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于19世纪末的戊戌维新运动，至今将百年矣。这是19～20世纪之交中国历史上所发生的一场重大的社会改革运动。这场运动，重在变法维新，其内容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及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其目的在于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致使变法中途夭折。变法失败后，逃亡海外的梁启超于痛定思痛之际，先后写了《戊戌政变记》、《政变近闻》、《爱国论》、《傀儡说》、《尊皇论》、《国家论》、《中国积弱溯源论》及康有为、谭嗣同等人的传记，从不同角度，总结了这场颇具时代意义的变法维新运动。现仅就其中几个主要问题略述如下。
    一、改革起源
    梁启超在所着《戊戌政变记》中，从审视历史的角度，回顾和总结了自鸦片战争后半个多世纪之间中国社会改革的历程，并将其分为四个阶段，即所谓“四界”。
    第一界，为变法的萌芽时期。这个时期，自鸦片战争开始，林则徐为实行有效的禁烟和抵御外国武力侵略，开始创译西报，研究夷情。继之，魏源着《海国图志》，倡师夷长技以制夷之说，实为变法之萌芽时期。然而，林、魏之功，既不为朝廷重视，亦不为国人所知，此后20余年间，虽迭经大患，国中仍一切守旧，实无毫厘变法之说。
    第二界，为学习西方技艺时期。这个时期始于二次鸦片战争后，即从60年代开始，由于英法联军侵华和太平天国运动，使清王朝濒临覆亡。同治初年，中国创钜痛深，曾国藩等曾借洋将，渐知西人之长，于是，创制造局以制器译书；设方言馆，习西方文字；创招商局，以开利源；派幼童出洋留学，以培养人才。又议选翰林部曹入同文馆学习，但为军机大臣倭仁等所阻，败此大局。其时，举国守“攘夷”之说，不明时局，在此20余年间，朝士皆耻言西学，有谈者诋为汉奸，不齿士类。盖西法虽有习者，而习尚深恶。
    第三界，为渐知西学时期。这个时期，始于中法战争后。马江之败，识者渐知西法不能尽拒，谈洋务者亦不为深耻。然大臣未解，恶者尚多，议开铁路，犹多方摈斥，盖制造局译出之书，30余年，而销售仅13000本，京师书肆尚无地球图，其讲求之寡可想矣。盖此时期，渐知西学，而莫肯讲求。
    第四界，为变法时期。这个时期，始于甲午战后，自甲午东事之败，朝野乃知旧法不足恃，于是言变法者纷纷。枢臣翁同龢，首先讲求，辅导皇上，决意变法。然变法之举明于下而未行于上，新旧相争，大臣多不以为然。未几，西后复收大权，皇上几被废，新政遂止。然而，强学会《时务报》大呼于天下，天下人士咸知变法，风气大开矣。[①]
    梁启超对近代中国变法历程的分析及阶段的划分，基本上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因此，原则上被后来多数学者所接受，但也不乏异议。梁启超的分析虽属简略，确也明了。他以简洁的文字，勾划出“四界”的大致轮廓，并着重指出不同时期的特点。说明鸦片战争后60年间中国社会的改革，尽管步履艰辛，但总还是在缓慢地行进中，亦说明其阻力是巨大的。其阻力既有内在因素，也有外在因素。内在因素，主要来自传统文化观的影响，即所谓“夷夏之辨”旧说，视西洋之物为“奇技淫巧”，学则“用夷变夏”；外在因素，是西方文化伴随西方资本主义侵略而来，人们由于反对外来侵略，并将西方文化混同视之。即便少数开明的人士，所能接受者也主要在“用”。因此，梁启超说：“尽此六十年中，朝士即有言西法者，不过称其船坚炮利制造精奇而已，所采用者，不过炮械军兵而已，无人知有学者，更无人知有政者。”[②]不过，梁氏所言亦不尽然，80年代之后，早期维新派如王韬、薛福成、马建忠、陈炽、郑观应等，已开始讲求西学、西政，只不过限于着书立说、报刊宣传，未能付诸行动。
    二、变法实情
    资产阶级维新派将变法付诸行动，则是甲午战后之事。梁启超说：“吾国四千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③]甲午之役，中国败给日本，签订《马关条约》，举国哗然。但在朝臣中则有“签约后可保十年无事”的幻想。然而，为时未久，列强各国已纷纷乘机在中国强占租借地、划分势力范围、争夺大借款和路矿权益，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致使辽阔的中国大地，几乎无处不被帝国主义所染指；中国的万里海疆，竟没有一处可以作为自己的海军基地；中国，这个号称东方大国，至此已是体无完肤，民族危机达到了空前严重的地步。维新志士谭嗣同于悲痛之中，用血和泪写下了这样的诗句：“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苍冥一哭休。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④]
    面对这样的时局，康有为亟切上书，认为，当今之世，乃中国4000年20朝未有之巨变，图保自存之策，舍变法外别无他图；并指出：“今之为治，当以开创之势治天下，不当以守成之势治天下，当以列国并立之势治天下，不当以一统垂裳之势治天下。盖开创则更新百度，守成则率由旧章，列国并立，则争雄角智，一统垂裳，则拱手无为。”[⑤]继而，康有为在上书中，特以引证中外历史上因守旧而亡国的历史教训，并以激烈的言词警告光绪皇帝：“蚁穴溃堤，衅不在大，职恐自尔之后，皇上与诸臣，虽欲苟安旦夕，歌舞湖山而不可得矣。且恐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并强调指出：“宗社存亡之机，在于今日，皇上发愤与否，在于此时，……否则，沼吴之祸立见，裂晋之事即来，职诚不忍见煤山前事也。”康自知此为“罪言”，但为了变法事业，“虽以狂言获罪，虽死之言，犹生之年也”[⑥]。上书递至工部，工部大臣恶其伉直不为代呈。但因其言词激烈，京师一时遍为传抄，后经给事中高燮曾抗疏举荐，方得上闻，此事已在半年之后。当光绪皇帝看到这份上书时，肃然动容，并指对军机大臣说“非忠肝义胆，不顾死生之人，安敢以此直言陈于朕前乎！”语之，叹息良久[⑦]。
    光绪皇帝于甲午战后，鉴于时势危迫，加之与太后矛盾日益加深，确有振作之心。后由翁同龢劝导，决意实行变法。为此，他曾让奕匡转告太后：“我不能为亡国之君，若不假我权，我宁逊位。”[⑧]太后迫于形势，勉为其允。于是，遂命康有为具折统筹全局。
    康有为在所上统筹全局折中，提出三项具体主张：（一）大誓群臣以定国是；（二）立对策所以征贤才；（三）开制度局而定宪法。制度局下设12局，分理法律、度支、学校、农、工、商、铁路、邮政、矿务、游会、陆军、海军。并说：“国是定，则议论一”；“下情通，而群才辐辏”；“制度局之设，尤为变法之原”[⑨]。
    光绪皇帝采纳了康有为的意见，于1898年6月11日（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下诏“明定国是”，宣布变法。并召见康有为询问对策，康有为在应对时，鉴于朝臣阻力，建议“勿去旧衙门；而惟增置新衙门；勿黜革旧大臣，而惟渐擢小臣，多召见才俊之士，不必加其官，而惟委以差事，赏以卿衔，许以专折奏事足矣”[⑩]。康先后进呈《俄大彼得变法考》、《日本明治变政考》、《波兰分灭记》、《法国革命记》、《列国统计比较表》等。继而，光绪帝擢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以四品京卿入值军机章京。变法事宜渐有头绪，慈禧太后发动宫廷政变，变法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