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从中央、中央局、省委、地委到县委五级干部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七千余人，这是我党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会议。会议的中心是总结过去几年困难产生的原因，统一全党的思想和认识，确定今后的工作目标。在这次会上，毛泽东作了检讨，主动承担了责任。同时讲了下面一段话：少奇同志蹲过点，我没有，我是搞工作组，间接的。同志呀，你们不要学我这个坏作风，你们要学少奇同志的好作风。我这个人，提倡调查研究多少年了，进城以来这几年，自己不作，也不提倡了。到了去年，1961年，才又重新提倡。一个省委第一书记不下去蹲点，省委各书记不下去蹲点，怎么会叫地委一级、县委一级去蹲点，去作调查研究呢？我们应当到大队里去，到生产队里去，到工厂里去，军队的同志到连队里去。我是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过保证的，我说，我一定得下去蹲点，但是到今天我还没有实行。同志们，今年大概有机会吧！今年没有机会，明年总会有吧。我得到一个地方去研究一个公社，另外要到一个地方去研究几个工厂，因为工业跟农业不同，它是分门别类的。毛泽东的这段话，使人感到他似乎下决心要深入实际做一番认真的调查研究，制定出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把经济建设搞上去。但时隔不久，到1962年9月，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却又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从此指导思想越来越“左”，最后导致发动“文化大革命”，给党和国家带来了严重损失。检查当时的情况，造成后来这一灾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毛泽东没有很好地履行他在60年代初表示的要深入调查研究的诺言，是一个重要原因。
    1958年“大跃进”时，毛泽东非常活跃，也非常兴奋，下工厂，看农村，日夜不停地奔波于全国各地，召开各种各样的会议，商讨制定发展生产的方针政策，一心要让中国以最快的速度富强起来。本来他是带着最美好的愿望，用足了劲干的，但结果事与愿违，他所看到的却是工农业生产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大倒退，国家经济和人民生活陷入极度困难之中。对此，毛泽东常常沉默不语，显得心事重重。痛定思痛，他悟出一个道理：这几年之所以产生这样的历史悲剧，主要原因之一是许多领导同志放松了调查研究工作。尽管在全国胜利前夕他就告诫全党：“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不要摆官架子。”[①]但真正放下官架子，努力钻研经济并精通经济工作的干部并不多。毛泽东认为，许多人以感想代政策，盲目相信下面虚报的数字，搞瞎指挥，刮“共产风”，开展几个“大办”等等，都是官僚主义和不懂经济的表现。最近几年的教训，就是吃了不懂经济又没有深入调查研究、虚心学习的亏，吃了情况不明的亏。“吃情况不明的亏很大，付出的代价很大。”“情况不明，政策就不对，决心就不大，方法也就不对头。”[②]所以1961年1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重新提倡调查研究。他说：要使1961年成为调查年，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也就是在这次会上，他说：解放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不摸底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我从前在江西那个调查研究，现在就作得很少了。为此他向大会保证：今年也来做一点，这个会开完，我就想到一个地方，作点调查研究工作。不然就不摸底。不摸清一个农村公社，不摸清一个城市公社，不摸清一个工厂，不摸清一个学校，不摸清一个商店，不摸清一个连队就不行，其实也只有这么六个就差不多了。
    从这里可以看出，毛泽东重新重视了调查研究。这个调查研究，不仅仅是指下面的干部，而且包括他本人。如果不调查，不摸清情况“就不行”。
    在毛泽东的号召下，1961年全国各级领导干部纷纷走出机关，下到基层作比较深入的典型调查。刘少奇到湖南长沙县广福公社的天华大队和宁乡县花明楼公社炭子冲大队作了整整44天的调查。周恩来到湖北省武安县伯延公社作了调查。陈云到上海市青浦县小蒸公社作了调查。毛泽东采用的方法，是组织几个调查组代他调查。组织调查组调查，也是调查的一种形式，作为党的主席，可不必事事躬亲。事实上，毛泽东组织的调查组的调查研究活动为他纠正那几年的一些错误，确实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当时的中国所出现的困难局面是前所未有的。也是毛泽东从未体验过的，如果不去直接与实际接触，对情况和问题的了解难免有一定的局限性，因为一个人对事物的看法，往往受原有的观念、意识影响。他人反映的情况符合他对这个事物的看法的话，就很容易接受，反之则难以接受或者难以完全接受，当时的毛泽东正是表现了这一点。另外，毛泽东面对当时的困难，心中比他人还多着一层复杂的考虑。除了想办法解决问题之外，还不能不顾及个人的威望。比如：1959年他由武昌去长沙的路上，曾向陪同他前往的王任重讲起春秋时秦穆公对伐郑失败承担责任，始终重用孟明的故事。他说：决策错了，领导人要承担责任，不能片面地责备下面，领导者替被领导者承担责任，这是取得下级信任的一个很重要的条件。联系当时的经济形势，体会毛泽东的这段话，应该说是意味深长的。他对国民经济出现的困难，深感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这个检讨做不做？怎样做？做的后果是什么？等等，也是他一直在考虑的问题。
    假如他深入基层，像刘少奇一样，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出现在群众当中，亲眼看一看工人、农民因食品不足、营养不良而患浮肿病，并导致大量非正常死亡的悲惨现象，和工人、农民一起聊聊天，了解他们的家庭、劳动、收入情况，听听他们的心声，分析造成困难的原因，以他心系劳动人民的高尚品德，在现实面前，还能无动于衷，得出和工人农民相反的结论吗？还能说天灾是主要的、“三面红旗”是正确的吗？还能把一些同志正视现实，承认困难说成是刮“黑暗风”吗？同时也一定可以冲淡他对个人威望的考虑。一个人认识的调整或者改变往往是通过社会实践和社会调查来达到的。毛泽东没有相关的社会实践经历，又未亲自作真正的调查研究，也就很难改变他原有的观念。
    相比之下，刘少奇下去亲眼目睹了农民的灾难，了解了产生这些灾难的原因--主要是由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造成的，由此便产生出一种强烈的负疚感，责任感。在某种程度上说，是负罪感。所以当刘少奇谈起这几年的错误时，神情激动，慷慨激昂，极有对不起人民群众的沉重之意。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曾以曲折的口气表示了对“三面红旗”的怀疑甚至批评，会后，他更是沉重地说：历史上死了人，是要上书的呀！我们共产党的领导，给人民造成了这么大的困难，我们能回避吗？能不总结吗？这几年的错误，这次总结经验是第一次。以后每年要回过头来总结一次。总结一次，修改一次，一直搞他十年，最后做到这个总结真正符合实际，接受经验教训，不再犯错误为止。
    遗憾的是，因为毛泽东没有下去，没有亲眼目睹人们的困难生活，只靠听取汇报，了解间接的材料，也就很难产生和刘少奇同样的共鸣与自责。所以当说到这些年的失误时，他和刘少奇有着比较明显的区别，他多少有些不愿承认极端困难的现实和自我原谅的意味，常常以我们没有经验来说明问题。
    比如：1961年12月20日，当周恩来说我们现在的任务重时，毛泽东说：任务有什么重呢？无非是农村多征购农产品给城市。当毛泽东同山东省委书记等谈话（12月17日）、山东说他们的重灾区人数有500万时，毛泽东对这个数字表示怀疑。12月18日，他到了河北，向河北省委书记刘子厚等了解情况。他说：困难不要好久就可以克服，再有一年就过去了。还是大有希望。你们去年说好的具有20%，恐怕不只20%，要弄清总的形势。再如，1961年毛泽东几次南下，每同各级领导讲到这段历史，都要说一番我们没有经验的话。七千人大会上，他照例用很大的篇幅强调我们因为缺少经验，才犯错误。由于没有经验而犯错误，人们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仅以此为由，不去清理更深层次的原因，就无法彻底纠正错误，克服困难。当毛泽东以没有经验来说明问题时，他似乎忘记了当年他对博古等人在军事上瞎指挥的憎恶和批判。博古等人之所以犯错误，除了没有经验，还有思想路线方面的原因，主要是指导思想错了。毛泽东没有能够做这种深层次的反思，没有去深入调查总结“三面红旗”是否科学，是否符合中国实际的问题。相反他后来一直强调，“大跃进”的错误主要是“共产风”，高征购，瞎指挥，是认识问题，不是路线错误。然而，当人们试图纠正这几年的错误时，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指导思想的问题，要触动到“三面红旗”，这样，自然就要产生分歧。
    分歧是怎么产生的呢？首先要回到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会上。这次大会，为了统一全党认识，总结几年来的经验教训，毛泽东充分发扬民主，实行“三不”政策，让大家提意见。人们压抑几年的精神一下子松驰了，与会同志提出了很多的意见和建议。
    受沐于大会的春风，会后中央领导同志也是个个精神焕发，似是回到了久违的过去党内那种宽松和谐的政治环境，有一种超然的轻松感。如：同年2月17日，周恩来在电影、话剧创作座谈会上就表露出这样一种心境。他说：今天讲话，情况与那次有点变化了。那次我也是被戴了帽子的，有些党委就不准传达我的讲话。邓子恢1962年5、6月间在部队讲农业问题时，也兴奋地说：“过去像我这样的人也不敢讲话。”当他谈到安徽的包产到户时，还说：“过去我这样说是要带上右倾帽子的。现在我的右倾帽子摘掉了，不怕了。”刘少奇在同年5月，更是讲出了惊人之语，对形势作出了与毛泽东不同的估计。他说，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现在的主要危险是对困难的估计不够。5月的中央指示，甚至把总怕把困难讲多了会使干部和群众丧失信心的人，说成缺少革命家的气概，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应该有的态度。就连原来不大肯讲话的陈云，同年2-3月也先后在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员和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上，讲出了自己的肺腑之言。党内大有一种精神解放、手脚放开的愉悦情势。
    人们的思想解放了，工作上也就敢大胆创新，积极主动地出主意、想办法，放手去干。如：邓小平积极组织平反工作，把那些因对“三面红旗”持不同意见而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党员、干部、群众几乎全部平反，就连被定性为反党集团的彭德怀等也提出了平反要求。周恩来、陈毅在广州给知识分子脱帽加冕，明确表示知识分子已经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受到知识分子的热烈欢迎。
    尤其是在农业问题上，几位中央领导大胆地对包产到户给予了关注和支持。这年6月，刘少奇在一次会议上提出，工业上要退够，农业上也要退够，包括包产到户、单干。邓小平在当年7月的几次会上也指出：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责任田”是新生事件，可以再试试看。7月，陈云也先后向毛泽东和其他几位中央常委提出：“恐怕个体经济跟合作小组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还要存在”，可以采取“分田到户”（即大包干）等办法刺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以便迅速提高农业产量，恢复生产，等等。在中央领导同志大胆探索的同时，毛泽东曾两次南下，派调查组下乡调查，并“周游列国”（指同各大区的负责同志交换意见），就如何恢复国民经济问题进行调研。但是，他一直处在固有的思路当中：“三面红旗”是正确的，国内形势一年比一年好，农村有了“六十条”，再加上把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农村的问题就基本上解决了，“责任田”之类的作法没有必要再搞了。实行包产到户、单干，是搞资本主义。因为毛泽东带着他的框框同各省委书记、大区书记交换意见，人们很难如实反映自己的思想，毛泽东也就很难听到和他意见相左的声音。但是也有例外，田家英调查回来，如实地向他反映了农民希望包产到户的意见，但他认为田家英也只是调查了一个公社，并不带有普遍意义。邓子恢关于安徽情况的反映，他认为那也只是个别省的个别情况。对安徽的钱让能的反映，他也是不屑一顾。所以中央领导同志的举动，在毛泽东看来是走错了方向，是要搞资本主义，是比赫鲁晓夫还要右的南斯拉夫。因为连修正主义者赫鲁晓夫也没有解散集体经济搞单干，只有铁托才实行了个体经济，而当时的南斯拉夫经济在毛泽东看来，则是一团的糟。毛泽东站出来向全党的领袖们大喝一声，或者叫猛击一掌。他说，究竟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农村合作化要不要？包产到户还是集体化？现在闹单干之风，越到上层越大。全部闹单干就是退到比赫鲁晓夫还不如的南斯拉夫修正主义道路上去了。如果那样搞，党内就会分裂。这个问题要议一议。是搞无产阶级专政，是搞资产阶级专政，还是搞小资产阶级专政？是走赫鲁晓夫道路，还是走南斯拉夫道路，我们到底走什么道路？大家议一议。毛泽东的一声呐喊，惊呆了四座，显然毛泽东把包产到户，当成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大问题了。这些从青年时代就把自己的生命交给党，为共产主义奋斗的领袖们，对毛泽东的讲话，开头的反映是莫名其妙，弄不清其中的含义是什么；后来则是一身冷汗。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滑向了资本主义边缘。
    分析毛泽东反对包产到户的原因，还是他脱离中国农村实际，不了解农民的情况使然。
    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原来是不赞成包产到户的。他认为实行包产到户，把一些生活没有依靠的群众丢开不管，作为共产党人，良心上是过不去的。他强调，“依靠集体经济克服困难，发展生产，是我们不能动摇的方向”。可是到了1962年3月，他受毛泽东的派遣再到湖南农村调查之后，短短几个月的时间，他的思想发生了完全相反的变化。田家英到了韶山，一进村，听到的就是社员普遍要求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的呼声，社员自留地的庄稼明显的好于集体。他实实在在的看到了，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这种家庭经济还是有它的优越性，集体经济在手工劳动条件下，比较“难以维持”。从此他转变了观念，赞成包产到户。如果毛泽东像他在七千人大会上表示的那样，蹲到农村，调查研究。以他过去一向反对教条、不循常规的思想和性格，他是有可能发生和田家英一样的变化的。至少不会把要求包产到户看作是阶级斗争的反映。
    由于毛泽东对包产到户上纲上线，党内从此再也无人提包产到户之事。毛泽东则顺着自己的思路，不去调整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而是不断地在人们灵魂深处闹革命，使党内一大批领导干部越来越觉得跟不上他了。同样，毛泽东也越来越觉得他的部下不再那么得心应手了，或者说不那么革命了，必须再发动一场革命，使大家保持革命性，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能够继续革命与前进。几年后，毛泽东终于掀起了一场“文化大革命”的风暴，而这场“革命”的恶果现在已是尽人皆知了。
    总结毛泽东的一生，他最辉煌的年代，是民主革命时期。那时，他之所以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享有“一贯正确”的盛名，除了他的天才之外，原因很简单，就是他经常搞调查研究，非常了解中国的实际。同时他的工作经验也十分丰富，可以说是十八般兵器样样精通，党内像他那样经历丰富又善于调查研究的人是绝无仅有的。相反，建国以后，他对经济工作没有直接的实践和经验，又没有很深入的调查研究，领导起来也就不那么得心应手了。
    毛泽东曾说：“离开了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那么，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③]毛泽东的这段话恰恰为他自己晚年的失误作了注解。1941年，在毛泽东总结内战时期“左”的错误时，曾愤愤地批评当时的一些领导人，不顾敌强我弱、敌众我寡的实际情况，恨不得第二天早上，就完全消灭敌人，谁若提出反对意见，就被定为右倾处理。结果红军丢城失地，险些葬送了革命，葬送了党。毛泽东说，这全是不管客观情况，一厢情愿的结果。事隔二十多年后，毛泽东似乎忘记了历史的教训，要大干快上，在全国掀起了“大跃进”的高潮。提出要用十几年时间，赶上英国，超过美国，谁若提出反对意见，同样被打成右倾。结果也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同是一个毛泽东，当他紧紧贴着实际生活的时候，就会无往而不胜；当他脱离了实际，同样也无法避免失误。
    在此我们想起一则希腊神话：巨人安泰格斗时，只要脚踏实地，就能从大地母亲身上不断吸取力量，所向无敌；一旦双脚离开了大地，就被敌人很容易地打败。
    毛泽东的教训不可不记取。
    注释：
    ①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
    ②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第906页。
    ③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