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进一步侵略中国的华北事变，成为当时中国时局的一面镜子。它清晰地映现了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灭亡中国的狂妄野心，国民党政府出卖中国主权的反动政策，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抗日救国的艰苦卓绝斗争，预示着中国政治发展的新轨迹。
    （一）
    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帝国主义打着“反共”的幌子，把侵略中国的矛头由东北伸向华北，有计划有步骤地侵吞华北。1935年1月4日，日关东军首脑在大连举行会议，决定采取旁敲侧击、逐步推进的办法，以达到其占领华北的目的。18日，日关东军司令部发表声明，制造借口，声称将“讨伐”热河省内的中国驻军，大批日伪军云集热河、察哈尔边境，并进攻察东。华北事变由此开始。22日，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在议会发表外交政策演说，一面鼓吹中日“合作”，“经济提携”，一面鼓吹“反共”，攻击长征红军。他说“中国政局潜伏几多之祸根”；“关于共产军在福建方面之主力，因政府军之讨伐，幸由该处扫清，此等共产军仍尚维持其区域，与贵州方面寄存之友军相呼应，向西方内地移动，使帝国政府对于中国共产党之跳梁，实不得不继续予以关切”。[①]日本政府之所以要“关心”中国蒋介石政府的“反共”勾当，正如广田外相后来解释的：“今天中国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共产主义运动。而赤化运动正是乘东亚不安定的这个机会，在中国（其边境地区不用说了）内部的社会组织，也很受到威胁，中国赤化分子的跋扈出乎想象之外。本来，赤化运动的危险不限于东亚，但是现在东亚范围内特别显得活跃。所以，我们为了东亚的安定，不，为了世界的安定，应该防止东亚的赤化运动，使中国免于遭到此种危险。”[②]
    对于日本外相的演说，蒋介石、汪精卫等国民党首脑却点头称是。1月29日，日公使馆武官铃木等与蒋介石举行会谈，讨论“日本助华讨共问题”、“中日经济合作问题”。蒋、汪等国民党政府首脑对广田外相的演说及其对华政策，表示欢迎。2月1日，蒋介石对中央社记者发表谈话说：“此次日本广田外相在议会所发表对我中国之演词，吾人认为亦具诚意，吾国朝野对此当有深切之谅解，中国人民因迭受刺激，发生一部分反日运动，政府曾不断予以合理弭止。”[③]在蒋介石反动集团“宁可赠于友邦，不可亡于家奴”的投降卖国政策下，终于导致了1935年6月的《何梅协定》，迫使蒋介石政府取消在河北的党政机关，撤退驻河北的国民党中央军和东北军，撤换日方指定的中国军政人员和禁止一切抗日活动。接着，又于同年10月日本侵略者在河北省的香河指使汉奸暴动，占据县城。11月又策动汉奸进行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并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国民党政府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坚持卖国投降政策，12月指派宋哲元等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以满足日本关于“华北政权特殊化”的要求。使中国“华北之大，竟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中国有倾覆于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之下之危！
    （二）
    华北事变是继“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实施灭亡中国的更大的步骤。它向中国人民提出了这样一个极为严重的政治问题：中国要不要团结起来一致对外反对共同的民族敌人？由谁来领导中国人民又该怎么样进行反对民族敌人的斗争？摆在面前的事实非常明显，集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反动本质于一身的蒋介石反动集团是担当不了此任的。
    反对民族敌人的历史重任责无旁贷地落在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身上！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反对民族敌人又谈何容易！蒋介石反动集团不仅不准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走上抗日的最前线，而且千方百计联合国内外一切反动势力誓要消灭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请看，从“九一八”事变到华北事变，蒋介石反动集团采取的一系列举动不是开赴抗日前线，遏止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而是在东北、在华北、在江南大举“围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如由寻淮洲、粟裕、方志敏等领导的北上抗日先遣队，都先后遭到蒋介石的反动军队的追剿，方志敏同志就牺牲在蒋介石的屠刀下。
    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中国人民反对民族敌人的斗争同时也受到内部错误路线的干扰，如在王明“左”倾路线的指挥下，帮了蒋介石反动集团的大忙，使蒋介石取得了第五次“围剿”革命势力的“胜利”，使中国工农红军在既不能北上抗日，又不能原地生存的情况下，被迫作战略转移，走迂回北上抗日的道路，忍痛离开已有数年革命基础的江西根据地。中国工农红军在离开江西根据地后的不到两个月内，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内部的“左”倾路线继续作恶，危害革命，由在江西的“左”倾冒险主义演变为红军转移途中的“逃跑主义”，从江西到湖南途中、处处受挫，使中央红军损失过半，减至三万余人。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内部的“左”倾势力又帮了蒋介石的大忙，使这个独夫民贼又取得了“追剿”、“堵截”工农红军的“胜利”。黎平会议，由于采纳了毛泽东的建议，红军不向湘西而向黔北转移，才渐渐开始扭转红军被动挨打局面。在遵义会议后，纠正了王明、博古的“左”倾军事路线，确定了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红军取得了四渡赤水，过金沙江，摆脱了数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的胜利，又出现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路线。他对革命前途丧失信心，不主张北上抗日，顽固坚持西进，给中央红军又造成一系列新的困难。如由于张国焘的错误，使红军在懋功、毛尔盖地区多呆了一个半月，破坏了原来的进军计划，经松潘北上的道路已被敌人控制，红军不得不分兵左右两路经草地北上。在经过荒芜人烟的草地的七天六夜中，红军又造成了巨大损失。这在事实上又是党内的错误路线在帮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集团的忙。
    但从另一个角度论之，正是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华北事变，正是蒋介石集团的媚日投降和对工农红军的步步紧追，造成了中国工农红军必须北上抗日的沉重压力。由于这个压力，使中国工农红军内部也发生了重要的分化与组合，正确与错误、逃跑还是进击、向北还是向西，两条道路、两条路线、两种前途清楚地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在这个大是大非上，无疑毛泽东等几位中央高级领导人认识得最清楚，头脑最清醒，广大工农红军将士也逐步分清了是非。严酷的事实摆在广大红军干部战士面前，我们工农红军面临着三个敌人，外部有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卖国集团，内部有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工农红军的头号敌人也即全国人民的头号敌人是企图灭亡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然而要开赴抗日前线去打日本帝国主义必须首先扫清开赴抗日前线的道路，突破蒋介石几十万军队的围追堵截，而要顺利地突破蒋介石反动军队的围追堵截就必须有正确的路线、方针、策略，即要有正确的工农红军领导者。事实十分清楚，王明路线成了外部敌人的帮手，它只会把中国革命带向死胡同。中国要革命，必须抛弃王明“左”倾路线，中国工农红军要实现北上抗日的目标，必须清除内部“敌人”王明“左”倾路线。由于广大工农红军干部战士的觉醒，自湘江战役惨败后接受毛泽东不向湘西而向黔北的主张，红军的被动局面开始扭转，而遵义会议则从组织上解除了“左”倾领导的职务，确认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的领导，中国革命开始走向正确的航道，从而能在北进途中不仅迅速有效地摆脱了蒋介石的围追堵截，而且战胜了红军内部的又一个“敌人”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路线，使之顺利完成长征，北上抗日的航船胜利到达陕北。这个历史大转折，这一连串的历史性事件，正是在华北事变这个民族危机大压力大背景下展开的。所以，华北事变是促成中国革命历史大转折的催化剂。
    （三）
    如果说遵义会议前后一段时间，华北事变还处于它的蕴酿、发展的初始阶段，那么，当红军渡过金沙江，翻越大雪山之后，华北事变已进入高潮。从此，红军长征的行动就无不以围绕华北事变这个中心运行，而华北事变则成为红军选择北上抗日进军路线的主要的战略动因。
    华北事变加剧了民族危机，日本帝国主义的目的是把中国变为它的“大东亚共荣圈”的一部分，意味着中国人民将被沦为“共荣圈”中的奴隶。谁愿意做亡国奴！绝大多数中国人民是不愿意把祖国万里河山拱手送给日本帝国主义的。这样，民族矛盾就激化，国内阶级矛盾就趋于缓和，阶级阵线就重新分化、组合：侵略与反侵略、抗日与投降、爱国与卖国、革命与反革命，这样两个阵营、两条阵线泾渭分明地展现在国人面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代表了抗日、爱国、革命阵线，是这条阵线的中坚。国内这种由华北事变造成的阶级形势对正在进行长征的红军是极为有利的。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充分地抓住了华北事变造成的这种形势。认为只有抗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蒋介石集团的投降卖国政策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广大红军战士浴血奋战、完成长征的积极性，才能最大限度地动员全国人民、特别是长征途中的各阶层人民支持红军长征，才能最大限度地分化瓦解蒋介石营垒中的敌人，使他们改弦易辙，投奔到抗日的革命营垒中来，才能以最快的速度，最小的代价到达陕北抗日最前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