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是毛泽东和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宏伟志愿。毛泽东是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先驱者和开拓者，邓小平则是这一伟大事业的集大成者和成功的总设计师。
    毛泽东是一位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所作的重大贡献，可以概括为三个基本方面，即创立了一条思想路线，探索了三条道路，形成了三套理论。
    在民主革命时期，经过长期的革命斗争，创立了一条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找到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式的革命道路，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在30年代，《实践论》、《矛盾论》的发表标志着毛泽东哲学思想系统化。可以说，“两论”就是实事求是论，而《新民主主义论》则是哲学和政治学的高度统一。后来到了七大，毛泽东思想获得了全党的共识，并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入党的七大通过的党章中。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导下，取得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
    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党和毛泽东遵循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找到了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形成了一套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改造理论，完成了从私有制到公有制的革命转变。
    在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重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始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形成了一套社会主义社会矛盾论。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各种矛盾关系，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分析和概括。在《论十大关系》中，他以苏联的经验教训为鉴戒，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深入地阐述了要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各种矛盾关系，以便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思想。1975年7月13日，邓小平在写给毛泽东的信中说：《论十大关系》“我们在读改时，一致觉得这篇东西太重要了，对当前和以后，都有很大的针对性和理论指导意义，对国际（特别第三世界）的作用也大”。[①]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对客观存在的政治和经济诸矛盾进一步作了分析，在更高层次上概括了《论十大关系》中的矛盾思想，初步构筑起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论的科学体系。
    在《论十大关系》中，实际上提出了关于变革苏联模式的构想。毛泽东明确指出：“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②]对此，毛泽东提出了四个方面具体模式的变革问题。
    其一，关于经济发展模式问题。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苏联优先发展重工业道路的发展模式，被视为与资本主义国家发展轻工业道路根本对立的、唯一正确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道路。但这是一条靠牺牲轻工业和农业，追求片面发展重工业的道路，所付出的代价是异常沉重的。一些东欧国家照搬苏联的经验，使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受到严重损害。鉴于苏联、东欧国家的教训，毛泽东认为，决不能再走苏联、东欧的老路。因此，在经济发展方针上，毛泽东提出了区别于苏联的中国工业化的道路。在《论十大关系》中，他提出正确处理农、轻、重关系的思想。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他进一步指出：“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③]又说：“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④]说这是“中国工业化的道路”。他反复强调建设社会主义不能照搬国外的经验，要走自己的路。他曾深刻指出：“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⑤]
    其二，关于经济体制模式问题。苏联是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实行中央集权，而忽视地方分权；强调国家利益，而忽视企业和个人利益。建国后，我国的经济体制是按照苏联模式建立起来的。这在恢复国民经济、促进社会主义改造和保证重点建设方面曾发挥过积极作用。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展开，其弊病也日益暴露出来。在《论十大关系》中，对于经济体制改革方向，毛泽东进行了突破苏联高度集中统一模式的尝试。他提出中央向地方分权，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既要有统一性又要有独立性，强调要使企业有“自主权”，发挥企业的积极性，国家、企业、个人三者利益必须兼顾，不能只顾一头。在企业管理体制上，他提出了“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管理原则，即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群众相结合。这对于今天提高和改善企业管理水平仍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其三，关于政治体制模式问题。苏联的政治体制模式，强调共产党的一党统治，排除任何其他政党的存在。在我国，毛泽东在八大期间曾表示，我们社会主义社会必须想些方法来扩大民主，使人有讲话的机会。我国的政党体制，实行什么体制为好？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这是一个急需回答的问题。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⑥]在此期间召开的座谈会上还说：我们搞两个万岁，共产党万岁，民主党派也万岁。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他进一步阐述了共产党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是一个适合中国情况的民主政治制度。坚持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民主协商的政党体制，是我们党的一项建设民主政治的伟大创造。
    其四，关于思想文化体制模式问题。在苏联，思想文化体制上，强调意识形态领域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绝对统治地位，不允许各种学派和各种学术思想自由争论。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毛泽东对提高全国人民的政治思想觉悟和文化水平，造就一支强大的技术队伍和理论队伍有一套长远设想，要有一个十年规划。在意识形态领域，他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1956年5月2日，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李森科、非李森科，我们也搞不清，有那么多的学说，有那么多的自然科学，就是社会科学，这一派、那一派，让他们去说，在刊物上、报纸上可以说各种思想。”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他全面论述了“双百”方针符合社会主义社会科学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是繁荣我国科学文化事业的必由之路。并明确宣布：“这是一个基本性的同时也是长期性的方针，不是一个暂时性的方针。”但这一方针提出后，不仅受到国内的干扰，也受到国际上的歪曲。无论来自西方还是东方的舆论，都把它视为“自由化”的方针，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顶住了各方面的压力，在马列主义指导下，坚持走自己的路，努力在科学文化工作中贯彻这个方针。
    由此可见，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开了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先河，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奠基人。在理论上，第一个出来批评苏联模式的是毛泽东；在实践上，开始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也是毛泽东。他在审阅八大政治报告时，加上了几句话：中国民主革命有自己的特点，社会主义革命有自己的特点，将来社会主义建设也应有自己的特点。后来，1960年6月，在《十年总结》中，毛泽东说：“前八年照搬外国的经验，但从1956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开始反映中国客观规律。”他强调指出：“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我们已经有了十年的经验了”。“但是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要以第二个十年时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从中找出它固有的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⑦]
    毛泽东关于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构想，尽管不够完善和系统，不够全面和具体，尚未充分展开论证，但其思想的提出和所作的探索是极为宝贵的。它毕竟是我国摆脱苏联模式，走自己的路的伟大起点。毛泽东虽然最终未能解决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但他提出并探索了这一条道路，并为解决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作了理论前导。他不愧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先驱者和奠基人。如果说，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始于毛泽东，那么，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体系，则成于邓小平。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果断地纠正了毛泽东晚年的失误，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的构想，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推进到一个新阶段，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这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直接继承和最重大的发展。
    1980年11月25日，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指出：“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是恢复毛泽东同志那些正确的东西嘛，就是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嘛。基本点还是那些。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⑧]实践表明，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十一届六中全会、十二大、十三大到十四大，不断深化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基本理论，从而对毛泽东关于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基本构想，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有了极大的丰富和发展。
    党的十四大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要内容，概括为九个方面。这就是：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社会主义建设的外部条件、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保证、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步骤、社会主义的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祖国的和平统一。这个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回答了在中国这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正如江泽民在十四大的报告中指出的：“邓小平同志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他尊重实践，尊重群众，时刻关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善于概括群众的经验和创造，敏锐地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和契机，既继前人又突破陈规，表现出了开辟社会主义新道路的巨大政治勇气和开拓社会主义新境界的巨大理论勇气，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做出了历史性的重大贡献。”
    注释：
    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第245页。
    ②③④⑥《毛泽东着作选读》下册，第720-721、796、796、733页。
    ⑤转引周恩来《政府工作报告》，1975年1月21日《人民日报》。
    ⑦《中共党史大事年表》，第306页。
    ⑧《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