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对抗日战争从理论到实践上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本文仅探讨她关于抗战的思想及其历史地位，主要从两方面加以论述：一是抗战持久必胜思想，二是建立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
    一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对于能否打败和如何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问题，宋庆龄发表了二三十篇文章，作了精辟的阐述。尤其是早在1937年2月，她就比较系统地论述了“持久必胜”的战略思想，这一思想与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的《论持久战》的主要观点是一致的。宋庆龄对抗战持久必胜思想的阐述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早在1933年就论述战争中人与武器的辩证关系。
    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后，在当时敌强我弱的历史条件下，国民党内普遍存在着“恐日”病，搅乱了人们的思想。为了澄清人们的思想，以利于共同抗日，宋庆龄自1931年12月至1937年8月先后发表了《中国的自由与反战斗争》、《反对帝国主义》和《中国是不可征服的》等文章，对战争中的人与武器的辩证关系有很多重要论述。
    宋庆龄针对国民党内存在“恐日”病思想，论述了革命意识和精良武器的辩证关系。她于1933年9月在上海反战大会上发表演讲，列举北伐战争和工农红军屡次取得胜利的事实，说明武器不是取得胜利的决定因素。她说，“北伐战争教导我们：革命的武力远胜于反动的武力，而且能够以寡胜众。中国的工农红军屡次与十倍于自己力量的军队作战，而且取得了胜利。武装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思想意识也有其作用的。”[①]这就有力地批判了当时的唯武器论。宋庆龄认为不但要看到武器，而且要看到人，武器是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性因素，决定性因素是人不是物。她在武器与人的关系上辩证地告诉人们，不能否定人在战争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也不能因批唯武器论而轻视武器、不要武器。她说：“当然，有力的革命意识和精良的武器配合在一起，是战胜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的最好保证。”[②]
    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驻守上海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在全国人民的抗战呼声中，违背蒋介石的意愿，奋起抗击日军。尽管国民党政府不给他们援助、供给，十九路军的装备也很差，但他们凭着一腔爱国热情，打得十分英勇。宋庆龄在这次反战大会的报告中赞扬说：十九路军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们明知众寡悬殊，武器财力不如敌人，但能奋不顾身，以血肉之躯为中国争一线生机，使世界知我中国尚有不可侮之军队与民气！她又指出：人们都说上海抗战必败，我说，纵然战场上打败了，但中国在精神上完全胜利了，日军所得仅物质胜利而已。得精神胜利的中国军民，发扬中国不可侮之军威与不可侮之民气，必胜！得物质胜利的日本，只增强其侵略野心，终得灭亡！宋庆龄早在1933年就如此明确地论述了人与武器的辩证关系，说明武器落后的中国能够战胜武器精良的日本，这是难能可贵的。
    抗战爆发后，毛泽东根据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经验，比宋庆龄进一步论证了人与武器的辩证关系。他在《论持久战》中明确指出：“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军力和经济力是要人去掌握的。”[③]“唯武器论”者见物不见人，毛泽东批判了这种错误思想，针锋相对夺指出：要不要抗日？一派人是唯武器论，说中国的枪不够，不能抗；另外一派人说不怕，还是人为主，武器不如人，还是可以打。我们的经验是：依靠人民，再加上一个比较正确的领导，就可以用我们的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显然，对于如何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毛泽东比宋庆龄讲得更深刻、更全面。
    第二，反复强调只有人民群众全体动员起来，才能使中国“走上独立解放的胜利途径”。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采取不抵抗政策，广大人民群众受到压制而未能得到充分发动，为此，宋庆龄多次强调人民群众在“持久必胜”过程中的重大作用。她于1933年在上海反战大会的演讲词中明确指出：“只有在人民千百万地奋起的时候，中国才能获得解放。”1937年4月她在纽约《亚细亚》杂志上发表《儒教与现代中国》说：“以为没有群众运动的支持，就能把国家从日本的侵略中解救出来，这是愚蠢的想法。孙中山说过，革命若要成功，必须有工人农民参加政府。国民党必须帮助促进工农运动，邀请工人农民入党，然后才能建立一个真正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④]这样，中国就一定能够“成功地击退所有外来的侵略”，“向光辉的未来迈步前进”！宋庆龄意味深长地指出，“我们各阶层人民的意旨一致表现在我们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上，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民团结成一个统一的力量，这力量是我们抗日持久战能够取得最后胜利的最好保证。”[⑤]宋庆龄强调，人民群众的充分发动，是关系到能否坚持“持久必胜”问题的关键所在。
    抗战爆发后的1937年7月23日，毛泽东指出，“民族战争而不依靠人民大众，毫无疑义将不能取得胜利。”[⑥]后来他在《论持久战》中更进一步提出，“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⑦]；“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⑧]毛泽东总结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经验，提出有关人民战争伟大作用的精辟论断，显然比宋庆龄关于人民群众 在抗战中的重大作用的论述要深刻、生动得多。但毛泽东的有关论述都是在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而宋庆龄则在此前就有大量这方面的论述，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第三，抗战爆发前就已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中国抗日战争持久必胜的思想。
    抗战爆发前，国内存在着“亡国论”和“速胜论”两种错误倾向，针对这种情况，宋庆龄于1937年2月，就对抗战的前途问题作了科学的分析，并比较系统地论述了“持久必胜”的思想。她指出：“最不幸的，还有一些政客依然不了解实际形势而害着‘恐日’病。他们过高估计日本帝国主义的力量，过低估计中国人民的力量。这种错误的观念是没有根据的。”[⑨]宋庆龄精辟地分析说：“日本不能战胜中国。因为第一，它在经济和财政两方面都太脆弱，不能作持久的战争。第二，日本人民本身反对战争。日本人民政治活动的高涨，表示他们对于使日本劳动人民增加重担、沦为赤贫的黩武冒险政策是怎样地忧虑和愤懑。第三，日本兵力在数量上处于劣势。最后的，也是具有决定性的因素，就是中国人民本身已决心抗战到底。”[⑩]宋庆龄要求国民党政府下定决心不再向日本帝国主义让步，停止丧权辱国的对日谈判，指出只要决心抗战到底，胜利属于中国是毫无疑问的。抗战爆发后，宋庆龄又于1937年8月发表《中国是不可征服的》，文中写道：中国国内基本上已实现了和平，国共合作抗日局面已初步形成，这是一支不可征服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来说，在这种力量面前，日本军国主义只能发抖，失败是无疑的。她对日本不可战胜的神化给予了有力的驳斥，明确指出：日本的“社会经济结构不够坚实，经不起长期的战争”，“在这种情况下，日本的武力已不过成为一只纸老虎”。[（11）]
    1936年7月16日，毛泽东在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曾经一般地估计了中日战争的形势，提出了通过持久抗战以争取胜利的方针。1937年8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洛川会议）明确指出抗战将是艰苦的持久战。在此前后，中共的一些主要领导人朱德、张闻天、彭德怀和周恩来先后发表文章，论述了只有坚持持久战才能取得抗日最后胜利的理由和持久战的战略方针。为了总结抗战10个月的经验，系统阐明中国共产党关于持久抗战的理论和战略方针，指明争取胜利的正确道路，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了《论持久战》的着名讲演。它全面地分析了中日战争所处的时代和敌我双方的基本特点，作出了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属于中国的科学论断。毛泽东指出：中日战争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20世纪30年代进行的一次决死的战争。”[（12）]基于这样的时代条件，形成了战争双方互相矛盾着的四个基本特点：敌强我弱，敌退步我进步，敌小我大，敌寡助我多助。这些特点决定了中日战争的进程和结局；特别是中国正处于历史上进步的时代，已经有了无产阶级，有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这是中国能够坚持持久战而且能够获得最后胜利的主要根据。而日本看来虽强大，但它已处于反动倒退、开始走向没落死亡的时代。
    从以上所述可看出，宋庆龄对于抗战问题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不久就发表了多篇文章，并集中阐述持久必胜的三个关键性问题：应辩证地看待人与武器的关系，全面发动人民群众参加抗战的重要性以及抗战持久必胜的科学依据。宋庆龄的这些思想都发表在全面抗战之前。全面抗战爆发后，毛泽东及时总结了抗战的实践经验，并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加以分析，提出了一整套指导抗战的理论，这是宋庆龄所无法做到的。因此，毛泽东的持久战思想更加丰富、更加完善、更加科学了。
    二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明确指出：“在什么条件下，中国能战胜并消灭日本帝国主义的实力呢？要有三个条件：第一是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二是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三是日本国内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的革命运动的兴起。就中国人民的立场来说，三个条件中，中国人民的大联合是主要的。”[（13）]宋庆龄对中国抗日统一战线和国际抗日统一战线，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作出巨大的贡献。
    第一，呼吁恢复孙中山“三大政策”，推动国共再次合作的实现。
    1936年9月，毛泽东托人带给宋庆龄一封信。毛泽东在信的开头对宋庆龄的革命言行与精神，表示了无限的尊敬之情，接着指出：“目前停止内战联合抗日之呼声虽已普及全国，……我想到要唤醒国民党中枢诸负责人员，觉悟于亡国之可怕与民意之不可侮，迅速改变其错误政策，是尚有赖于先生利用国民党中委之资格作具体实际之活动。”[（14）]毛泽东恳切希望宋庆龄在促进国共合作中能作出努力，发挥关键性的实际作用。宋庆龄接毛泽东的信后，进一步认识到自己肩负的重大责任。从此，她与上海的中共人士经常保持联系，更主动地为促进国共两党的合作抗战而奔走呼号。
    1936年12月，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被扣押，宋庆龄对于蒋介石的倒行逆施，一向是深恶痛绝、勇于抨击的，但这次出于民族抗日救亡大业的考虑，她捐弃前嫌，不念旧恶，主张释放蒋介石，迫使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她甚至准备去西安劝说张学良，后因交通问题未能成行。宋庆龄是通过自己的独立判断而提出释放蒋介石的主张的，她的主张与中国共产党处理西安事变的方针完全一致。宋庆龄高度评价中共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策，并以此敦促国民党政府早日实现与中共的合作。宋庆龄说：共产党曾尽一切努力来维持中央政府与东北军之间的和平，释放蒋介石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是共产党的主张，他们已尽了最大力量来维持中国的团结。“共产党希望和政府合作的诚意，在西安事变中得到清楚的证明。”[（15）]而中国共产党也把宋庆龄看作完全可以信赖的战友，所以在当时中共代表周恩来与国民党代表宋子文的谈判中，周恩来曾提议宋庆龄与杜重远、沈钧儒、章乃器等人进入行政院。宋子文当时还表示“一切政治犯分批释放，与孙夫人商办法”[（16）]。可见宋庆龄在推进国共合作过程中的特殊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