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铭传，字省三，安徽合肥人，是中国近代史上颇有影响的历史人物，特别是1885-1891年首任台湾巡抚期间，对开发台湾和推进中国近代化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作为淮系集团的骨干人物，刘铭传毕竟是在镇压农民战争中崛起的，他参与镇压太平天国战争，参与攻捻战争，特别在攻捻战争中，更是“勋劳卓着”，从某种意义上说，捻军最终败在了刘铭传的手上。这些都是我们研究历史人物不应该回避的。本文拟对刘铭传的剿捻生涯、攻捻对策以及在攻捻过程中与曾国藩、李鸿章的关系作初步的考察，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教。
    一
    1863年皖北根据地失守、张乐行殉难，标志着前期捻军的覆没。但捻军并没有销声匿迹，在张宗禹、任柱（化邦）的率领下，后期捻军很快成为抗清的主力。1864年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赖文光率余部投入捻军，使捻军力量大增。他们采用具有高度灵活性、机动性的“流动”作战的战略战术与清军周旋，并利用这种战略战术于1865年5月18日一举歼灭清廷王牌军僧格林沁统率的蒙古马队。这使朝廷大为“震悼”，急令两江总督曾国藩速速北上，督师剿捻并节制直隶、山东、河南三省军务。7月，曾国藩抱定“与贼相终始”[①]之志，率部开赴攻捻前线。
    曾国藩原来对剿捻兴味索然，他所以敢于抱定“与贼相终始”之志，主要在于有淮军作锋镝。刘铭传的攻捻生涯，正开始于曾国藩出任攻捻主帅之时。
    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湘军裁汰殆尽，已成强弩之末，曾国藩虽然搜罗了九千来人攻捻，但“人人思归”，“畏缩不愿北征者十人而九”，[②]，士气低落，难期得力，因此不能不依恃淮军，特别是“铭军最称劲旅”，[③]兵员近万，装备精良，还有一个“毕乃尔炮队”随军，战斗力最强，更为曾国藩所倚重。曾国藩准备北上时，要求李鸿章把刘铭传军交他指挥，李鸿章以“省三虽奉严旨敦迫，必须留置左右，以备先驱”为辞加以拒绝。[④]但刘铭传“闻命严迫”，不得不“遂自拔队”，被推上攻捻第一线。
    6月7日，直隶提督刘铭传抵达山东济宁，这是他剿捻生涯的开端。6月12日，铭军首战告捷，在济宁之长沟大败捻军。可是，就在这个当口，发生了刘铭传与陈国瑞的械斗案。长沟之变，咎不在铭传。尽管如此，还是削弱了攻捻力量，这使攻捻统帅曾国藩感到“殊深焦灼”。[⑤]陈国瑞不甘罢休，禀诉于曾国藩，对刘铭传进行攻讦。当然，由于李鸿章、曾国藩的袒护，刘铭传还算坦然无事。
    任柱、赖文光部捻军在山东受挫后，即回驱皖北，与张宗禹部汇合，围攻雉河集，以期夺回皖北根据地。曾国藩亟调刘铭传等驰援。7月24日，刘铭传、周盛波等援军齐至。铭传由石弓山、龙山，盛波沿涡河两岸推进，“纵横扫荡，所向无前”，战至次日，捻军势渐不支，“遂分路逃窜，雉河之围立解”。[⑥]
    是时，曾国藩抵达临淮，开始着手布置他的重点设防方略。曾原打算以徐州为老营，在山东兖、沂、曹、济，河南归、陈，江苏淮、徐、海，安徽庐、凤、颍、泗所谓“历年捻匪出没最熟之区”的十三府州之地置防，但因捻军围攻雉河集，他不得不前往临淮督师，遂定安徽以临淮为老营，江苏以徐州为老营，山东以济宁为老营，河南以周家口为老营；四路各驻大兵，多储粮草子药，为四省之重镇。一省有急，三省往援。这个“四镇”之局，便是曾国藩着力推行的“以逸待劳”，“以有定之兵，防无定之贼，变尾追为迎击，制贼不流”的重点设防方略。[⑦]曾国藩抵达临淮后，即檄调淮系刘铭传、潘鼎新、张树声、周盛波各军，湘系刘松山、张诗日各部，分驻四镇，至9月底，四路定局。曾国藩以“刘铭传所部兵力最厚，使统兵驻防周家口，约以贼自扶沟、鄢陵回窜，即迎头击之”。[⑧]
    对曾国藩的重点设防方略，刘铭传颇不以为然。10月1日，他在给李鸿章的信中说：“屡阅爵相（曾国藩）奏疏，坚持驻兵徐州、临淮，铭传窃以为非。若以前定十二府之议，则爵相可驻徐州，若论眼前地势贼情，爵相拟带六世叔同树、盛两军驻扎归德，湘勇拟驻亳州，琴轩拟驻曹州，三处相离不足五百里，声势相连，贼断不敢越境东犯，即东犯亦易合击。传军可为专剿之师，以马队追踪击贼，步队遥为控制，不使攻破圩寨，日久或可饥散。现贼马较前更多，我军必得强健马队三千，方可立平此寇，”要李鸿章“务祈转请爵相，万勿以运道之艰，初议难改，划疆自守，不求有功”，并说“铭传深受吾师（李鸿章）及爵相之知，故不避苛责，渎烦上听，非为自谋建树耳”。[⑨]刘铭传此函是有深意的：一认为曾国藩的重点设防方略太过刻板；二刘铭传宁可为“专剿之师，”不愿株守周家口坐等捻军自投罗网；三攻捻必须有一支强健的马队。事实上，曾国藩的重点设防，揆诸捻军避兵而行，抵隙乘虚的特点，无疑是有漏洞的，不仅刘铭传看到了这一点，时人亦然。御史刘毓楠在给朝廷的奏折中就说，捻军飘忽无常，转瞬驰骋数百里，与太平军占踞城池、盘踞固守情形迥不相同，曾国藩设兵四镇，欲待其至迎击围剿，惟其往往避兵而行，必不肯向重兵屯扎处所自投罗网。[⑩]这是切中要害的。
    尽管刘铭传并不赞同曾国藩的攻捻方略，但“向不梗令”，[（11）]还是勉力与捻军作战，10月1日，败捻军于沈邱，旋再败之于阜阳，9月又败之于河南睢州，12月29日复败之于扶沟。捻军聚于襄县、叶县、舞阳一带，谋入湖北。曾国藩不得不调整攻捻布置，让色尔固善、张树珊马步两军移驻周家口，腾出刘铭传作为游击之师，“随贼所向，跟踪追剿”，仿僧格林沁之法，“与该匪纵横追逐，使之不得休息。”[（12）]
    1866年1月18日，湘军成大吉部勇丁在鄂之宋埠哗变，“勾通捻匪”，捻军遂两路入鄂：任柱、赖文光自河南光州南入湖北麻城，张宗禹自河南邓州、新野攻入湖北襄阳（旋受阻折回河南），“遍扰黄安、黄冈、黄陂、孝感等县”。[（13）]鄂势不支，曾国藩檄调刘铭传自周家口驰赴光、固，径援湖北。刘铭传提兵转战而前，3月14日，亲督道员刘盛藻、提督唐殿魁、总兵刘维桢、黄桂兰、洋将毕乃尔（Penell）攻克黄陂城，任柱、赖文光败走麻城，转趋豫境。黄陂之捷，曾国藩大喜过望，上奏朝廷，为铭军请奖：“铭字全军上年终岁奔驰，夏间长沟一战，退山东之贼，石弓山一战，解雉河之围，秋冬阜阳之捷，扶沟之捷，均未开单请奖。此次贼犯湖北，该提督自请援鄂。甫经到防，立克坚城，实足寒贼胆而慰民心，自应酌加奖励，以昭激劝”。[（14）]朝廷允其所请。
    捻军全军入豫，曾国藩准备实施刘铭传的“防河”方略了。
    二
    还在上年，刘铭传在豫攻捻时，就以“河南平坦之地，无险可扼，且系捻匪熟游之处，纵横往来，毫无忌惮”等情，向曾国藩提出了扼守沙河、贾鲁河的攻捻方略，而曾国藩则以“兵力未齐”为词，“未遽允行”，[（15）]铭传亦无可如何。但攻捻战争的实践证明了曾的重点设防漏洞颇多，迫使曾国藩不得不重新考虑刘铭传的“防河”创议。
    所谓“防河”，即东以运河为防线，西以沙河、贾鲁河为防线，缘河岸构筑长墙、堡垒，派兵驻守，阻截捻军进入山东、江苏和豫西、湖北疆境，并在这个范围内将捻军圈而聚歼。
    5月16日，曾国藩在给朝廷上的奏折中说：“臣以东北则畿辅为天下之根本，东南则江南为臣军之根本，屡经奏明注重东路。既以东路为重，不得不借运河衣带之水以为流寇阻截之界”，[（16）]提出在运河设防的构想。20日，曾即偕山东巡抚阎敬铭巡查运河，并责成阎克期布置河防。
    7月，捻军由鲁西而豫、而皖，徘徊于怀远、凤台、睢州一带，“捻匪各股回窜豫、皖两省，中原平旷之地，四通八达，若不择地设防，此剿彼窜，终不能大加惩创”。[（17）]于是依刘铭传沙河、贾鲁河置防策，分军设守：自周家口以下至槐店止，扼守沙河，自周家口以上至朱仙镇止，扼守贾鲁河，由曾国藩派兵驻守；自朱仙镇以北70里至黄河南岸，无河可扼，挖濠守之，由河南巡抚李鹤年派兵设防；自槐店至正阳关，仍守沙河，由安徽巡抚乔松年派兵设防；自正阳以下即系淮河，由曾国藩派水师与皖军会防，各分讯地，层层布置。这样，河防政策得以实施，攻捻方略由此由“点”演变而为“线”。曾国藩在给朝廷的奏折中称，“臣处马队不敌贼骑，战事既无把握，不能不兼筹守事。防河之举，办成则有大利，不成亦无大害”，“不能办成，或有损于大局，臣愿独当其咎”。[（18）]似乎稳操胜算。
    但是，刘铭传创议，曾国藩力行的“防河”之策，不仅受到军中、地方的消极抵制，而且淮系首脑李鸿章也极力反对，“力争不可，手致文庄书云：‘古有万里长城，今有万里长墙，不意秦始皇于千余年后遇公等为知音’”。[（19）]此言当然是针对曾国藩和刘铭传的。这使刘铭传忐忑不安。但曾国藩主意已定，自然不为浮言所动。他在给刘铭传的信中说：“防守沙河之策，从前无以此议相告者，贵军门创建之，本部堂主持之，凡发一谋，举一事，必有风波磨折，必有浮议摇撼。……办捻之法，马队即不得力，防河亦属善策，但须以坚忍持之。假如初次不能办成，或办成之后疏防，贼仍窜过沙河以北，开、归、陈、徐之民必怨其不能屏蔽，中外必讥其既不能战，又不能防，无论何等风波，何等浮议，本部堂一力承担，不与建议者相干”。[（20）]这既是对刘铭传的抚慰，又表明了他的决心。曾国藩复以“刘铭传首划此策，即令其与潘鼎新、张树珊会防，力任其难，扼守朱仙镇以下四百余里”。[（21）]李鸿章又以铭传驰驱转战，尤形劳惫，加以阻挠，请曾国藩予以“休息”，这使曾国藩大为恼火，贻书李鸿章云：“省三自元年夏赴沪，今仅四年有奇。三年冬曾回籍小住数月，亦不为甚劳、甚久。凡教人当引其所长，策其所短。如省三之所长在果而侠，其所短在欠停蓄。……国藩责令省三主持防守沙河一事，而教之以坚忍，正所以勉其德量，进之于停蓄也。今若听其告假回籍，则沙河必办不成，在大局无转机，在省三无恒德矣。目下淮勇各军既归敝处统辖，阁下当一切付之不管，则号令一而驱使较灵。以后鄙人于淮军，除遣撤营头，必先商左右外，其余或进、或止，或分、或合，或保、或参，或添募、或休息、假归，皆敝处径自主持。”[（22）]刘铭传成了曾、李矛盾的一个焦点人物。
    河防方策的施行，确给捻军带来切腹之痛。捻军是“以走致敌”、“以走自活”，[（23）]根据自己多骑的特点以及利于战马驰骋的一望无际的黄淮平原的有利地势大规模的流动，以保存实力，抗击清军的。这种“以走致敌”的战略战术尽管使攻捻大吏们“心惊胆寒”，[（24）]但在没有根据地为依托的情况下，存在着一个致命的弱点，即张宗禹所说“不怕打而怕围”。[（25）]如谓曾国藩的“点”无大损于善乘虚蹈隙的捻军，那么如环之“线”则可以将其圈在一个相对狭小的区域内，使之处处触网，失其所长，来“无去路，马难驰骋”。[（26）]这对捻军无疑是一个致命的威胁。刘铭传的战争理念正基于此。可以说，经过十多年的攻捻战争实践，统治者终于找到了可能致捻军于死地的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