上海的外地代表。他说：“我因须参加大会筹备工作，是代表中最先到达上海的一个（大约五月中旬）。”[⑥]这里的5月中旬可能是指农历。他实际到达的时间约在6月的中下旬。
    北京代表刘仁静是在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年会后到达上海的。他说：“我记得我是参加了在南京召开的‘少年中国学会’年会后参加党的一大的。”[⑦]“少年中国学会”年会是7月1日至4日在南京召开的。[⑧]会议结束后，他“和高尚德于七月上旬到达上海。”[⑨]张国焘也证实说：“刘仁静比我迟到几天。”[⑩]
    长沙代表毛泽东、何叔衡到达上海的时间也比较早。毛泽东回忆说：“一九二一年五月，我到上海去出席共产党成立大会。”[（11）]另据谢觉哉1921年6月29日日记记载：“午后六时，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润之，赴全国……之招。”[（12）]经分析这是指毛泽东、何叔衡去上海参加党的一大会议。他们俩人到达上海的时间应是7月上旬。
    留日东京代表周佛海是在学校放暑假后从日本回到上海的。他说：“接着上海同志的信，知道七月间要开代表大会了，凑巧是在暑假中，我便回到上海。”[（13）]张国焘说周佛海“对大会的筹备工作也是积极参加的。”[（14）]周佛海回到上海，既参加了大会的筹备工作，说明他到上海的时间不会太迟，否则，他没有时间参加大会的筹备工作。估计约在7月中旬左右。
    济南代表王尽美、邓恩铭逝世较早，本人没有留下关于一大会议的有关资料。但是，张国焘则证明说：“山东代表王尽美、邓恩铭也到得较早，他们都是刚毕业的中学生。”[（15）]同时，张国焘还说，他在从北京到上海时，曾路过济南，会晤过他们。因此，他们对会议召开的时间是比较明确的。且又放了暑假，他们到达上海的时间就不会太迟，应在7月上中旬。
    广州代表包惠僧是在广州由陈独秀决定其参加会议的。他说：“在六月中旬，陈独秀召集我们开会……当时决定我同陈公博为广州区代表”。“我就坐直达上海的海船到了上海。”[（16）]“我到了上海，先住在渔阳里六号，后迁到法租界打铁滨博文女校楼上。”[（17）]他证实广州另一位代表陈公博没有和他同行。他“刚刚结婚，带了新娘坐邮船到上海。”[（18）]他还说：“他七月十五日坐船直赴上海，大约二十日到达。”[（19）]同时，博文女校是大会安排代表住宿的地点，包惠僧到达上海将住宿地点由渔阳里转到博文女校，这又有一个时间过程，也可间接证明他不是最后一个到达上海的代表。
    武汉代表董必武、陈潭秋虽未见文字直接说明他们到达上海的具体时间，陈谭秋比较笼统地说了一个大概时间。“一九二一年七月的下半月，有九个新来的临时寓客住在上海法租界蒲柏路私立博文女校的楼上，这些人原来就是各地共产党小组的代表，为了正式组织共产党，约定到上海来开会的。”[（20）]可见，董必武、陈潭秋到达上海的时间应在7月15日后。同时从他们从事教员这个职业来看，当是在学校放了暑假后到沪的。而当时学校放暑假约在7月上旬，加上他们旅途占用的时间，估计应在7月15日左右到达的可能较大。
    综上分析，从这些代表到达上海的时间和到达后的活动内容来看，则可证明他们均不是最后一个到达上海的代表。那么，最后一个到达上海的就只有另一位广州代表陈公博。陈独秀不能参加一大会议的信息就是陈公博从广州到达后转给大会筹备者的。这也说明陈公博可能是最后一个到达的代表。我们在此对陈公博到达情况作进一步详细分析。
    陈公博在一大会后不久写的《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一文说他“于是在七月十四日起程赴沪。”[（21）]他在另一篇文章中还说：“七月初旬法专和高师都放了暑假，我和我的太太由香港转上海。”[（22）]怨惠僧说：“陈公博刚刚结婚，带了新娘坐邮船到上海。”[（23）]可见，陈公博从广州到上海参加会议的出发时间是7月14日，旅途过程是从广州到香港，然后再到上海，交通工具是乘坐的邮船，而不是象包惠僧从广州到上海是坐的直达海船。同时还带着他的新婚太太，本身抱着到上海既参加会议又带有旅游的两重目的，路途所占用的时间可想而知了。至少可以初步认定，他到达上海的时间是在7月20日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