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学术界大多从政治属性出发，把旧中国的本国资本划分为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两部分。但是，如果从政治与经济相结合的角度来分析，就会发现中国的本国资本--也即民族资本在所有制上存在着三种形态，即国家资本、官僚资本和民营资本。本文仅以民国时期（1912-1931年）的东北地区为例，探讨这三种资本的发展状况、特点及其关系。
    民国时期，东北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进入黄金时代。三省官府大办实业，奉系官僚资本迅速膨胀，普通民营资本也日趋繁荣。民族资本在工业、矿业、商业、金融、交通以及农业等各个领域，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其发展速度之快，经营规模之大及经济效益之间，都走在全国的前列。
    一、垄断经济的国家资本
    东北的国家资本主义企业，是指由民国中央政府及奉、吉、黑三省地方政府以官方名义投资兴办的企业，包括政府官办、中外合资、官商合办等三种形式。
    清朝灭亡后，民国政府不仅全盘接收了清政府在东北的官办企业，而且继续大力兴办官办企业。在军工企业方面，1917年10月在奉天省城开设东三省陆军被服厂。1921年，奉天省在清末军械局的基础上设立了东三省兵工厂，1924年，该厂每年经费达500余万元。1924年和1928年又先后设立了东北航空工厂和海军工厂，1928年设立黑龙江陆军粮秣厂，1930年设立吉林陆军粮秣厂，同时还在洮安设东北陆军军牧场。
    官办民用企业也有所发展。1920年张作霖指令奉天省财政厅加紧筹设大型纺纱厂，以防“利权外溢”。于是，由奉天省实业厅拨出巨款250万元，又由东三省官银号出资338900元，中国银行出资132800元，交通银行出资112800元，再附加若干商股，创办了官商合办奉天纺纱厂。[①]1923年冬，东北大学理工科学长赵厚达奉命筹办模范工场，到德国采购机器。1925年1月，由奉天省政府拨给长宁寺前官地284亩，作为办场地址。翌年东北大学铁工厂正式落成，奉天省当局总计投资280万元。该厂最初以修造铁路机车为主，后来发展成为可以制造各种钢铁工具、日用器具、客货车辆、工作机械、铁路工具、暖气材料等多种产品的大型企业。[②]1929年，东北交通委员会拨官本现大洋10万元，开办东北交通用品制造厂。“九一八”事变前，东北共有18家官营的电灯厂和发电厂。电话局、电信局和电报局等近代通讯企业也多为官办。
    国家资本在金融领域占有垄断地位。东三省官银号、吉林永衡官银钱号和广信公司分别是三首的最高金融机构。1913年奉天省设立官商合办的兴业银行，1917年改为官办。1920年，又成立了官商合办的东三省银行，资本现大洋800万元。1924年，兴业、东三省二银行与东三首官银号合并，改为官办银行，直属奉天省政府，资本2000万元，成为奉天省的中央银行，在东三省金融界中拥有最高地位。1930年9月，黑龙江广信公司改组为黑龙江省官银号，完全归官办，资本现大洋2000万元。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当时东北三省的官银号以及中国、交通等官办银行不仅垄断了东北的金融业，而且各官办银行还以其雄厚的资金大力投资于工矿企业和商业，形成庞大的垄断性的官办企业集团。各银行都有庞大的“附属事业”，举凡油房、火磨、烧锅、粮栈、钱庄、当铺、信托公司、矿业、电业、皮庄、采木、航运等等，应有尽有。而且各官办银行号利用借贷信用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众多的私营企业。
    东北的交通运输业也基本为国家资本所垄断。东北的国有铁路有清末修筑的京奉铁路（北京--沈阳）和吉长路（吉林--长春）。1923年又修成四洮路，本线由四平至洮南，全长312公里，支线从郑家屯到通辽，全长114公里。东北政府为了加强对交通业的控制，1924年4月成立了东三省交通委员会，内分总务、路政、邮航三部。此后，开始大规模修筑国有铁路。1924年开始修筑奉海路，翌年成立了奉海铁路公司，1927年干线通车，1928年海龙至朝阳镇、梅河口至西安（辽源）的支线也筑成通车。1927年由京奉路投资720万元修建的打通铁路（打虎山至通辽）也建成通车。1929年还建成了吉海铁路（吉林至海龙）。此外，东三省官府还陆续出资修筑了呼海（呼兰至海伦）、齐克（齐齐哈尔至克山）、蛟奶（蛟河至奶子山）、洮索（洮安至索伦）、鹤岗、吉敦（吉林至敦化）、洮昂（洮南至昂昂溪）诸铁路，形成了由东北当局控制的铁路网，堪与“满铁”相抗衡。
    在航运业方面，经营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航运的戊通公司，1921年有资本200万元，其中有交通部入股150万元，商股50万元。1925年该公司被转售给东北当局，改组为官办东北航务局。1926年东北当局又接收了中东路船舶科的全部资产，改组为海军江运部，直隶东北海军司令部。1927年春，东北航务局召集东北主要航商成立了东北联合航务局，东北海军司令任董事长，该局股金总额的69%为东北航务局和海军江运部持有，联合航务局所属船舶约占松花江船舶总吨位的80%以上，居垄断地位。清末设立的官办松黑两江邮船局，到20年代资本已增至40万元，1928年营业收入达125万元。1928年，东北航务局又将接收的中东路江北船厂改建为东北造船所，专门为航务局修造船只。[③]
    二、畸形膨胀的官僚资本
    以张作霖、张学良为首的奉系官僚集团，利用自己的政治权势，攫取了巨额财富，形成了庞大的官僚资本。奉系军阀官僚资本包括奉系大官僚独资兴办的企业、与官府合资的企业以及官僚个人与外商合资的企业。
    张作霖、张学良父子是东北最大的官僚资本家。张家投资的企业包括金融、商业、工矿、交通、农业等各个方面。金融业有设在郑家屯的庆畲银号、黑山县的三畲成当、营口的三畲和当。东三省银行，张作霖认股100万元。奉天储蓄总会、营口毓记银号、东三省兴业储蓄会、牛庄商民储蓄会等金融组织也多为张家把持，投有巨资。张家筹办的边业银行，1924年实收资本现大洋525万元，而张家独占500万元。张家在沈阳小西关还设有富畲祥钱铺。东北银行也以张家为大股东，只1929年张学良就投资现大洋50万元。奉天实业银行中也有张家3万元的资本。
    在工矿业方面，1914年4月张作霖在沈阳设立三畲油坊，资本10万元。在黑山、新民等县也设立了张家的油房。1920年张学良出资经营黑山县八道濠煤矿。同年吉林督军孟恩远联合张作霖开办吉林蛟河煤矿，张作霖认股8万元。1922年，张学良以资本3万元开设永兴铁工厂。1924年以张学良名义报领了兴城县煤窑沟煤矿、法库县四家子和抚顺县大小演武沟两处煤矿，以及海城、盖平两县的滑石矿。此外，张家投资的工矿业还有大亨和大冶两家工厂、宁古塔发电所、中兴煤矿、恒源纸厂、肇新窑业公司、奉天纺纱厂、鹤岗煤矿、铁岭县东牧养正砂金矿、复州湾粘土矿、奉复印版石矿公司、辑安宝马川金矿、大北矿冶公司、兴城县和凤城县的5处锰矿、岫岩县的钢玉石矿等等。
    在交通运输业方面，张家在奉海铁路、政记轮船公司、营口毓太轮船公司皆有其私人投资。再加上张家在东北各地数十万垧的地产和房园宅第，以及珍藏的大量黄金和古董等，张家资产总数约有现大洋七八千万元。
    吴俟升也是奉系军阀的干将。他在辽源县有商业20余所，他是通辽、洮南两家电灯厂的大股东，他有一处与美商合办的工厂，资本200万元；在奉天省内有典当业4处，资本共11万元；在四洮铁路沿线及黑龙江各地占有大片土地；在奉天、大连、辽源、哈尔滨等地有价值数十万元的房产。其全部财产约有现大洋7000万元。
    其他奉系大员，如杨宇霆、张作相、张焕相、汤玉麟、郭松龄、张景惠、孙烈臣等，无不拥资数百万乃至上千万。他们凭借其权势和财力广泛投资于工厂、矿山、银行、当铺、商号、土地、房产等。这些官僚往往互相勾结，合伙开办一些企业，如东方粮栈、大昌兴军衣庄、华北珐琅磁工厂、大亨及大冶铁工厂、蛟河奶子山煤矿、东北银行、营口毓记银行等等，都是以大官僚为主要股东的大型企业，从而形成了势力强大的奉系官僚资本集团，并在某些经济领域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垄断地位。
    三、普遍发展的民营资本
    辛亥革命后，随着清朝反动统治的废除，东北封建关系的日趋瓦解，移民垦荒浪潮的涌起，以及商品市场的繁荣，都为东北民营资本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条件。而民初全国兴办实业热潮，东北当局发展民族经济、抵制外国资本入侵的政策，也推动了东北民营资本主义经济的日益繁荣。以日本为首的各帝国主义国家对东北竞相投资，中国民族工商业处于竞争激烈的经济环境中，促使中国企业家们奋发图强，大力引进先进的机器设备和管理手段，在竞争中图生存，求发展。有些本国商办企业不仅能与外国资本相抗衡，甚至能吃掉对方。东北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主要是由内部条件决定的。因此，东北民族资本保持着一种持续稳定的增长势头，不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就是在20年代仍然保持着繁荣景象。
    农产品加工业和轻纺工业以其投资小、见效快、利润大而成为民营资本最为活跃的经济领域，绝大多数油房、火磨、烧锅、丝厂及织布厂都是由普通华商资本经营的。
    大连的民族榨油厂，1915年为50家，1923年增至87家。安东1913年有榨油厂14家，1928年增至27家，是解放前安东油坊业发展史上的最高峰。[④]随着大豆商品生产基地的北移，东北北部的民族榨油业的发展更是突飞猛进。哈尔滨从1912-1919年共设立榨油厂28家，1920年哈尔滨成立了油坊同业公会，到1922年，哈尔滨已有民营榨油厂50余家，1928-1930年更增至近百家，资本投入额累计达1500万哈大洋元，共拥有榨油机器设备4200台左右，哈尔滨成为东北乃至全国民营资本榨油业的中心。1928年底，在哈尔滨成立了由东北民营制油企业参加的东北油坊同业联合会。民营资本在机器制油领域取得了绝对优势，东北的油房产品已经稳定地占领了国际市场，成为世界性的大豆制品输出地。东北豆饼出口额，1920年为136万吨，1927年增至2045980吨，是解放前东北豆饼出口的最高记录。东北豆油出口额，1920年为127000吨，1931年增至187000吨，是解放前东北豆油出口的最高数额。[⑤]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初期，俄国卢布价值惨跌，俄资企业纷纷破产，大批廉价拍卖。哈尔滨的民营资本乘机而起，大量收买俄资企业，尤其是俄资机器制粉业。1915年，华商张子万收买了俄资在东北开办最早的机器面粉厂--第一满洲制粉工厂，创立了广源盛面粉厂。另一华商张廷阁也在翌年收买了俄资地烈金机器制粉厂，创立了双合盛面粉厂。此后，哈尔滨的民营资本掀起了独资、合资建立机器制粉厂和收买俄资面粉厂的浪潮，从1915年到1922年先后收买俄资大型面粉厂十余家。此后，哈尔滨民营资本又向日本的制粉企业挑战，1927年兼并了日本满洲制粉株式会社的哈尔滨八区工厂和香坊工厂，1929年又收买了日本财阀三井机器制粉厂。[⑥]哈尔滨民营制粉业1922年有20余家，1930年已达30余家。整个东北的面粉厂，一战期间有60余家，1929年发展到293家。[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