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近代湖南四个人才群体的爱国主义思想，表明中国近代爱国主义有一个逐步形成和不断完善与发展的过程。陶、魏处于中国古代爱国主义向中国近代爱国主义的转变阶段，是近代爱国主义的萌芽期。曾、左将“师夷制夷”的思想变为实际行动，是中国近代爱国主义进一步生长和深化时期。谭、唐鲜明地提出了君民平等的思想，是近代爱国主义的成型期。黄、宋高举革命旗帜，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是近代爱国主义思想的成熟期。
    近代湖南四个人才群体爱国主义思想的发展过程，清楚地说明：中国近代爱国主义是从古代爱国主义发展而来的，但是，它又和古代爱国主义存在着差别：
    第一，中国古代爱国主义的根本特点，是其浓厚的忠君思想。爱国、忠君浑然一体，水乳交融。皇帝是最高统治者，君权神授，尊为天子，神圣不可侵犯。有君才有国，爱国先保君，无君国不立，君在国之上。忠君思想是封建社会伦理道德的最高思想，是处理各种人际关系的最高道德规范。因此，中国古代爱国主义始终和忠君思想结合在一起。当中国古代爱国主义向近代爱国主义转变之时，忠君思想也不可避免地仍占有一定地位，不可能立即消失。这也是陶、魏，曾、左两个人才群体的爱国主义思想中，还保留着较多的忠君因素的基本原因。
    第二，中国古代爱国主义向近代爱国主义转变的过程，就是忠君思想逐渐消失和革命思想不断加强的过程。毛泽东说：“爱国主义的具体内容，看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下来决定”（18）。爱国主义是一定的社会经济文化条件下的反映，在一个大的历史时期，在社会形态发生变革的前后，即当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向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转变时期，必定会存在一个两个时代、两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相互斗争又共处于一体的过渡时期，反映在爱国主义领域，就是两种爱国主义思想相互交织的重叠现象。随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君皇作为国家团结、独立的作用越来越小；而作为反动、腐朽、落后的形象越来越明显，忠君思想也就会越来越淡化，终于为主张革除君主专制的民主革命思想所取代。
    第三，中国近代爱国主义思想的发展，必然导致反帝反封的革命运动，这是中国近代爱国主义的根本特点。当中国社会内部资本主义萌芽发生之际，正是封建制度百弊丛生之时。这时爱国人士的任何社会改革，都会有利于资本主义因素的生长，都会遭到封建统治阶级的拼命反对。旧的封建制度已经成为阻碍社会进步、国家富强、生产发展的绊脚石，不推翻封建制度，国家就不能前进，社会就只能继续腐败和堕落。正如列宁所说：“二十世纪在欧洲（即使在欧洲的最东边也好）‘保卫祖国’的唯一办法，就是用一切革命手段反对自己祖国的君主制度、地主和资本家，即反对我们祖国最可恶的敌人”（19）。另外，从国际形势看，当时的世界早已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已成为中华民族的头号大敌。被西方列强打怕了的中国封建统治阶级已经甘愿作洋人的奴才，向帝国主义投降，出卖祖国和民族利益。从而使古老的中华大国成为被帝国主义任意宰割的羔羊，危机四伏。因此，要爱国，就必须反对帝国主义。也正如列宁所说的：当“中国愈落在欧洲和日本的后面，就愈有四分五裂和民族解体的危险，只有革命人民的英雄主义才能‘复活’中国，才能在政治方面建立中华民国”（20）。要“复活中国”，必须反对帝国主义；而要反帝，必先革命。陈天华指出：“我们要想拒洋人，只有讲革命独立，不能讲勤王”（21）。可见，中国近代爱国主义，必然走向革命，其具体内容就是对内推翻封建主义，对外反对帝国主义。
    第四，革命，是中国近代爱国主义和古代爱国主义的根本区别，也是区分中国近代真假爱国主义的唯一标准。中国古代的爱国主义者从屈原投水自尽以报答楚王，到王船山归隐山泉以着书讲学，无不同时反映其浓厚的忠君思想。到中国近代爱国主义，情况大不相同，谭嗣同高唱君民平等，民可废君；黄兴坚持民主平等，推翻君主制度。就是具有忠君思想的魏源，也认为“天子者，众人所积而成”，“故天子自视为众人中之一人，斯视天下为天下人之天下”（22）。忠君思想不仅动摇了，而且反过来要革君皇的命。因此，是否坚持革命，敢于革命，是中国近代爱国主义和古代爱国主义的根本区别所在。同时，中国近代爱国主义思想的层次有高低之分，时间有先后之别；而真正的爱国主义者，总是跟着时代的步伐，最终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有些人虽然曾高唱改良、爱国于一时，也曾得到群众的拥护和掌声，但却不能跟着时代前进，最终堕落为君主（或军阀）的帮凶、无聊的政客。可见，是否赞成革命、参加革命，最终又是中国近代区别真假爱国主义的试金石和分水岭。
    三
    近代湖南四个人才群体爱国主义思想的发展过程表明：由爱国而革命，是历史发展的结论，是颠扑不破的真理。而且，早已为学术界所公认。但是，最近有人提出要“告别革命”，并否定了中国近代由爱国所发生的革命。他们认为：第一，“革命是破坏一切”，革命“破坏了一种政治框架之后，并没有提供新的政治框架。因此，革命后一定会留下一种政治真空，而填补这种真空，除了再次专政，别无选择”。第二，“改良比革命好”，“逐步改良可能成功，革命则一定失败”；“如果选择康梁的改良主义道路会好得多”，“辛亥革命其实是不必要的”。上述观点，其实并不新鲜，在某种程度上正是1906-1907年间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改良派的论战中康有为、梁启超改良主义言论的翻版和变种。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随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发展到一定的程度，现有的生产关系就会成为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在这种情况下，就要求通过推翻统治阶级的社会革命来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旧生产关系，建立新的生产关系，以促进生产力的向前发展。因此，马克思有一句名言：“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23），深刻地揭示了革命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伟大动力。确实，革命首先要“破坏一切”，即破坏一切旧的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旧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当革命高潮到来时，“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人的罗网”（24）。所有统治阶级的国家机器、政府组织、典章制度、清规戒律，都被革命破坏得干干净净。这种破坏是必要的，是社会进步、生产发展所必要的。
    但是，革命主要不是破坏，而是建设，建设新的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一方面，革命可以更好地发挥广大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积极性、主动性，促进人民群众道德精神和思想觉悟的巨大进步，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聪明才智和创新精神。列宁指出：“革命是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盛大节日。人民群众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够像在革命时期这样以新社会秩序的积极创造者的身份出现”（25）。另一方面，革命可以建设一个全新的制度、全新的政府。所谓革命“没有提供新的政治框架”，“一定会留下一种政治真空”，完全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主观臆造。武昌起义后，立即建立了革命政权--湖北军政府，制订《鄂州约法》，安定社会秩序，组织反清战争，清查奸细，招纳人才，组织生产，发展经济，进行了有条不紊的卓有成就的工作。清政府推翻后，中华民国建立，全国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新现象。政治上确立了民主共和制度，人民得到了一些民主自由平等权利，各界人士纷纷结社组党，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经济上颁布了许多振兴实业的法令、布告，民族资产阶级受到鼓舞，组织各种实业团体，竞相发展实业，提倡国货，挽回利权，扩大生产，民族经济有了明显发展。文化思想上则使广大人民开始从封建思想的重重束缚下解放出来，宣传新思想的报纸、杂志以及各种文化团体、新式学校如雨后春笋。可见，并非“告别革命”论者所说的“整个民族的生命能量在革命中耗尽”；而是通过革命，确能“创造一切”，使整个民族都获得了新的能量、新的生机，形成了蓬勃发展，欣欣向荣的新局面。
    本世纪初发生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与改良派的论战，是以革命派大胜，改良派惨败而结束的，现在旧事重提，似乎没有必要。但是回顾一下近代湖南人才在这场斗争中所走的道路，却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谭嗣同是仅次于康有为，梁启超的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第三号人物，并最终成为中国改良道路的殉葬者，为变法流血的第一人。但在其思想上，谭嗣同却大声疾呼“废君统，倡民主”，具有鲜明的革命色彩。谭嗣同的好友唐才常在戊戌政变后，思想上发生了革命性的转变，改弦更张，从改良派的圈子中脱颖出来，发动了自立军起义。谭、唐二人均未能参加本世纪初的那场大论战，却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投了革命的赞成票。秦力山是湖南维新运动的重要骨干，自力军起义的前军统领。面对起义的失败，秦力山对清政府的幻想破灭了，拒绝了康、梁的改良主张，开始接受民主革命思想。他创办的《国民报》，成为宣传革命思想的舆论阵地。熊希龄是湖南维新运动的中坚，办时务学堂，办南学会，后又跻身封建官场，出洋考察，锐意改良。但在辛亥革命高潮中，亦从立宪转向共和，赞成革命，并亲自投入共和国的创建工作，任湖南共和协会会长，强调民主共和为“人心所趋，大势所在，万不能再有君主立宪之望”（26）。禹之谟曾追随谭、唐，积极参加维新运动。自立军起义失败后，东渡日本，结识黄兴、宋教仁，参加华兴会、同盟会，全身心地投入革命运动。蔡锷是梁启超、谭嗣同的得意门生，长期跟随梁从事改良改革。武昌起义爆发后，蔡锷在云南起兵响应，成立军政府，任都督，坚决维护民主共和制度。袁世凯称帝，蔡锷又发动护国战争，以革命的武力粉碎了袁世凯的皇帝梦。此外，黄兴、陈天华、杨毓麟、夏寿华、焦达峰、陈作新、章士钊、樊锥等人的早期，都是康、梁及谭、唐的崇拜者、追随者，都经历了从服膺维新到反清革命的历程。
    上述近代湖南人才在探求救国之路的过程中，纷纷从维新改革转变为革命共和，历史已经证明他们的选择是完全正确的。这一事实也充分证明：并非“告别革命”论所说的“改良比革命好”；而是只有革命，才能救中国。正如陈天华所说：“革命者救人世之圣药也。终古无革命，则终古成长夜矣”（27）。改良的思想主张，虽然曾经是一种进步的、爱国的政治思想，人们不会忘记其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巨大功绩。但是，随着时代车轮的滚滚向前，当资产阶级革命派高举民主共和国的大旗，向封建王朝发动致命一击的时刻，维新变法、君主立宪等改良思想，就已失去了爱国主义的光彩，不得不退出历史的舞台。
    回顾近代湖南四个人才群体爱国主义思想的发展历程，不仅表明中国近代爱国主义有一个从萌芽到发展成熟的历史过程；而且充分表现了近代湖南人才对救亡图存、振兴祖国的强烈自信心和责任感，他们慨然以强国保种、匡济天下为己任。正如杨度所说：“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做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做普鲁士。诸君诸君慎如此，莫言事急空流涕。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28）。只要湖南人在，中国就不会灭亡！就是在这种崇高的责任心和使命感的驱使下，湖南近代人才群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以改革弊政、师夷长技为起点，终至高举反帝反封的革命大旗，和全国人民一道，汇成浩浩荡荡的革命洪流，推翻了封建帝制，迎来了民主共和的曙光。
    【参考文献】
    ①梁启超：《南学叙》，《饮冰室合集·文集》第1册第66页。
    ②江泽民：《爱国主义和我国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1990年5月3日。
    ③魏源：《筹鹾篇》。
    ④汤鹏：《浮邱子·尚变》。
    ⑤陶澍：《筹议巡洋会哨章程》。
    ⑥魏源：《海国图志·大西洋欧罗巴洲各国总序》。
    ⑦肖一山：《清代通史》三第737页。
    ⑧曾国藩：《劝学篇·示直隶士子》。
    ⑨曾国藩：《与张制军石卿书》。
    ⑩《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9第17页。
    （11）（12）（14）《谭嗣同全集》第343、339、45页。
    （13）《唐才常集》第164-165页。
    （15）熊希龄：《湖南时务学堂缘起》。
    （16）（17）刘揆一：《黄兴传记》。
    （18）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
    （19）列宁：《论俄罗斯人的民族自决权》。
    （20）列宁：《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
    （21）（27）《陈天华集》第76、215页。
    （22）魏源：《默觚下·治篇四》。
    （23）马克思：《1848年到1857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
    （24）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25）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结论》。
    （26）熊希龄：《致袁世凯电》1912年1月14日。
    （28）杨度：《湖南少年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