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兵变，除了军队自身的原因以外，当时各种反对北洋政府的政治力量和其他力量的策动和参与，也是促发兵变的一个重要原因。
    早在推翻清朝的斗争中，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就把运动士兵作为一项重要工作，而且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袁世凯篡夺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后，手无兵权的革命党人为了推翻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把策动军队士兵起义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1913年12月云南大理兵变，就是革命党人联合会党所为，变兵“声称奉孙文、李根源等命令，二次革命”，占领大理城后电请“李根源、张文光共商南北分治”。（20）1914年3月湖南郴县守备队兵变者，“旗书中华民国民主孙，各处布告称讨袁总司令”，（21）他们到处“张贴伪示，盖用讨袁大元帅伪印，其志非寻常可比”。（22）1921年6月湖北武昌发生兵变，武昌巡阅使王占元称这次兵变“实有安福余孽与民党勾结，派员分途煽惑，希图扰乱鄂境，乘机起事”。（23）这些兵变显然不同于一般哗变，抢劫式的兵变，而是具有一定的政治目的和意义。此外，革命党人还运用一些宣传品来鼓动士兵进行兵变。例如，1920年2月15日《北京大学学生周刊》第7号刊出《告军人》，鼓动士兵起来反抗，均分长官的财产。还有人专作《兵变歌》，广为邮寄散发，号召士兵积极进行兵变，参加社会革命，打平阶级，无富无贫。虽然革命党人积极策动兵变，但是兵变一旦发生，他们并不能控制其发展，因而变兵形同土匪，对人民危害极大，所以策动兵变并非一种十分可取的方法。
    秘密会党也联络士兵进行兵变。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军队里有会党活动，经常促成兵变发生。如云南大理变兵“尽称哥老会”；（24）云南临安变兵“倡立大汉同胞会，共和公名〔目〕”；（25）新疆阿尔泰驻军，“当兵者均系内地游民，又十有八九入哥老会”。（26）帮会首领常常在军中开堂放票，秘密帮会的凭证--“票布”在军中甚为流行。例如，1912年11月西安发生兵变后，变兵逃到兰州。甘肃都督赵惟熙称，“若辈凶心不死，复在兰州放票勾结，并煽惑军警各军，意图倡乱。”他们抓获的黄占彪，“亦系在省放票谋变首恶，并收出空白票布八十余张”。（27）兵匪勾结而发生的兵变则最为频繁。据《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兵变》记载的49次兵变中，兵匪直接勾结的竟达35次之多，占到全部兵变的71%以上。如1912年7月的河南洛阳兵变，是“当地土匪同巡防营趁此时暗中勾结各营兵士”所发动；1917年4月，张敬尧在洛阳捕获刘士魁等6名土匪，刘供称曾“暗诱军起，图谋伙抢”。
    三
    一定的社会现象总是根植于一定的社会土壤之中。北洋军阀统治时期频繁兵变这种社会怪现象，就是根植于当时极度混乱的社会的土壤之中。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政治黑暗，经济凋敝，民不聊生，思想混乱构成了这一时期的全面的社会危机，这种全面的社会危机正是兵变频繁发生的深层原因。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全面危机中最突出的是政治危机。任何社会都必须存在政治权威，否则这个社会就会出现动荡。在北洋政府之前，清朝政府在内外交困中的拙劣表演逐步削弱和丧失了它的政治权威。清王朝被推翻以后，新的为全社会所普遍承认的政治权威却迟迟未能出现。在整个北洋军阀统治时期，这一问题极为突出。袁世凯篡夺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爬上大总统的宝座后，对内镇压人民，对外投降卖国，威信扫地，其政治权威可想而知。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失去了总头子，内部各派系都拥军称霸，割据一方。从此，中国陷入了“有军就有权”、“有枪就有势”的割据局面。军阀之间为了争法统而展开了殊死拼杀，谁能当上督军总统，全凭他的军事实力。在拼杀中侥幸获胜者，也往往是元气大伤，只能建立起一个虚弱的政府。他们唯恐自己的武力不足以压众，便一面寻找帝国主义作靠山，一面无节制地征兵。而战败者亦不甘心，也都做着这同样的两件事。于是，战端再起，炮火连天。这样循环往复，无休无止，北洋政府的政治权威衰败到了极点。
    政治权威的衰败是北洋政府不断更迭的主要因素。对于北洋军阀自身来说，作为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继承者，其本质是专制的，但这种专制又是透过资产阶级民主立宪的国家制度，通过对于国会、立法、司法、行政、政党等民主形式的合法非法的控制而完成的。这种政权自身的矛盾性，这种政权依赖的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以及军阀内部各派系的斗争更使得政权更迭频繁。在北洋军阀统治中国的17年中，北京政府先后更换了13任总统、46届内阁。（28）这种不稳定的政治形势，是整个社会包括军队在内的不稳定因素的根源。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社会经济同样充满了危机。本来，在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和清政府的残酷剥削下，人民群众生活困苦，社会经济一片萧条。北洋军阀上台，正是接过了这样一个烂摊子。但是，北洋军阀并没有象历朝开国者那样励精图治，修养生息，大力发展社会经济。相反，它更是变本加利地去压榨和剥削挣扎在饥饿线上的广大人民。为满足其庞大军费开支的需要和军阀私人的利欲，他们不仅大肆兼并农民的土地，而且还不断增加田赋及其他苛捐杂税。1926-1927年间，山东的土地税超过了农民的总收入，捐税增加了五、六倍，人民赋税负担之重，超过当时美国的4倍，印度的14倍；“直隶南部各县的田赋，每亩有多至二十六元者”；（29）四川成都县和广元县竟预征了七八十年的田赋。巧立名目的苛捐杂税也是北洋军阀对内搜刮的方法。张宗昌统治山东时期，征收的捐税多达52种，甚至有娼捐、鸡捐、狗捐等，至于无限制的摊派勒索则更是难以数计。
    此外，军阀们的割据和混战也使农业和工商业遭到了空前的破坏。军阀政治的特色就是军阀混战。从1916年以后，这种战乱没有一年休止过，战争一次凶过一次，战区一次大过一次。1916-1924年间，每年战区所及平均7省之多，而1925-1930年间，平均每年达14省左右。这种战乱使农业生产活动无法正常进行，商业贸易无法顺利开展，广大人民群众无法安定生活。而且由于战乱，各级政府对天灾预防绝不注意，水旱等自然灾害给人民造成极大的痛苦。1920年，陕、豫、冀、鲁、晋五省大旱，灾被317县，灾民达2000万人，死亡50万人。1925年，川、黔、滇、湘、赣五省大灾，仅四川一省就受灾“达80余县”，“川民死于饥荒者已达30万人，死于疫疠者亦有20万人，至于流离失所，委填沟壑者，更不可胜记”。（30）经济凋敝，民不聊生，是社会不稳定的主要因素。在这种经济状况下，军队焉能稳定。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社会思想的极度混乱也是兵变的一个重要的社会因素。伴随着枪炮和鸦片打进中国的西方文化，在近代尤其是在辛亥革命之后更为广泛地传播开来。这种文化提倡自由、平等、个性解放和人格独立，注重实利，注重进取和竞争，使得它更适应清末民初中国人的心理和社会的需要。这种文化的传播，除了产生进步的中国的资产阶级思想以外，也伴随着因西方文化的传播而产生的理论界限含混不清、思想主张参差不齐的中国无政府主义思潮，以及崇洋媚外的中国的殖民主义奴化思想，等等。随着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占据中国思想界统治地位的中国传统封建儒家思想开始动摇起来。但是，儒家思想已深深扎根于中国人的意识之中，想要彻底摒弃它并非易事。因此，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的角逐与碰撞，就使得中国思想体系由过去的单一的儒家文化变为多元化状态，使原来单一文化下稳固的人们的意识变得混乱起来。这种状况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尤为严重。社会思想意识的混乱，是兵变意识得以萌动并产生的思想土壤。
    综上所述，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军队之所以频繁地发生兵变，内在原因是军队本身腐败不堪，缺乏自身建设；外在因素是当时各种反对北洋政府统治的政治力量和其他力量的策动；而深层原因则是由政治黑暗、经济凋敝、思想混乱所构成的这一时期的全面社会危机。
    注释：
    ①（加）陈志让着《军绅政权》，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81页。
    ②③⑩（11）（12）张侠等编《北洋陆军史料》，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86、187、31、428、429页。
    ④⑥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历史研究室编《朱执信集》下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809、833页。
    ⑤陈无我《临案纪实》，见《军绅政权》第83页。
    ⑦⑧⑨（13）（14）（15）（16）（18）（19）（20）（21）（22）（23）（24）ⅰ（25）（26）（27）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丛刊《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兵变》，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11、167、1、128、1537、270、151、61、94、78、214、59、71、142、16页。
    （17）朱德《论解放区战场》，见《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63页。
    （28）包括临时总统、临时执政、摄政内阁、大元帅等不同称谓。
    （29）翰笙《中国农民担负的赋税》，见《东方杂志》第25卷第19号。
    （30）《五省的大灾荒》，见《东方杂志》第25卷第15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