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究竟哪个阶级代表了历史前进的方向或“占据历史的中心地位”？史学界对这个问题历来存在着分歧意见。这里，我想简要地叙述自己的几点看法，希望能达到抛砖引玉的目的。
    （一）建国初期，为了打破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史学体系，史学界的同志们特别强调以农民群众为主体的劳动人民在近代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这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自50年代后期起，由于“左”的思潮的干扰，对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研究不能够正常进行，资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被人们所忽视，有些同志在评述资产阶级维新运动时，总是着重指出它是一个“改良主义性质的运动”，“本质上是反动的”；对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也横加贬抑，甚至不承认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的进步意义。及至“十年动乱”期间，极“左”思潮十分猖獗，“四人帮”一伙曾提出对近代中国资产阶级运动“立足于批”的反动原则，即狠批所谓“资产阶级中心论”、“资产阶级决定论”、“资产阶级高明论”。一部中国近代史被他们践踏得不象样子，研究工作完全陷于停顿。“四人帮”被打倒之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政治上的拨乱反正以及“双百”方针得到认真贯彻，学术界出现了一个空前繁荣的大好局面，长期以来被视为“禁区”的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重新受到史学工作者的重视，翻阅一下近几年来公开发表的有关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论文和专着，确实使人感到气象一新，资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得到了较充分的肯定。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五四运动前“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导者是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他们的知识分子）”这一科学论断，人们理解得越来越深刻了。但是，也有同志仍然坚持“十年动乱”前的观点，在几年前出版的一部近代史专着中写道：“义和团的失败证明，这种单纯的自发的农民革命、农民战争不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从此以后，占据历史的中心地位的已再不可能是象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这样的旧式的农民运动了。”这段话明显地包含着两层意思：一是从鸦片战争到义和团运动失败的六十年间，“占据历史中心地位的”是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这样的旧式农民运动；二是从义和团运动失败到五四运动前的十余年间，旧式农民运动已不再适应时代的需要，被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运动所取代了。这个意见实质上涉及到对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农民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的估价问题，很值得提出来加以讨论。
    近代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争取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和谋求社会进步（反对封建主义）是近代中国人民所面临的根本任务。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要完成这个任务，就必须向先进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习，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状况，实现中国的资本主义近代化。这个任务历史地落在资产阶级的肩上。由于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发展非常微弱，因而中国资产阶级的力量十分有限。它是一个很不成熟的阶级，不可能把中国变成一个独立的资本主义社会，然而，它毕竟代表了新的生产方式，是一支新生的社会力量。随着民族危机和阶级矛盾的日益加剧，中国资产阶级在很不成熟的条件下迅速登上政治舞台。1898年出现的维新变法运动，是中国资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初次尝试。维新变法运动失败后，经过十余年的思想准备和力量蓄积，终于在1911年发动了全国规模的辛亥革命。这个革命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地位，但它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使民主共和国的观念深入人心，在历史上立下了丰功伟绩。资产阶级是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者，在中国近代历史舞台上扮演了主要角色，代表了近代历史前进的方向。
    农民阶级遭受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的严重压迫和残酷剥削，是近代中国反帝反封建的重要力量。他们在近代历史上掀起的反封建斗争，此伏彼起，连绵不断。但是，农民阶级毕竟是小生产者和小私有者，具有严重的分散性和狭隘性，不能够自己解放自己，需要得到先进阶级的领导。他们的历次起义起了打击和削弱封建统治的积极作用，但不能根本推翻封建统治。他们不仅不能建立一个新社会，而且也不能彻底破坏一个旧社会，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1853年太平天国奠都天京后，它本身抵挡不住封建主义思想的侵蚀，逐渐向封建政权转化，尽管这个转化过程始终没有完成，但那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农民阶级在近代历史上掀起的反侵略斗争，往往是受地主阶级领导或被地主阶级利用的，从鸦片战争时期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到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在近代中国，农民阶级是反帝反封建的一支不可缺少的力量，但它不是而且也不可能是历史前进方向的代表。
    中国资产阶级是19世纪60年代诞生的。在它诞生以前，究竟哪个阶级或阶层代表了历史前进的方向呢？我认为，地主阶级开明派（包括地主阶级改革派和洋务派）以及农民阶级中某些先进人物的思想主张反映了当时社会历史发展的趋向。林则徐、龚自珍、魏源等地主阶级改革派提出的学习西方、抵抗西方（“师夷长技以制夷”）以及改革弊政（“更法”）的主张，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极为深远的影响，成为近代中国一切先进人士为谋求祖国独立富强而寻求真理的方向。19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在太平天国农民起义队伍中和地主阶级洋务派成员中，几乎同时提出了向西方学习、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具体方案，洪仁珩的《资政新篇》和冯桂芬的“采西学”、“制洋器”的建议，反映了当时的中国已经处于资本主义即将破土而出的前夕。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打击了外国侵略者和清朝封建统治者，延缓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进程，但却不能使中国直接走上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洋务派官僚们从维护封建统治的主观愿望出发，凭借着他们手中所掌握的权力，冲破顽固派的重重阻挠，把上述那些主张和建议着手付诸实现，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机器生产，客观上加速了中国资本主义的诞生。洋务运动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对外民族战争（两次鸦片战争）和国内农民战争（太平天国运动）的副产品，是一个学习西方、图谋富强的运动。这个运动兴起之初，由于中国还没有出现资产阶级，所以它不能不由带有资本主义倾向的地主阶级开明派（即洋务派）出面倡导。它是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必经阶段，其历史地位和作用是不容抹煞的。
    有的同志担心，如果充分肯定资产阶级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地位，势必否认农民阶级的主力军作用。我认为，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也是没有根据的，因为肯定近代中国资产阶级代表历史前进的方向与承认农民阶级的主力军作用是并不矛盾的。首先，我们对农民群众在民主革命过程中的主力军作用，应当有正确的理解。在近代中国，封建经济始终占有绝对优势，农民群众占人口的绝大部分，他们中间蕴藏着无穷无尽的潜在力量。近代中国的任何一个政治运动，如果不充分调动农民阶级的积极性，如果没有农民群众的参加和支持，便必然不可能获得成功。这正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维新变法运动和辛亥革命运动遭到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其次，还应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同情工人阶级的处境和斗争的同时，充分肯定了资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我们有什么理由不遵循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肯定农民阶级的主力军作用的同时，充分承认中国资产阶级在旧民主革命时期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呢？
    有的同志提出：“只讲农民的弱点而不承认农民运动的伟大历史意义，或者只看到资产阶级运动的历史进步意义而不去分析它的弱点”，“是非历史主义的，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这个说法表面上看来并没有错，但却是偏颇失当的。我想补充一句话：只讲农民运动的伟大历史意义而不分析农民的弱点，或者只看到资产阶级的弱点而不承认资产阶级运动的历史进步意义，同样是非历史主义的，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这样，意思就比较完整了。
    （二）在五四运动以前，中国无产阶级还没有成为一个自觉的阶级，还没有以独立的力量登上政治舞台。因此，人们在评价资产阶级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时，往往把它同农民阶级进行比较。目前，大家都承认，就所代表的生产方式来说，资产阶级是比农民先进的一个阶级。就政治思想方面来说，资产阶级也比农民先进得多，因为无论是资产阶级的君主立宪或民主共和，都远非小农经济的绝对平均主义或皇权主义所可比拟的。从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到义和团运动的“扶清灭洋”口号，虽然都含有积极的、正确的因素在内，但毕竟反映了农民阶级的落后的一面，不能适应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要求。但是，有的同志提出：“从反帝反封建的积极性上说，农民群众远远超过资产阶级。”我认为，这个问题应当结合近代史的具体过程进行考察。
    一般地说，农民阶级是受压迫、受剥削的劳动者，他们的悲惨地位决定了他们具有强烈的反帝反封建的要求。近代史上农民自发斗争的规模之大，次数之多，范围之广，都是前所未有的。这些斗争打击了国内外反动势力，推动了近代社会的向前发展。但是，农民群众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认识，如果没有先进阶级的领导，必然始终停留在感性阶段。有些农民为了糊口起见，甚至受封建地主阶级的诱骗和利用，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都出现过这种情况。太平军是一支农民起义队伍，而参加湘军和淮军与太平军为敌的下层士兵，不正是那些受骗上当的农民吗？义和团的基本群众也是以农民为主体的劳动人民，他们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是完全正义的，然而，他们那些盲目排外的行动，如围攻各国使馆、反对一切新事物等，不正是受了清朝顽固派官僚的欺骗和煽动吗？如果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农民阶级反帝反封建斗争的积极性是不可能充分调动和正确发挥出来的。
    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既遭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又与它们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他们缺乏彻底反帝反封建的勇气。在一般情况下，由于他们拥有一定的家产，他们在参加斗争的时候，往往瞻前顾后，考虑到自己的身家性命。从这个角度看来，他们的斗争积极性显得不如农民阶级。但是，所谓“斗争积极性”，应当主要是指“政治觉悟”或“觉醒程度”而言。在20世纪初年，随着民族危机的不断加深和阶级矛盾的日益激化，资产阶级迅速觉醒起来。他们在推翻清朝政府、夺取政权的斗争中，出现了不少毁家纾难的人物，特别是在他们的知识分子中间涌现出一批仁人志士，如邹容、陈天华、禹之谟、秋瑾、林觉民、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等，为了民主共和的理想和祖国的独立富强而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他们的英勇事迹是可歌可泣的。他们的斗争积极性，同农民阶级的杰出领袖如洪秀全、冯云山、肖朝贵、陈玉成、洪仁珩等人一样，是值得我们称颂的。
    我认为，如果不结合近代历史的具体实际，不考察特定的历史条件和时间，不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不明确规定“斗争积极性”这一概念的含义，空泛地提出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资产阶级的斗争积极性远远不如农民群众，这种说法是很难令人信服的。
    （三）19世纪末年，几乎同时发生了资产阶级领导的维新运动和以农民为主体的义和团运动，对这两个性质不同的运动应如何进行评价，是一个饶有兴味的问题。
    近几年来，史学界不少同志对维新运动的评价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有些同志试图为维新运动恢复名誉，认为不能把它称为改良主义运动，而应视为一个自上而上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资产阶级改革运动。这种意见当然是很有参考价值的。但是，也有同志认为：光绪皇帝“可能成为一个洋务派的皇帝”，“所采纳的其实是洋务派的政治路线”；在百日维新期间，“洋务派和维新派相互间也常常是划不清界限的”；维新运动的失败，是洋务派的胜利，等等。这个说法实质上是从另一个角度否定维新变法运动的历史进步意义，逻辑上显得有些紊乱，不能自圆其说。我认为，维新变法运动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夺取政权的第一次尝试，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它既是一个爱国救亡运动，又是一个思想启蒙运动。它不是洋务运动的继续，而是洋务运动的否定和发展，正如辛亥革命不是维新运动的继续，而是维新运动的否定和发展一样。通过维新运动，资本主义商办企业取得了正式的合法地位，西方的自然科学和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得到了进一步的传播。它顺应了历史的潮流，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其进步意义是不可低估的。
    长期以来，义和团运动被认为是农民阶级自发的一次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1980年，史学界曾经就义和团是否反封建的问题进行过一场争论，当时争论的双方都是把义和团运动当作一次单纯的农民战争看待的。我认为，如果把义和团运动视为一次单纯的农民战争，那么，有许多问题便很难加以说明，例如：义和团在山东兴起时，为什么有许多地主阶级分子参加，甚至充当它的领导？它为什么得到山东封疆大吏如毓贤之流的支持和庇护？“扶清灭洋”的口号是农民阶级反帝反封建的纲领吗？义和团为什么能够在清王朝的统治中心直隶省迅速发展起来？它为什么又那样顺利地进入京津？它进入京津的时间，为什么又和英国海军中将西摩率领的八国联军进犯北京的时间几乎完全吻合？清政府为什么对外宣战？如果把义和团视为一次对外民族战争，上述诸问题便可以迎刃而解。因此，与其说义和团是一次单纯的农民战争，不如说它是一次对外民族战争；与其说它是一个反封建的革命运动，不如说它是一个反帝爱国运动。义和团运动既然是一次对外民族战争，领导权掌在清朝地主官僚手中，它怎么能够与资产阶级领导的维新运动相提并论呢？就打击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野心来说，义和团运动的功绩大大超过了维新运动，但就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传播资产阶级民主思想来说，则维新运动的功绩大大超过了义和团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