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此，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采取了一系列步骤。
    中国工农红军既是战斗员，又是宣传员，红军走到哪里，革命的种子就播到哪里，抗日的声音就宣传到哪里，在那里散发传单，发表讲演，召开各种会议，使红军所经之地变为革命根据地，抗日根据地。例如，1935年1月12日，红军进入遵义市后第5天，毛泽东、朱德就在群众集会上发表讲演，讲红军长征道理，讲抗日救国道理。当红军面临着张国焘的分裂活动，面临要改变行军路线过荒芜人烟的川西北草地，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又反复向广大红军干部战士讲，北上抗日的路线是正确的路线，是中央研究了当前的形势后决定的。正如杨成武同志在回忆录中讲的，由于把北上抗日的道理同广大战士讲清楚了，从而什么困难也挡不住红军指战员前进的道路。
    当中央红军主力在毛泽东的正确军事指挥下，纵横弛骋，调敌于反掌，跳出国民党几十万兵力的包围圈，渡过大渡河，翻越大雪山，进入川西北地区。红军的危急处境稍有缓解的时候，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即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抗日问题上。6月15日，毛泽东和朱德联名发表《为反对日本并吞华北和蒋介石卖国宣言》，号召全国人民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华北，反对蒋贼等卖国，坚持对日作战，恢复一切失地，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8月4日至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四川沙窝召开会议，就当前形势和任务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会议认为：“帝国主义的更进一步侵略中国，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占领华北，造成《华北国》的实际行动，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危机和灾害--造成了中国政治上严重形势。白区群众的斗争普遍地蕴藏着，造成了伟大事变立刻要到来的形势。”[④]会议指出，敌人向红军的进攻已遇到了“很大的困难”，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在西北地区的活动，“将大大推动西北少数民族反对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斗争。使西北广大地区土地革命的斗争进一步的尖锐化，使共产党苏维埃红军的影响大大的扩大。”会议强调，“创造川陕甘的苏区，是放在一、四方面军面前的历史任务”[⑤]。会议还指出，要加强党的白区工作，要加强华北等城市的组织与领导力量。
    在会上，张国焘提出红军向西（青海、新疆、宁夏方向）发展的主张，遭到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大多数人的反对。因为红军如果向西发展，将被蒋介石隔断封锁于黄河的西部地区，隔断党和红军与抗日运动的联系，使党和红军无法领导和推进华北等地的抗日民主运动，无法形成西北地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而使党和红军陷于无法生存和发展的孤立的地位。所以，党中央、毛泽东等坚持实行北上抗日，创建川陕甘根据地正确方针。但因张国焘顽固坚持南下的错误主张，并以武力威逼中央，毛泽东不得不率领党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单独北上。
    这时，日本帝国主义加快了侵华的步伐，积极制定通过外交手段索取华北，征服中国的计划。8月5日，广田外相制定了对华三原则：1.中国应彻底取缔反日言行；2.中方承认“满州国”，实行华北地区与“满州国”的经济、文化合作；3.中日合作反对共产主义势力。日华北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便积极在华北推行“广田三原则”。随即日方导演的“华北自治”丑剧日甚一日。蒋介石的态度则是“在东亚和平的大理想之下，考虑日本的利益，作相当的妥协让步，不一定不可能”[⑥]。华北地区风云骤紧，危在旦夕。
    这时，中共中央，毛泽东率领长征红军已抵达陕甘地区。蒋介石虽仍调军阻截红军北上，但因华北形势吃紧，军力不济，鞭长莫及，其围攻中央红军的兵力已较前大为减弱，西北地区的地方实力派与蒋介石政府又存在着深刻的矛盾，不愿同红军作战，因而中央红军向西北地区进军较前顺利。这是当时来到党和红军面前的一次重要的政治机遇，也是党和红军经过顽强斗争所取得的生存和发展的一个重要机会。所以，毛泽东说：“过了岷山，豁然开朗，转化到了反面，柳暗花明又一村了。”[⑦]中共中央，毛泽东一面继续指挥红军击破国民党军对北上抗日红军的阻拦，一面把更多的精力放到研究西北，华北地区的抗日斗争方面。9月中旬，中央红军长征到达甘南哈达铺。20日，毛泽东在红军团以上干部会议上做报告说：现在，民族危机正在一天天加深。我们坚决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完成我们北上抗日的原定计划。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向国民党军队发出停战抗日的呼吁，深切反映了长征红军和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9月27日，党中央和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到达通渭县榜罗镇，中央政治局决定率领中央红军到陕北去，以陕北作为领导全国革命和抗日运动的大本营。10月19日，中共中央、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主力长征走向胜利到达陕北吴起镇。22日，中共中央在吴起镇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目前行动方针的报告。分析了建立陕北根据地领导全国革命的历史任务和有利条件。他指出：现在，日本帝国主义独占华北，极端加剧了中国的反帝运动。反帝运动在白军士兵中非常高涨。我们现在有陕北红军与群众的帮助。总之，现在形势环境均已改变，我们应该按新形势工作。毛泽东、张闻天、刘少奇等还就红军当前的作战方针、中心工作和后方工作等问题进行了研究讨论。会议分析了中日民族矛盾日益尖锐，日本侵占华北的严重形势，主张把当前保卫苏区变为直接的民族革命战争，把国内战争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⑧]这表明中共中央开始担当起了领导全民族抗日战争的历史重任。
    以上事实表明，华北事变成了中国人民奋起抗战的催化剂，成了加速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走向胜利的催化剂。
    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这不仅使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事业转危为安，而且对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具有重要的意义：1.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保存了中共中央领导机构和中国革命的若干力量，这将成为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的中流砥柱。2.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站到了抗日斗争的前沿阵地，这有利于红军进入华北地区同日本侵略军直接作战，也有利于党和红军发动华北西北地区的广大群众起来抗日，加强领导，组织这些地区乃至全国的抗日斗争。3.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打破了蒋介石政府在长征途中消灭中国共产党领导中枢和红军主力的企图，显示了党和红军不可战胜的力量，从而逐渐迫使蒋介石国民党转变其反共内战政策，为再次进行国共合作，实现全国抗战开辟了光明的前景。
    注释：
    ①《日外相广田在议会的外交政策演说（节录）》（1935年1月22日），《华北事变资料选编》，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第77页。
    ②《广田外相大臣在第六十八次议会上的演说》（1936年1月21日），《华北事变资料选编》，第226页。
    ③《蒋介石对中央社记者谈话》（1935年2月1日），《华北事变资料选编》，第83页。
    （45）《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下），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编印。
    ⑥《从九一八到七七》，中南新华书店印行，第24页。
    ⑦毛泽东：《忆秦娥·娄山关》自注，《毛泽东诗词选》，人民文学出版社，第50页。
    ⑧参见：《毛泽东年谱》（上），第4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