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界对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因素已作了多方探讨，并对事变有关人物也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但对宋美龄这个重要人物所起作用的专题论述尚不多见，多将其作为促进因素之一泛泛而谈，仅停留在“起过积极作用”或“催化作用”的笼统层面上，实际上，这是远远不够的。本文拟从其作用的量、质和机制的视角，逐步加以考察，以求对其作用作一较为深刻的揭示和公允的历史评价。
    一
    宋美龄惊悉事变后，连夜由沪返宁，“抓紧现实”，旋风般地展开了一系列活动，具体起到了如下三个作用。
    （一）阻止讨伐的作用
    首先，宋美龄同主战派何应钦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她严厉指出，今日若遽用武力，确将危及委员长之生命，并强调蒋之安全实与国家之生命有不可分离之联系，极力要求在推进讨伐军事之前，先尽力求蒋之出险，否则便是想谋害他取而代之。这使何应钦不得不有所顾忌。
    其次，说服国民党元老要人。她反复向他们解释采取军事行动的严重后果，她说：“惟目前处置西安叛变，若遽张挞伐之师，迳施轰炸不独使全国所拥戴领袖之生命陷于危殆，即陕西数千万无辜良民，亦重罹兵燹之灾，且将使为国防而建设之国力，浪作牺牲。”[①a]呼吁这些党政军人士，各自检束与忍耐，勿使和平绝望，应尽力妥觅和平解决之途径。
    再次，争取黄埔系将领的支持。她特地召开黄埔军官会议，一针见血地指出：“你们要营救你们的校长，就不要讨伐西安，讨伐西安，就等于送你们校长的命”[②a]，并以全国航空建设会秘书长的身份向中央军校学生公开发表演讲，要求他们：“于未明事实真相之前，切勿遽加断定，遇事镇定，勿尚感情”[③a]，并提醒大家说，主张讨伐的是别有用心，“委员长抚爱诸生如子弟，目前遇此事变，正为诸生敬谨遵行师训之时”[④a]。她力阻讨伐的言行直接影响了蒋嫡系中另一些将领及戴笠、郑介民等人，他们也都趋向和平解决，并告诫各方不要轻举妄动。
    上述活动初见成效后，她又要求孔祥熙以代行政院长的名义召集会议，提出在讨伐之前怎样和平救蒋的问题，主战派无法拒绝。这就对武力讨伐起到了有力的抑制作用。
    （二）沟通宁陕的作用
    事变之初，消息阻塞，真相不明，宋美龄无法考虑出对策，所以只有双管齐下，一面力阻讨伐稳定局势，一面沟通宁陕展开对话。为此她做了以下几项工作：
    第一，她先要礼祥熙电告张学良，要他指定电台一处以便随时联系，然后又派端纳前往西安探明情况。一方面使蒋了解了南京的动态和张、杨的用意，态度有所改变；另一方面也使宋美龄知晓了事变真相和蒋的状况，“发现了第一次希望的曙光”，增添了和平解决的信心。
    第二，请蒋立下手令，制止何应钦的军事行动。何故意曲解端纳的来电，并于16日明令讨伐，大肆轰炸。宋美龄深感问题严重，立即全力阻止，并请端纳再飞西安请蒋下停战手令。蒋得知后，既怕轰炸会危及自己的性命，又希望有一定的军事威胁以促早日返宁，故下令停炸3日。期满，宋美龄又力争展限3天，从而为事变的解决赢得了较为充裕的时间。
    第三，支持宋子文赴陕活动。宋美龄先征得张学良的同意，又排除何应钦的干扰，使宋子文以私人资格探蒋成行。抵陕后，宋子文经与各方会谈，确信“三位一体”和平解决的诚意，尤其是周恩来代表中共所表现出来的不计前仇的博大胸怀使他感佩不已，这就使宁陕得到了进一步沟通，为下一步和谈作了有力的铺垫。
    （三）疏通整合的作用
    宋美龄得知蒋仍拒绝谈判，加之地面的战斗20日晨又已开始，形势仍有逆转的可能，她认为要使危局利以根本好转非面晤张、蒋不可，随于22日冒险飞抵西安。夫妻相见，蒋屡言愿以身殉国，要求她也不得签订任何文件。宋美龄从形势处境到家国安危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她说：“我等目前应自制，应忍耐”，“偶一错失立入死亡之陷阱”，倘处理得宜或可立即解决，在此关头需具信心与智慧，不应该“轻言殉国”，君子责任仍在“完成革命”以“救国”。在她情理并茂的劝导下，蒋的态度得以根本转变，开始考虑张、杨的主张。
    然后她又面晤张学良，明确指出，“彼等自谓此举得全国民众之拥护实为错觉”[①b]，对此张学良也深有同感，本以为发动事变是人心所向，但因事变之初南京做了手脚，一时舆论哗然，倒使他成了千夫所指的罪人，加之蒋宁死勿谈的态度确使他骑虎难下、进退维谷。宋美龄的到来无疑给了他走出困境的希望。他向宋美龄解释此举是不得已为之，并说明极愿立即恢复蒋之自由，但关系者甚众的难处。宋美龄当即表示：“凡委员长所不愿见者余皆愿代见之。”经张引见，宋美龄与周恩来作了两次长谈，她表示愿共同努力劝蒋回心转意，并请周做杨虎城早日释蒋的工作，还明确表示，赞成张、杨和中共关于停止内战的条件，她说：“凡内政问题皆应在政治上求解决，不应擅用武力。”[②b]这就打破了僵局，同时也坚定了张学良早日释蒋的决心。
    宋美龄冒险飞陕使蒋终于接受了西安方面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同意宋氏兄妹代表他与“三位一体”进行谈判。宋氏兄妹以救蒋出险为要加之背后英、美的督促，所以谈判很快达成协议。结束后，宋美龄陪同周恩来会见了蒋介石，使蒋终于见了这个他最怕见的仇人，也使周有机会表明共产党以德报怨的态度，劝蒋不抗日无以图报，非团结无以救国。蒋的心灵不能不受到一次震撼，表示愿意停止内战，虽然他未在协议上签字，但却以“领袖人格”作担保，回宁执行。这就为和平解决事变迈出了关键一步。
    因蒋未在协议上签字，国民党中央军也还没撤至潼关以东，西安许多爱国将领不同意就此放蒋，宋美龄非常担心，她和宋子文先在相当于协议的文件上签字，又往来于许多将领之间多方商量，作出既往不咎的保证；另一方面，她要蒋派蒋鼎文持他的手令，命令双方部队自潼关各后撤一千公尺，同时她还给张学良施加压力说，南京方面随时都有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再说她和蒋都是基督教徒，最好于圣诞节放蒋回去取个吉利。张也深恐夜长梦多，遂于25日下午断然陪蒋返宁。
    蒋返宁后，企图摆脱他对西安方面的允诺所造成的麻烦，据说他曾一度要公开毁约，决定继续“剿共”，镇压西安“叛乱”者，处死张学良。然而却遭到宋氏兄妹的反对，宋子文感到愧对朋友；宋美龄表示对不起汉卿，坚劝丈夫改变了主意[①c]，并私下派人去西安做安抚工作。这就为事变和平解决的彻底实现奠定了基础。
    二
    从量的方面看，宋美龄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主要起到了上述三个作用，那么若从质的方面看她的作用抽象又是什么呢？这就要看具体作用的载体在和平解决中的地位如何。她的具体作用是通过一系列公关活动体现出来的，而这一系列活动主要解决了两个问题：一是阻止了南京方面的武力讨伐；二是促蒋转意疏通了西安各方。而这两个问题又恰恰是和平解决面临的两大难题。
    事变的和平解决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张、杨须以和平解决为方针；二是南京方面须不急于诉诸武力；三是蒋介石须予合作接受张、杨主张。第一个条件当然不成问题，因为张、杨发动事变不是出于个人恩怨，而是为了停止内战促蒋抗日。正如他们所说：“保其安全，促其反省”，“如委员长能放弃过去之主张，毅然主持抗日，我们马上绝对拥护他，服从他”[②c]，由此可见他们“为民请命”的赤诚之心确实“可质之天日而无愧怍的”。事变后，他们又立刻敞开和谈的大门，通电全国、私电要员、电邀中共，这就从一开始为事变的解决定下了和平的基调。可以说第一个条件是完全具备的。然而后两个条件却无从谈起。
    事变当夜，国民党中央接连召开会议，决定何应钦任讨伐军总司令，指挥国军扫荡叛逆以示纲纪。南京方面作出的这一反应构成了和平解决的一大难题，因为无论亲日派、元老派还是嫡系派，尽管动机各异但多赞同讨伐，甚至有人主张“不惜玉石俱焚”，从而形成了一股难以遏制的主战力量，加之日本的怂恿和支持，一场新的内战一触即发，危在旦夕。另外，被扣的蒋介石也不予合作，根本不信张、杨的良苦用心，只抱一死之念。他认为张、杨已被赤化，是帮助共产党讨还血债的，所以必死无疑，因此，对张、杨的劝解拒不接受，反而粗暴斥责，他这宁死勿谈的态度使西安陷于僵局，无疑又给和平解决增加了一大难题。
    两大难题是战争与和平的交点，是事变命运的咽喉，是和平解决的关键。若不制止讨伐，蒋介石绝无生还希望，要么在炮火中丧生，要么被愤怒的官兵处死；若西安僵局不破，即使阻止了讨伐，也同样会导致战争，因为阻止讨伐是受时间限制的，是暂时的。也就是说两者是互动关系：讨伐会使僵局更僵，而僵局又会加速讨伐。两者尽管表现形式不同，但后果却只能是战争，都会使蒋性命难保。若果真如此，中国将又分裂为各种阵营，出现一场较之国共之间的十年内战更为惨烈的内争，将陷于万劫不复之境地难以自存。尽管国内外舆论大多倾向于和平解决，但却鞭长莫及难以奏效；尽管“三位一体”力主和平，却也难以实施其方策，因为他们既不能劝服蒋介石，更不能制止南京的军事行动。因此，两大难题构成了战和之关键，使事变走向战争近在咫尺，奔向和平却远在天涯。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历史毫不犹豫地将这两大难题推给了宋美龄，她也不负历史重托，奋不顾身、卓有成效地进行了一系列艰苦卓绝的活动，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成为解决关键问题的关键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