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在社会发展上的“超越”思想
    中国近代化是一种后发性近代化。当孙中山领导民主革命、建造民族国家、“企强以比欧美”时，世界资本主义已经步入垄断的帝国主义时代，在西欧北美，资本主义弊端已经明显暴露，贫困、失业等各种社会问题日趋严重，一个带国际性的社会主义运动已经崛起。处在中国历史前端的孙中山，他在喜迎资本主义大潮的同时，又惊听到下一个时代潮流的涛声。这就不能不使他发展社会经济的主张别具特色。这种特色集中表现在作为社会革命纲领的民生主义中。尽管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思想有一个发展过程，但它的大旨始终是既要与世界文明各国“从同”以“振兴实业”，即广泛地“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又要“防患于未然”，即“防止”资本主义的弊端，对这种生产阶段进行某种“超越”。这种既要“发展”又要“防患”、既要“从同”又要“超越”的社会设计，看来是一种矛盾心理，实际上是孙中山从世界发展的总格局中对中国发展趋势的一种深沉的审视，他力图在追求世界一体化的历程中为中国寻找新的坐标。
    资本主义的发展给社会带来了文明，也带来了严重的不均。进入二十世纪，一些革命派人士在憧憬未来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时，先后在《译书汇编》、《江苏》、《浙江潮》、《民报》、《夏声》等革命书刊上，发表了不少对资本主义进行非议的文字。强调“欧美情形可鉴”，“于兴业处方中，加数点共同利益之膏药，以防日后国内撼动之祸害，生贫富大悬之等差”[32]。孙中山是这批具有超前意识人物中的最杰出的代表，他在“迎合世界之潮流”，强调“一定要发达资本，振兴实业”时，一再表达这样的看法：“欧美各国资本家，专横达于极点……往往多独占事业以资本操纵金融，人民受害不可胜计”，“我国将来实业发达，资本专制亦当不免，欲求幸免社会革命，莫如思患预防。”[33]他比方说，进行社会革命如同“医病”，“与其医于已发，不如防于未然。吾人眼光不可不放远大一点，当看数十年、数百年以后，及于世界各国方可。”[34]这样，“振兴实业”和“防于未然”作为一种历史悖论被包容在民生主义中。
    孙中山首次提到民生主义是1905年[35]。他将之作为社会革命纲领表达时，侧重谈到“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两个问题。“平均地权”提出比较早，它首次见诸文字当为1903年，孙中山将它列入河内兴中会的誓词中。对平均地权问题，长期来研究特多，这里不再作论列。关于“节制资本”，孙中山在思想上酝酿已久，但它作为一个名词提出，当是1912年。这年底，他在杭州说：“实施民生主义的四大纲领是：节制资本，平均地权，铁路国有，教育普及。这是改革社会，提高人民生活的主要途径。”[36]孙中山对资本问题的基本态度是：“一面图国家富强，一面当防资本家垄断之流弊”，办法是“采国家社会主义政策”[37]。后来，他一再说明，“节制资本”，主要是节制企业之“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其他“各项实业，均将以私款兴办，满若干年后即归国有”。他还指出，“不单是节制私人资本，还是要发达国家资本”，即“用国家的力量来振兴工业”[38]。
    孙中山把以“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为主要纲领的民生主义称作是社会主义。孙中山首次提到“社会主义”是1903年[39]。此后，尤其是民国成立后，他多次称自己是“社会主义者”。1915年11月，他热忱地写信给国际社会党执行局，恳切地要求他们协助自己“把中国建立成全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40]。1924年，他在民生主义演讲中说：“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也就是共产主义，不过办法各有不同”。又说，要发达铁路、工业、矿产“这三种大实业，照我们中国现在的资本、学问和经验都是做不来的，便不能不靠外国已成的资本。我们要拿外国已成的资本，来造成中国将来的共产世界，能够这样做去，才是事半功倍。”[41]
    近代中国在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下走上了一条被动依附型的近代化道路，也就是所通称的半殖民地道路。进入二十世纪后，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进入所谓“后工业时代”，而落后的中国还处于一种“半工业”、甚至可以说是“前工业时代”。中国和西方在社会发展上出现的“时代差”，使以西方社会为“模范”、为“目标”的中国社会，在发展模式上表现出一种既要“遵循”西方发展的“常轨”，又要“超越”这种“常轨”的特点。孙中山民生主义包容“振兴实业”和“防于未然”这种历史悖论式的主张，就是二十世纪中国最初反映这种既“循常”（“从同”）又“超越”的社会发展观念的一种近代化方案。识时务者为俊杰。孙中山作为二十世纪前期最具有前瞻性意识的思想家，他走上革命道路之初就探本寻源地说：“我国未经产业革命，向主张闭关主义”，是一种“过代之文明”，而西人是“近世的文明”，“中国盖实当老迈时代”[42]。这就寓含着对中外“时代差”的一种观察。落后的国家要近代化，必然要讲速度，要考虑迎头赶上。孙中山在表述取法西方谋求中国发展时，常用“并驾”、“突驾”、“后来居上”、“迎头赶上”等语，含有一种“超越”思想。早年，他在创立兴中会后，曾有过“使中国越过殖民化的危机”的表述[43]。1905年初，又曾向第二国际书记处明确表示：“中国社会主义者要求采用欧洲的生产方式，使用机器，但要避免其种种弊端”，“在将来建立一个没有任何过渡的新社会”；“中世纪的生产方式将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生产阶段，而工人不必受被资本家剥削的痛苦”[44]。这更是用明确的语言表达“超越”资本主义阶段的一种主观社会主义的设想。显然，这里反映了孙中山对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一种预防和补救的心理。但是，我们对民生主义的研究不应当停留在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这种单纯的定性分析上，如果我们转换思路当不难发现，民生主义是孙中山正视二十世纪中国和世界的“时代差”，为“振兴中华”探求一条既“循常”（“从同”）又“超越”的社会发展模式的精心设计。
    三、洋溢着近代理性和复合性思维的特征
    总观孙中山以三民主义为主要理论形态的近代化思想，它是“外察世界潮流”和“内审中国国情”的一种“创制”，是当时中国最完全、最具特色的近代化理论，表现出浓郁的近代理性和复合性思维的特征。
    近代化是一种有计划的社会变迁。建立民族国家是世界各国实现政治近代化的一项普遍性历史任务。孙中山近代化思想的一个首要特色就是富有近代国家理性，用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鲜明完整地凸现了建立民族国家的时代课题。时至清末，本身带有种族主义色彩又成了“洋人的朝廷”的清政府已成为建立民族国家的障碍，孙中山从洋务运动的偏误中痛感“用输入物质文明的方法不能改良中国”，又从维新夭折中总结出“非推翻改造，无以救中国”的历史教训。以往学术界论述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在“反满”问题上尤多注力，颇有指摘，往往不太重视这种对中国近代化历程所进行的理性思考，过多注意和过高估量其中的情绪化成分，从而忽略了对其最终“以本国现有民族构成大中华民族，实现民族的国家”这个根本大旨的研究。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始终与民权主义紧密相连，包含建立民族“国家”和形成近代“国民”两个方面。这尽管在历史实践中未能完全实现，但其闪烁着的建立一个独立、平等、民主、自由、法治的共和国的近代国家理性之光，可给当今中国政治现代化以许多有益的历史启迪。
    近代世界的民族运动发生在“根本不同的两个资本主义时代”[45]，当西欧北美的民族运动结束，这些国家的资本主义已发展成为帝国主义时，亚洲的民族运动方才兴起，以孙中山为旗帜的中国民主革命派为建立一个并驾欧美的民族国家而斗争。列宁曾用“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46]来表达二十世纪初世界潮流的转换。这种历史状况，中外发展上所呈现出的“时代差”，给中国的民族运动造成一种两难抉择。孙中山近代化思想的第二大特色就是富有社会前瞻意识，注意从世界总体格局的变动中思考中国的现状和未来。他的包含“振兴实业”和“防于未然”这种历史悖论式内涵的民生主义，就是凸现既“循常”（“从同”）又“超越”的发展观念的一种高瞻远瞩的近代社会设计。以往学术界对民生主义思想的研究，存在着一种“唯生关系”论的倾向，偏好于讨论“平均地权”，造成一种“民生主义，即平均地权”的错觉[47]；满足于“主观社会主义”的现成结论，未能透过是“社”是“资”的定性分析，更多地从中国近代化的视角去探究孙中山对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发展模式的一种深沉的审视。事实上，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是世界近代历史进程中的一个经常性规律，落后的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发展，如果只“循常”而不探求有助于迎头赶上又避免重蹈覆辙的“超越”，就很难改变落后、被动以至依附的境地。从政治发展来说，孙中山“仿效外国改革政治”，不用通常的“渐进”的方式指靠清政府“立宪”，而是借资美、法采取“突驾”式的“共和革命”；五四运动后，他领导铲除军阀的国民革命，没有仿效法国和欧洲的1848年革命，而是提出了“借鉴欧美”和“以俄为师”的反映时代特征的主张[48]，都是表现了一种“循常”和“超越”的发展观念。从某种意义上说，二十世纪中国的社会发展和社会变革，一直是在“循常”和“超越”中展现的。孙中山的近代化思想、特别是民生主义的社会设计，作为“前驱先路”，其重要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中国是一个走后发性近代化道路的国家，如何对待西方文化，正确处理中西文化关系，一直是近代中国文化发展的核心问题。孙中山近代化思想的第三大特色就是富有文化兼取精神，表现了一种以“集合中外的精华，防止一切的流弊”[49]为主要特征的中西文化观和近代文化整合思想。孙中山是西方文明的热忱向往者。他认定西方是“近世的文明”，中国是“过代之文明”，必须“对欧洲文明采取开放态度”，主张“取欧美之民主以为模范，同时仍取数千年前旧有文化而融贯之”[50]。他一再强调，“以民立国之制，不可不取资于欧美”[51]。但在取法时，“要适于民情国史”，反对“照本抄誊”，反对“人云亦云，习而不察”，“奉欧美为至上”[52]。他在阐述革命主张时，经常把“外察世界之潮流”同“内审本国之国情”结合并论[53]，希望用这种“外察”、“内审”的办法，“产生完全优美之宪法，驾于欧美以上，作成一中西合璧的中国”[54]。以往在对孙中山的研究中，有一种“道统”论者，说孙中山思想体现了中国道德文化的所谓“正统精神”。显然，这种放大和夸大文化的民族性的立论是一种文化保守主义观点，不免有失偏颇。孙中山曾说过：“余之谋中国革命，其所持主义，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者，有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有吾所独见而创获者”，“苟明乎世界之趋势与中国之情状者，则知余之主张，实为必要而且可行也。”[55]这显然是要求人们从文化的民族性和时代性的综合视角去理解他的革命思想。实际上，他的民族主义所凸现的时代课题和民族精神，民权主义所强调的“取资欧美”和“内审国情”，民生主义所包含的“振兴实业”和“防于未然”，都表现出一种融合文化的民族性和时代性、特殊性和一般性的复合性思维，因此采用任何一种单一的、单向的思维模式去评析孙中山思想都是片面的。孙中山的这种复合性思维和他的“融贯中西”、“集精去弊”、“因袭规抚”的文化主张，表现了一种多元文化观。他的这种充满兼取精神的多元文化整合思想，与中国近代文化发展途程中的“中体西用”论、“全盘西化”论、“中华本位”论等形形色色的文化一元论思想划清了界线，对当今的现代文化整合和文化建设有着很重要的借鉴意义。
    总之，孙中山的近代化思想是中国历史上第一种最完全、最具特色的近代化思想，是中国人值得珍视的一笔精神财富。它所表现出的涵泳深湛、气度恢弘的复合性思维，它所洋溢着的近代国家理性、社会前瞻意识、文化兼取精神，它所展示的外察世界、内审国情、求索“循常”（“不同”）和“超越”的振兴中华的道路，及其具有的“与诸民族并驱于世界，以驯致于大同”[56]的伟大理想，是中国现代化的一面历史明镜，留给后人以无限的遐想与沉思。
    注释：
    [1]《孙中山选集》（以下简称《选集》第760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2]陈旭麓等主编：《孙中山集外集》（以下简称《外集》）第15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3]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以下简称《全集》）第7卷第1页，中华书局版。
    [4]海涅：《从慕尼黑到热那亚旅行》。
    [5]《列宁选集》第2卷第508-509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6]《选集》第89页。
    [7]高叔平编：《蔡元培全集》第1卷第172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
    [8]刘学照：《洋务思潮与近代中国》第268页，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4年版。
    [9]张楠、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以下简称《时论选集》）第2卷下册第155页，三联书店版。
    [10]《选集》第81页。
    [11]《选集》第106、90页。
    [12]《全集》第2卷第439页。
    [13]《全集》第5卷第187、394页。
    [14]《全集》第7卷第4-5页。
    [15]《全集》第9卷第119页。
    [16]《外集》第320页。
    [17]《选集》第82页。
    [18]《全集》第7卷第62页和第3卷第329页、《外集》第38页。
    [19]参见《全集》第9卷第128页。
    [20]《选集》第747页。
    [21]《列宁选集》第2卷第511页。
    [22]《选集》第73页、191页。
    [23]《全集》第6卷第250页。《外集》第179页。
    [24]《全集》第1卷第323、560页。
    [25]《外集》第192页。
    [26]《全集》第2卷第499页。
    [27]《选集》第212-382页。
    [28]《选集》第212页。
    [29]郝盛潮主编：《孙中山集外集补编》（以下简称《补编》）第42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30]《全集》第2卷第339页。
    [31]《选集》第72页。
    [32]《时论选集》第3卷第398-400页。
    [33]《选集》第841页、《补编》第96页。
    [34]《选集》第94页。
    [35]参见《选集》第75页。
    [36]《外集》第73页。
    [37]《选集》第98页。
    [38]《全集》第9卷第120、391页、《外集》第174页、《全集》第9卷第391页。
    [39]《全集》第1卷第228页。
    [40]《补编》第186页。
    [41]《选集》第836、837、843页。
    [42]《全集》第1卷第278页。
    [43]《外集》第121页。
    [44]《全集》第1卷第273页。
    [45]《列宁选集》第2卷第513页。
    [46]《列宁选集》第2卷第449页。
    [47]事实上，早年以积极宣传民生主义着称的冯自由在1929年即曾有过辨白：“故以同盟会章程而言，则平均地权四字，只是民生主义之一部，不得谓平均地权即民生主义也”（见冯自由：《革命逸史》第2卷第132页）。
    [48]参见刘学照：《论孙中山学习西方思想的演变》，《孙中山和他的时代》下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
    [49]《选集》第800页。
    [50]《全集》第1卷第278、86、560页。
    [51]《全集》第7卷第60页。
    [52]《选集》第729、745页、《全集》第1卷第444页。
    [53]参见《外集》第45、520页、《全集》第7卷第1、61页，《选集》第191、528页。
    [54]《全集》第4卷第332页。
    [55]《全集》第7卷第60、61页。
    [56]《全集》第7卷第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