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湖南人才辈出，先后形成了四个人才群体。他们的一个共同特点是：继承和发展了中国自古以来爱国主义的优良传统，对中国历史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和积极的作用。梁启超曾说：“湖南天下之中，而人才之渊薮也，其学者有畏斋、船山之遗风，其任侠尚气，与日本摩萨、长门藩士相仿佛，其乡先辈若魏默深、郭筠仙、曾劼刚先生，为中土言西学者所自出焉。近岁以来，官与绅一气，士与民一心，百废俱举，异于他日，其可以强天下而保中国者，莫湘人若也”[①]。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爱国主义精神，被近代湖南人才群体一代又一代地发扬光大，成为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一面“强天下”、“保中国”的光辉旗帜。
    一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但爱国主义的具体内涵，却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而变化着。江泽民指出：“爱国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具体内容。我们所讲的爱国主义，作为体现一种人民群众对自己祖国的深厚感情的崇高精神，是同促进历史发展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是同维护国家独立和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密切联系在一起的”[②]。在近代中国，即从鸦片战争前后到五四运动约80年间，爱国主义的具体内涵，主要体现在：第一，改革内政，进行革命，推翻封建制度，实现国家的民主和富强；第二，反对侵略，学习西方，驱逐帝国主义，实现国家的独立和统一。
    近代湖南以陶澍、魏源、贺长龄、汤鹏等地主阶级改革派为代表的第一个人才群体，就是上述中国近代爱国主义思想的开创者。一方面，作为中国近代地主阶级改革派的代表和核心，高举经世致用的旗帜，敢于面对现实，勇于揭露封建社会的各种弊端，主张兴利除弊，更法改革。他们认为“天下无百年不弊之法”，实行改革，有如“衣垢必浣，身垢必浴”[③]的真理。只有改革通变，才会“乱塞、治兴”[④]。特别可贵的是，他们将改革的主张大力实行，先后主持（或提出）整理财政、漕粮海运、纲盐改票、自铸银币等改革活动，或者取得了全国瞩目的巨大成功，或者产生了深远的积极影响。而他们在改革中敢于启用新兴的社会力量--商人，敢于冲破封建经济的藩篱，引进商品经济制度，更是在客观上促进了封建经济的解体和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这些在改革中出现的新因素、新方向，正是中国近代爱国主义的重要内容和特点，是古代爱国主义所无法企及的。另一方面，他们又坚决反对西方国家的侵略。陶、魏等人十分重视国家的边防、海防，主张加强海军建设，“远可威摄外夷”[⑤]，即可与西方海军对抗；坚持正常对外贸易，反对鸦片进口，亲自投入了反抗英国侵略者的爱国战争。更为可贵的是，他们完全不同于盲目虚骄的统治者，敢于面对世界现实，是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批人。他们比较客观地对比了中国和西方各国的形势，不仅看到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军火器械要优于中国；而且开始对西方的某些民主政治和经济制度给予了客观的介绍。从而产生了学习外国长处的思想，响亮地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⑥]的口号。这些在对外关系中出现的新思想、新课题，也是中国近代爱国主义的重要内容和特点，更是古代爱国主义所无法企及的。因此，我们认为近代湖南第一个人才群体的爱国主义是中国近代爱国主义思想的萌芽，陶、魏等人则是其开创者。
    清咸同年间，湖南形成了以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郭嵩焘等洋务派为代表的第二个人才群体，进一步发展了陶、魏等所开倡的中国近代爱国主义思想。他们一方面发展和扩大了陶、魏所提倡的经世改革，肖一山说：“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皆标榜经世，受陶澍、贺长龄之熏陶也”[⑦]。另一方面，则将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的思想付诸实践，开始了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以求自强的洋务运动。因此，曾、左等人的爱国主义思想和行为，表现得更加广泛和深入。第一，继承经世致用的传统，倡导改革。曾国藩强调“经济”，将其与义理、考据、辞章并列，称之是“为学之本”。认为“其文经史百家，其业学问思辨，其事始于修身，终为济世”[⑧]。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他们所创建的湘军，就是对中国军事制度的重大改革。同时，他们利用掌握各省督抚大权的机会，把改革活动扩大到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第二，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创办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开展以增强国力为目的的洋务运动。曾国藩提出：“欲求自强之道”，必须向西方各国学习，“使彼之长，我皆有之”[⑨]。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他们创办了安庆军械所、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甘肃制呢总局等自己的工业，并从国外引进了技术人员和机器设备。这些学习西方的实践活动，对于改善中国军队装备，增强国力，抵御外国侵略，都是有积极作用的。第三，重视中西科学文化交流。曾国藩对西方科学技术书籍非常重视，专门组织翻译，又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外国科学文化。同时，曾、左等又特别重视人才，在他们周围团结了一批政治、经济、军事以及文化、科学人才。第四，主张效法西方的某些政治经济制度。郭嵩焘比较客观地介绍了西方民主选举等政治制度，主张发扬民主，允许商人参政。左宗棠认为“西方听商经营，官收其税，所为多成，国计亦裕”[⑩]。应该允许商人经营工商企业，支持商人集资办厂，即支持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综上所述，曾、左等人的爱国思想和实践活动，又比陶、魏等人前进了一大步。
    19世纪末，湖南出现了以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等资产阶级改革派为代表的第三个人才群体。他们面对内忧外患的危亡形势，大声疾呼：“外患深矣，海军熸矣，要害扼矣，民倒悬矣，国与教与种将偕亡矣。唯变法可以救之”（11）。他们的爱国主义思想开始摆脱忠君思想的束缚，提出了被当时认为“大逆不道”的民主思想。谭嗣同明确主张废除君主专政制度，他认为皇帝并非“天命所定”，“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则皆民也，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于是共举一民为君”。故“君亦民也”，君由民选举产生，当然也就应该“为民办事”；否则，民“可共废之”（12）。他写作《仁学》一书，宣传平等思想，鼓吹变法维新，号召冲破封建专制的网罗，在思想理论上为资产阶级共和国及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唐才常激烈地抨击了封建君主专政制度，强调“国者非一人之国，君者非一人之君”，要求“尽变祖宗之成法，与天下更始”（13）。他们在政治上主张建立资本主义制度，既推崇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也仰慕美国式的民主共和制。在经济上主张“散利于民”，“奖工艺，惠商贾，速制造，蓄货物，而尤扼重于开矿”（14），以促进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可见，谭、唐等人的爱国主义已经脱离了忠君思想的桎梏，中国近代爱国主义已经成型。在谭、唐等人的倡导下，湖南的变法维新运动发展迅速，轰轰烈烈，被誉为“全国最富朝气的一省”。第一，创办时务学堂。熊希龄为校长，聘请梁启超为中文总教习，倡导民权、平等思想，培养变法维新人才。第二，创办维新报刊。如《湘学新报》（后改名为《湘学报》）、《湘报》等）是维新派的舆论阵地。第三，设立各种学会。如“延年会”、“群萌学社”、“不缠足会”、“法学会”、“法律学会”、“致用学会”等。特别是以皮锡瑞为会长的“南学会”，影响深远，是一个救亡御侮的政治组织。第四，学习西方警察制度，设立保卫局、课吏馆，以整饬吏治。湖南维新变法运动的迅猛发展，一方面促进了湖南近代工业的发展，加速了封建经济的解体。另一方面则是培养了大批人才，他们以拯救国家民族为己任，决心“救中国从湖南始”；“吾湘变，则中国变，吾湘存，则中国存”（15）。谭嗣同、唐才常等更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来唤醒国人，是中国近代爱国主义的杰出代表。
    20世纪初，以黄兴、宋教仁、陈天华、蔡锷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是近代湖南人才第四个群体。维新运动失败后，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一场以推翻满清封建王朝为目的的爱国主义革命运动，湖南又站在革命斗争的最前线，成为“中国内地革命之先声”。在革命思想理论的宣传方面，有秦力山的《国民报》，黄兴的《游学译编》，宋教仁的《二十世纪之支那》（后改为《民报》，成为同盟会的机关报），大力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思想。梅毓麟的《新湖南》，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狮子吼》，章士钊的《大革命家孙逸仙》等，都是当时风靡全国、具有鲜明民主革命思想和反帝爱国激情的着作。宋教仁主持起草的《鄂州约法》，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承认人民自由平等权利，把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用法律形式确立下来。在革命团体的组织方面，1903年黄兴创建了以“国民革命、驱除鞑虏”（16）为宗旨的华兴会，是中国内地最早的革命团体。稍后，黄兴、宋教仁等协助孙中山创建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同盟会，在参加筹备的79人中，湖南有20人。辛亥武昌起义前夕，宋教仁、谭人凤又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有力地推动了内地各省革命形势的发展。1912年，宋教仁及时将同盟会改组扩大为国民党，成为当时国内第一大政党。在武装起义方面，华兴会一成立，黄兴就提出了“雄据一省与各省纷起”（17）的革命策略，并立即在长沙等地发动大规模反清起义。从此，黄、宋等大批湖南志士走上了武装革命的道路，黄兴更是公认的军事家、武装斗争的领袖。武昌首义，蒋翊武为起义总司令。武汉革命政府成立，黄兴为湖北人民军总司令；中华民国建立，又为陆军总长、战时总司令。辛亥革命后，在坚持革命方向方面，湖南人士堪称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楷模，宋教仁高唱政党政治，与袁世凯独裁专制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黄兴则提出了政党治国、实业建国、教育兴国的三位一体的政治方案。宋案发生，黄兴领导了二次革命；袁世凯称帝，蔡锷发动了护国战争，袁世凯的皇帝梦终成泡影。综上所述，辛亥革命时期，黄、宋等湖南人才群已经把争取国家的独立、人民的民主和发展资本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表明中国近代爱国主义思想已经成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