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后，国民党为决定对日方针和国共关系，于1937年2月15日至22日召开了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会上，为了进一步促进国共两党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宋庆龄同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宋庆龄会同何香凝、冯玉祥等14名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在会上提出“恢复孙中山先生手订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案，这个提案指出：“近半年来，迭接中国产党致我党中央委员会书函通电，屡提议国共合作，联合抗日。足证团结御侮已成国人一致之要求。”“应乘此机会恢复总理三大政策，以救党国于危亡，以竟革命之功业。”[（17）]她再次要求国民党政府“实行孙中山的遗嘱”。她说：“救国必须停止内争，而且必须运用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全部力量，以保卫中国国家的完整。”但“令人万分遗憾的是，直到今天，政府中仍有个别人士不了解救国先结束内战的道理。在今天居然还可以听到‘抗日必先剿共’的老调，这是多么荒谬！我们要先打断一只手之后再去抗日吗？”[（18）]像宋庆龄这样在国民党中央全会上，公开批评国民党蒋介石“抗日必先剿共”的反动政策，提出运用“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全部力量”去救国的主张，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的近十年中还是第一次。这对于促进国民党转变政策、共同抗战是一个有力的推动。在宋庆龄等国民党民主派的强大压力下，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基本上确定了停止内战和国共合作的原则。这样，国内和平局面初步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大门打开了。毛泽东于1937年5月3日在中共全国代表会上的报告《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中指出：“由于人民的逼迫和国民党内部的变动，国民党不能不开始转变它过去10年的错误政策，这即是由内战、独裁和对日不抵抗的政策，向着和平、民主和抗日的方向转变，而开始接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这种初步转变，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是表现出来了。”[（19）]毛泽东所说的“国民党内部的变动”，主要就是指宋庆龄等14名国民党民主派在会上作斗争所引起的变化。在这次会议上国民党由内战独裁和对日不抵抗转向和平民主和抗日方向的政策改变，是与宋庆龄等有识之士的争取、推动分不开的。
    此后，宋庆龄又以极大的热情关注着国共双方正在进行的谈判，利用各种机会发表谈话，撰写文章，强烈呼吁两党消除隔膜，共赴国难。她进一步提出，“国共合作是绝对必要的。所有的力量必须团结在一起。”[（20）]她再次批评了国民党当局存在的“恐日”病，呼吁国民党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直到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实现。
    第二，强调民主与团结，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抗战期间，宋庆龄为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竭尽全力。她始终与中国共产党保持一致，同国民党顽固派破坏统一战线的行为进行坚决的斗争。1941年皖南事发生后，宋庆龄一方面反复强调，“为了抗战所不可少的统一战线”应该加强民主、加强团结。因为“没有团结，就不能获得胜利。没有民主，就不能团结。”“中国抗战的关键则在于内部团结。”[（21）]另一方面，她不怕高压，发表了声明，谴责蒋介石，指出：“今后必须绝对停止以武力攻击共产党，必须停止弹压共产党的行动。”[（22）]并通过保卫中国同盟办的《两周新闻》，向中外人士揭露皖南事变的真相。宋庆龄在国民党中委出席的茶话会上，也严正指出：抗战已经五年，只能继续进步，不能倒退，要争取抗战胜利，必须团结，发扬民气，万不可兄弟阋墙，手足相残。搞专制、搞个人独裁，就会牺牲民族和人民，是一定要打败仗的。她一番义正辞严的讲话，使那些天良未泯的国民党元老，无不动容。
    为了澄清国际上对皖南事变后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许多误解”，宋庆龄为纽约《亚细亚》杂志撰写了《中国需要更多的民主》，指出：“党派之间起了摩擦，甚至发生了武装冲突，虽然对于抗战无疑不利，而且挑拨起这种摩擦的反动分子确是在帮助敌人，但是并不是说，统一战线已不复存在。”她还详尽地解释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科学定义，坚定不移地认为“只要还有一个日本兵在中国国土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一定会存在”。[（23）]
    宋庆龄这篇战斗檄文对坚持国际国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发生了重要的影响。美国合众社记者爱泼斯坦等国际友人说过，宋庆龄在八年抗战中主要致力于维护、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平等地对待各种抗日力量这两项工作。正是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和宋庆龄等国民党民主派的共同努力下，才挽救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濒于破裂的局面。
    第三，提出建立国际统一战线的主张，发起创建“保卫中国同盟”。
    毛泽东指出：“中国人民的经验是太多了，孙中山临终时讲的那句必须联合国际力量的话，早已反映了这一种经验。”[（24）]宋庆龄遵照中山先生的遗教，在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不使我国在世界上处于孤立的地位，而要与一切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早在1936年11月10日孙中山先生诞辰70周年前夕，她就在纪念孙中山诞辰的《纪念词》中指出：“我们要联合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参加反侵略的国际阵线”，然后“建立国际统一战线，共同打倒日本法西斯军阀”。[（25）]
    宋庆龄为了取得世界各国人民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支援，阐述了中国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相互支持和援助。她早在1933年，就断言日本侵略中国的结果必然加速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发展。宋庆龄指出：“很明显的，以日本帝国主义为首的瓜分中国的运动，将加速整个亚洲、中国和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革命势力的发展。”[（26）]她在1937年10月3日《致英国工党来华调查日本侵略的代表团的信》中又说：“要是中国的抗战一旦失败，英国在华的经济利益也就完结了。”[（27）]为此，要求英国支持我国的抗战，她还在《致美国工人们》中指出：盟国的力量正参与中国的抗日战争，抗日战争越早取得胜利，美国人民生命的损失就越会减少。所以中国抗战与美国工人利益体戚攸关。
    宋庆龄还代表反帝大同盟向全世界的进步人士和文化界人士发出了呼吁，希望他们声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反对和制止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1932年3月1日，苏联伟大革命作家高尔基接到宋庆龄请求他给予声援的电报，第二天就在《消息报》发表了《响应孙中山夫人宋庆龄的呼吁》的文章，表示关心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对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犯下的空前卑劣的暴行，表示极大愤慨。1933年2月17日，英国杰出作家萧伯纳专程从香港到上海拜会宋庆龄。他们在反战问题上达成了共识，表示要互相支持和声援。1936年7月，宋庆龄任国际反法西斯委员会副主席。全世界人民都崇敬、热爱这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国际友人多次赞扬她对国际反法西斯运动作出的卓越贡献。
    1938年6月，宋庆龄在香港邀请中外着名人士，发起成立“保卫中国同盟”，并出任中央委员会主席，“同盟”的主要任务是：宣传抗日救亡运动，募集医药和其他物资，介绍国际友人组织的医疗队到敌后抗日根据地参加战时救护工作。保卫中国同盟确实“从世界各地募集了医药和其他物资，并将其大部送往被国民党包围、封锁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支援反侵略的战士们”。[（28）]由于宋庆龄的介绍，着名的白求恩、柯棣华、米勒、巴苏、布朗、哈里森等外国大夫，先后到解放区并建立了闻名全国的国际和平医院。在她的大力号召和影响下，华侨在世界各地纷纷组织了救国救乡团体，以大量财力、物力支援祖国的抗日战争。
    宋庆龄关于抗日战争的思想及其实践，对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她在抗战时期的光辉业绩将彪炳史册。
    注释：
    ①②④⑤⑨⑩（11）（15）（18）（20）（21）（23）（26）（27）《宋庆龄选集》，中华书局1966年版，第89、89、108～109、138、99、99～100、120、119、101、117、148、149、85、124页。
    ③⑥⑦⑧（12）（13）《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69、347、551、480、447、513页。
    （14）《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1页。
    （16）《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2页。
    （17）见1937年4月15日《救国时报》。
    （19）《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55页。
    （22）见1941年1月26日《新中华报》。
    （24）《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4页。
    （25）见1936年11月12日《救亡情报》。
    （28）《宋庆龄纪念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