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美国的一位外交官所说：中国的这位夫人在西安表现出“具有一种要是在前一个时代就会把她推上皇位的气质”[③c]，称她是力挽狂澜的中国第一夫人。若干年后蒋介石在私下会晤他的嫡系官员时透露，在那次谈虎色变的西安事变中，夫人给了他一条命，他和她没白做夫妻一场。宋子文第一次飞陕时就对张、杨说：“如果和平解决问题，能代表蒋方的人选，非宋美龄到西安不可。”[①d]她自己也说：“西安局势是端纳奠了基，宋子文筑起墙，而我盖上了顶。”[②d]这些都充分说明了宋美龄在和平解决事变中所处的重要地位和所起到的关键作用。
    三
    如果说宋美龄在和平解决事变中起了关键作用，那么她为什么能够起到如此关键的作用，或者说她的作用机制又是什么呢？这是我们不得不进一步回答的问题。本文试从以下几方面作一初步探讨：
    （一）驱力因素宋美龄认为事变的发生有她的责任。她说：“年来委员长出巡各省，余必相随，此次独因病未果”未随而出了天大的漏子，“深觉怅然”[③d]。蒋的脾气不好，若她在身旁缓冲，绝不会有此局面。正是她这种“失职”感驱使她竭力“补偿”。再就是南京方面没有人比她更关心蒋的安全，她认为蒋的生死直接关系到家国荣辱，自觉不自觉地将个人利益和民族利益有机结合起来，怀着“舍我其谁”的强烈责任感，不顾一切地投入了这场特殊战斗。另外，宋美龄也想利用这次机会检验一下自己的实力，尽快树起第一夫人的形象，也构成了她内驱力的一个重要方面。
    （二）身份因素在参与解决事变有关的人物中，无疑宋美龄是最活跃、最有影响的一个。之所以如此，就在于她的身份优势：她既是第一夫人，又是蒋最信任的政治助手，还是全国航空建设会秘书长；既与端纳关系密切，又与张学良私交深厚；既是亲英美派的代表，又是一些地方实力派不可小视的人物。这一切使她自然成为事变解决的“交通”枢纽。她对亲日派有威慑力，对元老派有凝聚力，对嫡系派有号召力，对蒋介石有感染力，对张学良有说服力，对国际社会有影响力，可以说她是和平解决事变的最大动力源。事实也正是如此，她充分利用了她的身份优势，舌战大员，召集会议，发表演讲，沟通宁陕，打破僵局，终于作为蒋的代表促成了谈判，完成了救蒋出险的巨大“工程”。
    （三）情感因素如果说对南京方面，她靠的主要是身份和理智的话，那么对西安方面，她靠的却是理智和情感。
    宋美龄连日来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救蒋出险，对此蒋介石甚为感激，她第一封信中的“戏中有戏”让他保重身体，第二封信中的“如子文三日内不回京，则必来与君共生死”[④d]更使他感激涕零。这一方面给了他精神上的安慰和支持，另一方面也暗示他形势复杂早拿主意，使蒋一贯强硬的态度有所松动。特别是她力排众议“冒万险而入此虎穴”[⑤d]之举令蒋感动悲咽不可言状，“余决与委员长同生死”[⑥d]的表白使这对患难夫妻的情感得以空前的升华，形成了一种神圣的力量使蒋宁折勿弯的心理防线得以根本性摧毁。正如宋庆龄所说：“原来他俩谈不上爱情，现在有了，美龄真诚地爱蒋，蒋也真诚地爱她。”[⑦d]
    另外，她以诚挚的情感毫不费力地打动了张学良。她提醒张：“你平时总对委员长说，你把他视为你的慈父，而他也按着你的话来对待你”[⑧d]，并一再表示，希望张立即释放他们，以此作为一件圣诞节礼物送给她，届时他们会原谅所有的一切。实践证明，她的情感投资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四）素质因素宋美龄的驱力因素、身份因素以及情感因素无一不是通过素质因素而起作用并显出优势的。
    首先是她具有常人难有的理智。得悉事变她尽管也处变有惊，但很快就镇定自若，意识到这决非中国既往一般称兵作乱之叛变所可比拟，倘处置失当，即酿成民国以来空前之战祸，“不仅为余夫一人生死之关系，实关系全民族最重大之问题”，“余必力抑个人感情，就全局加以考量”，“以求不流血的和平与迅速之解决”[①e]。这说明她颇有政治洞见，从一开始就能超越感情，理智地分析，正确地判断，初步拟定解决之方略。这对于一个非常时刻的女性来说，无论她有多高的素养，多深的城府，都是难能可贵的。
    其次是她具有坚韧不拔的毅力。为实施先礼后兵的策略，她不顾国民党中央的决议，极力息事宁人，四处游说，各方疏通，屡阻讨伐，即使轰炸已开始，也尽最后努力请蒋下令制止，从而给和平解决事变提供了较为宽松的时空条件。
    再就是她的自信果敢。她自信“倘余在西安，局势当不致恶化至此”，她自信“诚挚与真理乃能建树永久之基础”，她自信“局势虽黑暗危殆，必有可以解决之途径”，她自信“对此大局之观察以及余所贡献解决之方策事后必能证实其不谬”，她自信“倘能与张当面商谈，必能以余信心感其迷梦”，她自信“盖顶完成之工作实为余无可旁贷之责任”[②e]。关键时刻，她果敢挺身而出，不惜冒被囚作质、丧尽尊严之万险，亲飞西安，并将枪交给瑞纳要他承诺“如果叛军乱兵失去控制，把我们也扣住之时，你要毫不犹豫地用它把我打死”[③e]。她这种置个人安危于度外的大无畏精神使她在西安光彩照人。周恩来一见到她就寓意深长地说：“欢迎蒋夫人的到来。历史必将做出这样的结论：夫人的义举，功在国家。”[④e]
    另外，她还善于处理各种关系。对何应钦针锋相对，对附和者晓之以理，对张学良镇静诚挚，对蒋介石情理并举，对西安官兵许诺安慰，都能因人而异恰到好处，充分显示了她作为一个政治活动家的实力。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她的优良素质和善于公关的才能，在解决事变中得到了充分展现和创造性的发挥。
    当然，宋美龄的驱力、身份、情感以及素质等因素在和平解决事变中尽管各有侧重，但它们决不是各自为战而是高度地统一在她的全部活动中，构成了她所起作用的最佳机制。正是她这种无人匹敌的机制优势，才使她起到了别人难以起到的关键作用。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前提条件，是中国取得抗战胜利的奠基之作。在西安事变60周年之际，我们是不会忘记曾为事变的和平解决作出过重大贡献的张、杨两将军、周恩来同志和宋美龄女士的。固然如许多论者所说，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多种因素促成的，是日益上升无法回避的民族矛盾使然，是历史合力作用的结果，但这并不否认个人的历史作用。若没有张、杨“生死以之”的决心，周恩来力挽狂澜的胆略，蒋介石被迫的政策转变，事变的和平解决却是难以想象的。同样若没有宋美龄的积极参与，和平解决的难度会更大，即使能和平解决也会拖延更长的时间。因为张学良的主导、蒋介石的配合、周恩来的调解等重要因素都是通过她的催化整合而达到最佳效果的。实践证明她是各方都能接受的唯一人物，是她有效地疏通了关节、阻止了讨伐，促成了谈判、加速了释蒋进程，有力地推动了事变的和平解决。尽管救蒋出险后，她食言而肥未使张学良免受“管束”，甚至怂恿蒋介石将杨虎城灭尸于歌乐山下，但她在和平解决事变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确是应予肯定的。
    注释：
    ①a《西安事变资料选辑》，西北大学历史系等1979年编印，第517页。
    ②a《西安事变资料》第二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1页。
    ③a④a《西安事变资料选辑》，第519页。
    ①b②b《西安事变资料选辑》，第529、531页。
    ①c格雷致胡尔的电报，1933年2月4日，美国国家档案馆89300／13964。
    ②c《张学良对总部全体职员训词》，西安《解放日报》1936年12月16日。
    ③c见陈廷一：《宋美龄全传》，第260页。
    ①d《西安事变资料》第2辑，第32页。
    ②d③d《西安事变资料选辑》，第477、518页。
    ④d⑤d⑥d《西安事迹档案史料选编》，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235、237、239页。
    ⑦d斯特林·西格雷夫：《宋氏王朝》，第245页。
    ⑧d（美）傅虹霖：《张学良的政治生涯》，辽宁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34、233页。
    ①e②e宋美龄：《西安事变回忆录》，见《西安事变资料选辑》。
    ③e（美）傅虹霖：《张学良的政治生涯》，辽宁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34、233页。
    ④e王朝柱：《少帅与蒋介石》，第399-4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