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节日与大革命的政治文化 诚然,革命节日与革命进程密不可分,“它们中的每一个,看上去都对应于大革命的某个‘时代’,表达着某种特定的历史意图”(39)。发生在法国大革命重大转折关头的“统一不可分割节”亦概莫能外。当政的雅各宾派为反击联邦主义和建构意识形态合法性,将象征着团结一致的大联盟活动从7月14日挪到了8月10日。 然而,我们并不能由此得出结论:革命节日只是特定政治形势的产物并为之服务。因为在1789-1799年各式节日名目繁多、绵延不绝,8月10日节仅是其中的一分子,且不是所有节日都出自现实政治的需求;相反,有许多节日与政治并无直接的关联。如果把目光从单个节日转换到整个革命时代,将持续十年的“节日热”现象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一个新的问题出现了:是不是有某种不分阶段、不分党派、贯穿十年革命的共同因素,驱动着革命者一以贯之的办节热情? 1793年6月,国民公会讨论新宪法时留下的一份文献明确交代了官方重视节日的缘由。在克勒兹省代表让-弗朗索瓦·巴莱龙(Jean-Francois Barailon)提交国民公会的一份冗长宪法草案中,有专门章节规定“公民节日、国家仪式和公共欢庆活动”(40)。其中的第一条首先阐明了节日的功用:激励公民互敬互爱;让他们了解自己的权利和义务,提醒他们时刻不忘尊重宪法、法令和国家;在任何需要的情况下展现国家的威严;等等。要言之,就是通过庆祝活动将新的道德价值观渗透到民众心灵里。这一点在后来的政府有关法令中多次表现出来。1793年12月1日,在公共教育委员会讨论通过的国民教育方案里,明确把国家和地方节日定为初中教育(dernier degré d'instruction)的内容,并辅之以相应的支持措施。(41)1795年10月25日,督政府颁布法令,正式确立国家节日体制,要求共和国所有区镇都必须庆祝的节日包括:葡月1日共和国建立,热月9-10日自由节,另有青年节、夫妇节、老年节等,并明确规定庆祝内容要唱爱国歌曲、公民道德演讲。(42)这些官方文件表明,无论是激进的雅各宾政府还是温和的督政府,都同样重视以节日教化公民,这是“节日热”持续十年的重要热源。它们主导的节庆内容实际上也无根本不同,都旨在激发民众爱国守法、团结友爱的情感。 强调节日对于公民道德教育的重要性,在纵贯十年的革命时间里,从不同党派精英们那里,此类言论也不绝于耳。1792年12月,奥布省代表拉鲍高谈国民教育的重要性:“公共教育启发和锤炼头脑,国民教育则形塑心灵:前者带来知识,后者带来真理;前者为社会增光添彩,后者则为之带来雄浑与力量。”在他看来,公共教育只是某些人的专利,国民教育则是所有人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公共教育在围墙内进行,国民教育则在广阔的野外和大自然中进行;而节日,就是进行国民教育的有效工具之一。(43)大恐怖时期,罗伯斯庇尔更以华丽的词语盛赞节日对公民美德教育的作用:“所有节日都旨在唤醒给人类生活带来魅力和光彩的普遍情感:对自由的向往,对祖国的热爱,对法律的尊重……”所以,“一个节日体系,是友爱的最柔和的纽带,同时也是再生的最有力的手段”。(44)督政府时期,谈论节日的话语并未有根本改变。在1797-1798年围绕“旬日节”(fêtes décadaires)的辩论中,公共教育委员会成员菲利克斯·邦奈尔在提出庆祝方案时简短地陈明了节庆的目的:方便广大公民了解法律知识,知晓共和国一般性事务,有利于形成强化所有法国人友爱纽带的机制。(45)在大革命留下的浩繁文献里,诸如此类的言论难以穷尽,借用奥佐夫的一句话进行总结:“在革命过程中,凡是关于教育的讨论都会提到节日问题;凡是关于节日的讨论都会说到节日应该服务于教育。”(46) 由此观之,“节日热”背后有超越不同党派和革命政府政治歧见的普遍动力和共同目标,即培育具有新道德价值观的公民。(47)新(注:动词)人以再造一个全新的民族,也就是所谓的“再生”,是贯穿革命始终的核心目标。“再生”一词在旧制度时期就已存在,但法国革命的爆发则赋予了它新的意义。革命的法国人认为,过去全部的历史都是不幸,叠加着专制主义、教士制度和封建主义三重病变,不值得从中挽救任何东西。他们要进行一场史无前例的冒险,创造一个全新的民族。(48)奥佐夫评价道:“这是一个梦”,他们梦想回到人人平等的纯真远古时代--一个可能从未真实存在过的想象的乌托邦;“但也不止是个梦”,他们真的付诸行动。“革命十年间,万千种机制和创新,集中践行再生观念:通过创设新省重划空间,通过创制革命历革新时间;给各种场所重新命名,建立新学校,颁定新节日”。(49) 综上所述,革命十年节日如潮,其根本动因存在于实现民族“再生”的革命政治文化中。特定的政治情势则赋予了它们五彩斑斓的个体特征。在包括“统一不可分割节”在内的众多节日里,我们都可以看到乌托邦理想与特定的政治意识形态考量并存的情况。 “统一不可分割节”孕育生成于大革命的母体中,尽管只是一个昙花一现的事件,但正如前文所示,它承载了这场革命几乎所有的基因信息,生动地体现了后者的面貌特征和精神特质。这里姑且抛开节日设计者们自己描摹的庆典形象和含义,拉开距离观察之、理解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经过历史学批判地重构的革命形貌与特征。首先,它的空间建构呈现出的是一幅渐趋激进的革命路线图。从自由元年开辟新时代始,从鱼市街到革命广场,剧情三次转折:迫使王室迁居巴黎、投票处决国王、击败联邦主义维护共和国统一,主角从少数妇女到人民代表再扩大到人民本身,革命目标随之从与君主制妥协的相对自由上升到人人平等的纯粹自由。其次,饮自然之水,穿行于各条街道的仪仗队伍,放飞群鸟,对着高高在上的祭坛宣誓……繁复的仪式和象征符号显露了大革命的宗教特质。不仅这些表现手法与大型宗教剧类似,更重要的是,它颂扬的那些价值超越历史与社会,如同宗教教义一般“植根于人性本身”,“抽象而普遍”。(50)所不同的只是它以公民崇拜取代上帝崇拜,理性崇拜取代神性崇拜,它向人们许诺的千年王国不在彼岸,就在此岸。节日是重新订立契约的庄严时刻,仪式礼毕,标志着神圣性实现了从天国向人间的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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