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他所领导的民主革命是一百多年来中国近代化历程发生世纪性转折的重要阶段。他提出并不断加以完善的三民主义思想是当时中国最完整的近代化思想。它既表现出与欧美各国近代化常轨“从同”的认识，又包含有迎头赶上但避免其弊端的“超越”思想。剖析孙中山近代化思想的特色，既可以显现它在近代中国历史发展中的价值，又能给当前中国的现代化以有益的启迪。
    一、与世界“从同”，创建“民族国家”
    近代化是一个普遍的世界性历史进程。近代世界自资本主义产生后，逐渐形成了世界市场和相应的国际关系格局，使世界各国的发展出现了某种一体化的趋势。中国经过两次鸦片战争被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强行纳入世界市场体系和近代国际格局，发生了洋务运动，在被动和依附的状态下开始了近代化历程。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使许多中国人开始认识到洋务运动的理性偏误和历史局限，中国近代化历程被推进到“仿效外国改革政治”[1]的阶段。孙中山在这个历史转折点上，“应时势之要求”，“自进为革命之先驱”，走着与维新变法不同的“推翻改造”的道路。
    孙中山近代化思想的一个显着特色就是富有近代理性，包含有深广的世界意识和强烈的时代精神。他在表达自己的革命主张时，喜欢从“时代”、“世界”、“各国”、“近世”、“二十世纪”、“世界大势”、“世界潮流”等视角去立论。如民国成立前夕，他在主张“改用阳历一事”时指出：“改建共和，与从前换朝代不同，必须学习西洋，与世界文明各国从同。”[2]1923年在强调革命是一种“时代之进化”时，他又指出：“近世以来，革命思潮，磅礴于欧，渐渍于美，波荡于东亚。所谓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乃由磨砻而愈进于文明，由增益而愈趋于完美。此世界所同，而非一隅所能外者。我国当此，亦不能不激励奋发，于革命史上开一新纪元矣。”[3]很显然，孙中山的“世界所同”、“与世界文明各国从同”的立论方法，鲜明地表现出他对近代世界历史进程存在某种一体性的比较自觉的认同意识。
    历史表明，“每一个时代都有它的课题，解决它就把人类再推向前进。”[4]在世界近代，一个国家近代化所追求的政治道路是建造民族国家的道路，“建立最能满足现代资本主义这些要求的民族国家，是一切民族运动的共同趋势（趋向）”[5]，是各国近代化进程中所要解决的共同的时代课题。孙中山在《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上说，将来的中华民国“是民族的国家，国民的国家，社会的国家皆得完全无缺的治理”[6]。可以说，孙中山对世界近代化历程一体化的认同意识集中表现在他对建立民族国家这个时代课题的把握和倡导上。
    近代中国是在不平等条约的羁绊下开始近代化历程的，近代化和半殖民地化同步运行。这种情况，使从“医人”开始“医国”事业的孙中山更痛感建立民族国家的重要。民族主义是他三民主义中首先得到发展的部分。民族主义最初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主要纲领。虽由于历史的原因突出了“反满”宣传，但其根本旨意仍在于建立“民族的国家”。虽然由于清时满族享有政治、经济、军事的特权[7]，清王朝“这个封建政权本身带有种族主义色彩”[8]，孙中山和革命党人在宣传民族主义时说过不少“异族”之类的激愤的话，但从根本上来说，孙中山和他的同志们当时主要是从平等、共和、救亡的要求去“反满”的。他们一再申言：“满洲民族，许为同等之国民”[9]，“决无寻仇之理”[10]。民国建立后，孙中山强调，“民族主义，为对于外人维持吾国民之独立”。又说：“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11]，“今者五族一家，立于平等地位”，“所望者以后五大民族，同心协力”，“使中国进于世界第一文明大国”[12]。五四运动后，孙中山从时代精神中汲取新的养份，他在辛亥革命后的“五族一家”、“五族平等”、“五族共和”等主张的基础上，提出“成一中华民族之新主义”，“把我们中国所有各民族融合成一个中华民族”[13]，明确主张：“以本国现有民族构成大中华民族，实现民族的国家”[14]。后来，在国民党的纲领里规定了民族主义以“免除帝国主义之侵略”和“反帝国主义”为主要内容[15]。并多次指出，“废除治外法权和收回关税自主权”，是“必须迫切解决的问题”，“如果不解决这两个问题，中国就不能成为国家，也不能摆脱次殖民地的地位”[16]。这是一种新的民族国家思想，表现出他对十月革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历史新潮流的一种回应和认同。
    近代化需要广泛的社会动员，而社会动员，包括群众的政治和经济的参与，只有在民主的条件下才能广泛、自觉和高效。因此，民主化被看成为政治近代化的中心内容。世界近代历史进程所要求建立的民族国家通常被称为“国民国家”，包含建立近代“国家”和形成近代“国民”两个方面，前者的内涵是“民族”，主要是指实现和维护民族的“独立”与“统一”，屹立于国际之林；后者的蕴义是“民主”，主要是指实行改革，建立民主宪政体制，养成人民的近代文明和创造性，以支持和监督国家。这实际上是民族民主革命的双重使命，也是政治近代化的历史课题。孙中山的民权主义是三民主义的核心，是他领导革命、创建民国、推进中国近代化历程的有力武器。他提出并坚持民权主义，反映出他对进行民主革命和解决近代化政治课题的一种比较完全的认识。
    孙中山历来十分重视政治问题。他在领导推翻清廷腐朽统治的革命中，强调民权主义“是政治革命的根本”，政治革命必须“同民族革命并行”，“政治革命的结果，是建立民主立宪政体”[17]。这就是要建立一个包括“独立”和“民主”两方面内涵的完全意义上的“国民国家”。为了使中国真正成为独立、民主和法治的“国民国家”，孙中山不仅为建设“国家”创造了“五权宪法”等理论，而且在重视和养成“国民”方面发表了许多深刻的见解。要求“注意于国民建设能力之养成”，“养成人民参政之习惯”，“辅迪人民，使将民权立稳”[18]。孙中山所要创建的国民国家是一种以县级地方自治为基础的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相结合的近代主权国家[19]，他十分重视国家的主权和统一，憎恨军阀割据和国家分裂。二十年代初，他揭露军阀把“联省的谬主张”作为割据的“护符”，说：“我们推翻清朝，承继清朝的领土，才有今日的共和国，为什么要把向来统一的国家再来分裂呢？”他斥责：“提倡分裂中国的人一定是野心家”[20]。由上可以认为，孙中山对近代化理应解决具有主权国家、统一国家和法制国家等内涵的“国民国家”的历史课题的认识一直是自觉而明确的。
    近代化是由传统农业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转变的历史过程。进行民主革命，建立近代的民族国家，从根本上说是为了“能够最自由、广泛、迅速地发展资本主义”[21]。孙中山提出建立民族国家，其根本目的是“振兴中国”，走“实业发达，民生畅遂”[22]的道路。
    工业化是近代化的基础和中心内容，而市场是学习民族主义的学校。孙中山清醒地认识到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今尚用手工为生产，未入工业革命之第一步”，憧憬“农业的中国要变成工业的中国”[23]。他在领导革命的过程中表示，“最近时期中国的革命运动”是“政治性质”，“但是它将为我们未来的经济发展打下基础”，“共和成立之后，当将中国内地全行开放”，“但于海关税则须有自行管理之权柄”，“以保其本国实业之发达”[24]。孙中山的“振兴实业”思想有一个显着特色就是有强烈的市场意识，特别是世界市场意识，力图在保持主权条件下，实行开放主义，广泛吸引外资，与世界市场紧密连接，以促使中国经济的发展。在孙中山看来，“近世经济之力，足以破除国界”[25]。他在民国成立后指出，“现世界各国通商”，“吾人正宜迎此潮流，行开放门户政策，以振兴工商业。”[26]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时所写的《实业计划》，就是展望战后世界经济复兴，为“从事于研究国际共同发展中国实业”而写成的。其中包括建筑二十万里铁路和开辟三大港的计划，特别重视交通和沿海商港的建设，突出地表现了欲图充分运用战后国际市场迅速发展中国经济的设想[27]。孙中山从国际联系和国际竞争的双重视野出发，认定发展实业的重要，说：“惟发展之权，操之在我则存，操之在人则亡，此后中国存亡之关键，则在此实业发展之一事也”[28]。1924年，孙中山在广东革命根据地说过：“我可能统一中国，除非我能使中国工业化，发展中国工业，否则断难成功。”[29]孙中山的“振兴实业”思想和他的《实业计划》，虽因当时的国际国内条件而未能实现，但充分表现了他的立足中国、放眼世界的发展经济的战略眼光，也证明他自己所说：“仆抱三民主义以民生为归宿，即是注重实业”[30]。可见，民生主义包括社会革命和产业革命两个方面，振兴实业使中国工业化，自是民生主义的题中之义，是孙中山的“社会的国家”思想的重要内容。
    总之，从世界近代化历史潮流的大背景去分析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应该突出其在建立近代民族国家这个时代课题上“与世界文明各国从同”思想的研究，我们透过其早期民族主义宣传中突出“反满”的历史迷惘，当会更多地发现孙中山旨在建立中华民族的独立、民主、法治的民族国家以“振兴中国”、“举西人之文明而尽有之”[31]的近代理性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