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观点认为这一改编使得格雷戈里的《历史十书》转变为关于法兰克人历史的一卷本编年史。海米茨则用“法兰克人”的认同性来概括。与格雷戈里的《历史十书》原本和B本相比较，C本无疑发展了格雷戈里对法兰克人起源的叙述。(30)格雷戈里主要依靠罗马史书的资料来重建法兰克人的起源和早期历史，而C本则大量补充了关于法兰克人早期历史的口传故事。海米茨也承认，C本对格雷戈里的继承也是非常明显的，尤其是将蛮族王国纳入到“基督教化”的历史进程之中。(31)
    从政治立场上，C本编订者也对格雷戈里有所继承，他同情奥斯特拉西亚王国(Austrian Kingdom)，对这个原希尔德贝尔特的王国明显情有独钟，尽管当时这个王国是被洛塔尔二世的后裔所掌控。他非常不喜欢希尔佩里克，说：“希尔佩里克按照一贯的方式表明他是个骗子”。说到希尔佩里克之死，他说：“他罪有应得地结束了残忍的一生。”(32)
    从体例上讲，这一偏向也较明显。改编者并没有使用“法兰克人史”来称呼格雷戈里的《历史十书》，而使用“编年史”，一如格雷戈里仅称自己的作品为“历史”。如同海因泽尔曼所理解的那样，《历史十书》是一部基督教社会史，或者说“社会治理史”。同样，C本也更多地涉及政治、社会治理的历史，而非仅仅反映种族认同的需要。
    如果将《弗里德伽编年史》整体纳入到考察范围，这种倾向就更加明显了。《弗里德伽编年史》的编订者是位雄心勃勃的史家，具有编订一部真正的世界历史的意图。C本只是他这部世界历史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其他部分包括：《圣经·旧约》历史简编、杰罗姆的《编年史》、罗马教皇谱系、伊达提乌斯的《编年史续编》、伊西多礼的《编年史》摘录以及编订者对格雷戈里的《编年史》的续编。这位大历史学家大体将世界通史分为教会史、亚述王国以来俗史、直到查士丁尼统治时期(Justinian Ⅰ，527-565年)的罗马帝国历史和法兰克人史四个部分。彼此篇幅相当。
    因此，从整部作品而言，尽管编订者与格雷戈里观察社会及其历史的角度有所不同，《弗里德伽编年史》还是在描述整个社会的历史。格雷戈里站在教堂之内看世界，希望社会由国王依照教会的教导，在主教们的协助和指导下进行治理。而C本编订者更多地站在国王乃至宫相的立场，对社会治理的历史进行总结。(33)他对宫相的独特关注，使得奥斯特拉西亚诸宫相在他自己续写的那部分，取代国王成为历史的新主角。由于对宫相的特别关注，编订者增加了许多国王手下谋士的故事，如勃艮第王贡多巴德的“高参”哈里迪(Aridius)(19、23节)，克洛维之父希尔德里克的“忠臣”维奥马尔都斯(Vuiomaldus)(11节)，奥斯特拉西亚宫相格格尼斯(Gogonis)(58-59节)等等。这些谋士还包括王后、主教等人。如果说格雷戈里从主教的角度，观察社会，评述王；C本则从宫相的角度或者说谋士的角度为之。主教也被C本编订者当作谋士之一份子。
    《弗里德伽编年史》成书后约一百年，在奥斯特拉西亚宫相府，有人奉矮子丕平(Pippin the Short，741为宫相，751-768年为国王)的叔父希尔德布兰德之命续编《弗里德伽编年史》至735年。在实际操作中，他主要是借鉴了720年代在巴黎附近完成的一部简明法兰克人史--《法兰克人史书》(Liber Historiae Francorum)，并从奥斯特拉西亚王国的立场上加以修订。(34)自711年之后，他放弃了以墨洛温列王的统治时期纪年的纪年法。《弗里德伽编年史》续编部分的叙事止于768年。735年之后的部分，还是由加洛林王室成员加以续编。在丕平登基之年，有一则简短的说明：“由丕平王的叔父希尔德布兰德伯爵负责认真地编修这部《法兰克人事迹》或者《法兰克人史》至此，此后为希尔德布兰德伯爵之子尼贝龙继续编修。”
    《弗里德伽编年史》续编者继承了这部编年史从宫相府观察社会及其历史的旨趣，聚焦于宫相以及在他的领导下的法兰克人的战事。768年是这部续编本记事的终点。也是在这一年，矮子丕平去世，其子卡洛曼和查理分别继承王位。约3年后，卡洛曼去世，查理独自统治整个法兰克王国，即查理曼(Charlemgane，748-814年)。790年代当法兰克王国宫廷重新编订历史的时候，他们放弃了续编《弗里德伽编年史续编》的方式，而是采用了一种新的体裁--年代记(Annals)。《法兰克王国年代记》(Annales Regni Francorum)自741年矮子丕平和弟弟卡洛曼接任宫相开始记叙。(35)新的年代记用公元纪年(即耶稣道成肉身之年)，而不是此前流行的帝王统治时期纪年法。虽然其叙事内容完全以王为核心，却通过记录王在何处庆祝宗教节日，尤其是复活节和圣诞节，提供王每年行踪的时间框架。通过这一圣史的框架，以公元纪年和宗教节日为时间坐标，王的活动得以呈现于史书之中，从书写形式上实现了俗史与圣史的融汇。至此，格雷戈里所开创的圣俗史融汇的新历史编纂传统，在这种基督教时间框架和节日的生活节奏之中，实现了其经典叙事形式，成为此后数百年历史体裁之正宗。
    五、格雷戈里与中古拉丁史学传统的开创
    西方古代史学以战争为叙事中心，鲜论宗教密仪。随着基督教会的兴起，尤其是4世纪初其获得政府认可，可以自由传播，以尤西比乌斯为代表的基督教史家也就开始创作教会史，但与传统的俗史并行不悖。他们所创作的非教会史中，多少有些教会史的内容。410年，罗马被西哥特人攻陷，有关帝国衰亡与皈依基督教之间的关系，成为争论的热门话题。希波主教奥古斯广泛收集罗马史事，为基督教辩护，并吩咐奥罗修撰写专门历史作品，为之张目。(36)他们的理论和实践表明，俗史与圣史的关系，也不得不需要一个解决方法。6世纪末，都尔主教格雷戈里独树一帜，从教堂看世界，认为战争的胜负由上帝决定，圣徒干预战争的成败；对于异教徒和异端，战争出于上帝的意志，对于基督教兄弟，大动干戈则不应该；如果嗜好战斗，就请进行灵与肉的“内战”吧。通过改造“战争”，格雷戈里成功地将战争纳入到基督教教义的框架之下，从而将古代的战争史叙事改造为新型的基督教战争史，圣俗历史汇于一炉，《历史十书》成为系统讲述圣史与俗史的新型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