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他把到上海参加一大会议的整个在沪时间确定为“十日”。他写的《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一文的题目就确定了他在上海的时间是“十日”。另外，他还有一种说法是“近十日”。他说：“我在上海虽然前后停留近十日。”[（24）]根据他在同文中记述的一大在上海召开的最后一次会议遭到法国巡捕搜查的情况，以及他回到住宿的大东旅社后，当晚该旅社发生的杀人事件的叙述，经查当年的上海《新闻报》和《申报》1921年8月1日对此事的报道，可确定一大在上海最后召开的一次会议时间是7月30日晚上。第二天即7月31日上午，陈公博得知杀人一事，下午即与他的太太一同到杭州游玩。[（25）]由此可以知道，陈公博是7月31日下午离开上海的。依据他说的在上海的整个时间是“十日”和“近十日”分析，如果是“十日”，那么，他到达上海的时间应是7月22日，从7月22日到7月31日刚好是十天。如果是“近十日”的话，那么，他到达上海的时间应是7月23日。从7月23日到7月31日是9天。由此可以基本肯定，陈公博到达上海的时间应是7月22日或7月23日两天的可能。
    从上文关于一大代表到达上海的时间尤其是陈公博到达上海的时间，再结合《大会》一文记载的“各地代表，直到7月23日才全部到达上海”的时间下限这几点综合看，可以断定，陈公博是最后一个到达上海的代表，到达的时间应是7月23日。这一点，是确定一大会议何日开幕的关键。
    三、真实的文字记载，是确定一大开幕日期的可靠依据
        陈公博作为最后一个代表，又是7月23日才到达上海，那么，大会究竟是何日开幕的呢？是7月23日还是其他日期，下面我们继续通过引证加以确定。
    陈公博在《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中写道：“去年我在上海结合了一个学社，也想趁这个时期结束我未完的手续。……我于是七月十四日起程赴沪。……我到上海的翌日就碰到两个从前外国的教授，我们见面之后，因为两年不见，少不得攀荆道故，听夕往来……”[（26）]根据这段文字，我们要弄清他的“学社”“未完的手续”“外国的教授”“攀荆道故”是指的什么。陈公博这篇文章写于一大召开后不久，即1921年8月，且公开发表在当时《新青年》杂志上，文字的记载是比较真实可信的，因而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限制，他在文笔上采取了一种暗示手法来说明他在一大会议期间遇到的一些情况，用了一些代名词来表示有关人物和事情。首先，他所说的“学社”就是指共产党的组织；“未完的手续”即是指到上海参加党的一大，组织党的正式成立活动。其次，他用“翌日”这个词来表示“第二天”这个时间概念。在时间上点明他是在到达上海的第二天碰到两个外国教授的。这里，我们要弄清的是这“两个外国的教授”他指的是谁？又是在什么场合上碰到的呢？他碰到这两个外国的教授并与之“攀荆道故，听夕往来”又是什么含义呢？明确了这一点，就能确定一大的开幕日期。
    陈公博继续写道：“有一天夜里，我和两个外国教授去访一个朋友，谈了片刻，两个外国教授因事先行，我因天气热的原故，不愿匆忙便走，……不想马上便来一个法国总巡，……即下命令，严密搜查。……那个侦探才告诉我，他实在误认我是日本人，误认那两个外国教授是俄国的共产党”。[（27）]根据全文分析，这个记述所说的是法国巡捕搜查一大会议在上海召开的最后一次会议的情况。毫无疑问，他说的这两个外国教授就是暗指参加这次会议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科尔斯基。接着要证实的是，马林和尼科尔斯基在一大会议期间究竟参加了几次会议呢？是否参加第一次会议呢？根据代表们的回忆，马林和尼科尔斯基确实参加了一大的开幕会议和最后一次上海会议，即第一和第六次会议。包惠僧说：“在第一次代表会议中，马林和李克诺斯基只到过两次会。第一次马林作了一个政治报告，时间比较长，李克诺斯基谈了一点赤色职工国际的情况。”[（28）]他在另一篇回忆中还说：“第一天的会，各地代表与马林、李克诺斯基都出席了。首先由马林作了一个报告，……第二第三两天的会，马林、李克诺斯基都没有出席。……第四天的会当天下午八时起，马林、李克诺斯基及十三个代表都出席了。”[（29）]李达说：“党的第一次会议……第三国际的代表马林和尼科尔斯基也到了。”[（30）]张国焘虽说马林等没有参加第一次开幕会议，但说参加了第六次会议。他说：“马林的要求为大会所接受。我们决定在讨论党章结束时，即请他出席演说。”[（31）]他还证实，当会议发现不明真相的侦探时，是马林首先提议中止会议。[（32）]上述引证可见，马林和尼科尔斯基出席了党的一大第一次和第六次会议。陈公博文章说到他到达上海的“翌日”和一次晚上碰到这两个外国教授，显然就是指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科尔斯基。见面的时间是到达上海的“翌日”和遇到法国巡捕搜查一大会场的一个晚上。那么，可以定论，见面的场合就是一大召开的开幕会议和第六次会议上。因此，陈公博所说的到达上海的“翌日”与两个外国教授的见面就是指的一大开幕会议，时间当然就是7月24日了。所谓的“攀荆道故”，就是听取马林在一大开幕会议上的讲话。
    可见，陈公博提供的这段真实文字记载是我们确定一大开幕日期的唯一可靠依据。因此，我们认为，党的一大开幕日期是：1921年7月24日。
    四、一大会议日程的合理排列，是确定一大开幕日期的有力证据一大既然是7月24日开幕的，而7月30日晚上又中止了会议，这说明一大在上海阶段共历时7天。那么，这7天里开了几次会，会议内容是什么？会议又安排在什么地方开？这些细节问题如果我们得以明确，并将日程合理排列，则更能证明“7月24日”是一大开幕日期的正确结论。
    根据《大会》一文的记载和综合各出席者的回忆得知，一大在上海共召开过6次会议，会议中途安排了两天休会时间。由于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内容不尽相同，为了便于分析，笔者将大会召开的第一、二次会议称为汇报交流阶段；两天休会称为休会阶段；第三、四、五、六次会议称为讨论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