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后半期，中国辽阔的疆域内出现了严重的边疆危机。造成这场危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没有及时移民，改变这些地区人口过于稀少的状况是一个重要因素。在边疆危机和内地人口压力的刺激下，清政府和民国政府相继推行移民实边政策，使边疆地区人口迅速增加，至1949年前后已达上千万之巨。这不仅改变了内地与边疆人口分布稠稀悬殊的差距，促进了边地的开发和民族间的交流与融合，而且对于保卫和巩固边疆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
    清代前期，我们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经过中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和康雍乾三朝的锐意经营，在秦、汉、隋、唐、宋、元、明等朝发展的基础上，终于在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形成了一个北起萨彦岭、额尔古纳河、外兴安岭，南至南海诸岛，西起帕米尔高原，东至库页岛，拥有一千多万平方公里国土的空前统一的国家。[1]
    然而，到了19世纪后半叶，这一辽阔的疆域内却出现了严重的边疆危机。这场危机以领土为中心，兼及通商、贸易、传教、驿传、领事裁判权等方面，对中国特别是边疆地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东北地区，沙俄势力不断向东扩张，19世纪前期已越过外兴安岭，深入到中国东北部。1858年穆拉维约夫威逼黑龙江将军奕山签订《瑷珲条约》，割占中国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6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并将中国乌苏里江以东约4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划归中俄“共管”。1860年，俄国又胁迫清政府签署《中俄北京条约》，将这一“共管”之地吞占。以后，它以武力与欺诈相结合的手段，相继获得免税贸易与修筑中东铁路的特权，并于1898年强行租借了旅大，从而将整个东北置于其势力范围之下。北部蒙古地区，沙俄通过《中俄天津条约》、《中俄北京条约》等，取得在这一地区传教、游历、经商、领事裁判的特权，并在库伦设立了领事馆。西部新疆地区，自18世纪初，沙俄就以“筑堡移民”的方式，先后侵占了额尔齐斯河上游和巴尔喀什湖以南的广大地区。19世纪中叶后则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割占了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44万平方公里和伊犁地区7万余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19世纪末20世纪初又提出“巴德马耶夫计划”，阴谋以兰州为中心组织武装暴乱，把中国西北边疆并入俄国版图。东南海疆，在70年代以后也险象环生，美、日等国加紧对台湾的侵略。
    造成以上一系列边疆危机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如西方殖民者不断对外侵略扩张，嘉庆后清政府日益腐朽，统治者昏愦无能，经济衰败、军事松弛、外交软弱等。但没有及时移民，改变这些地方人口过于稀少的状况，也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
    清政府对移民实边的重要性在19世纪60年代以前始终没有清醒的认识。虽然在统一中国的过程中，曾注意过对边疆的移民开垦。例如，在平定准噶尔部的战争结束后，由官府提供车辆、食品、衣服，招募河西等地的无业游民和佃农赴新疆开垦，在巴里坤、乌鲁木齐等地出现了以汉民为主的民屯，以后又相继招募维吾尔族移民经营回屯，安置八旗官兵家属子弟从事旗屯和责令流放新疆的罪犯经营遣屯等。在东北地区也曾于顺治年间一度实行过招民试垦，并给出关汉民许以一定的优惠条件。但清廷并没有真正认识到移民实边对巩固边防所产生的深远意义，其移民之目的更多是为了恢复战后破败的经济，加强对边疆民族的控制和对敌对势力的惩罚。因此，移民的规模和速度都不大，且时断时续，远远不能改变边疆地区广袤千里、寂无人迹的荒凉景象。
    东北是清王朝的发祥地，统治者为保护“龙兴之地”的风水和旗人的参山珠河之利，招民试垦在实施14年之后，于康熙七年（1668年）被下令废止，从此开始了近200年的封禁时期。这一时期，虽不乏灾民奋勇闯关，朝廷也采取过一些变通放行的措施，但毕竟使移民的规模和数量受到极大的限制。结果造成东北地区，特别是吉林、黑龙江两将军辖区人烟稀少，土地荒芜，防务空虚。《黑龙江外记》说，嘉庆年间，从齐齐哈尔到黑龙江城（瑷珲）八百余里，“终岁无一人”，“深山密薮，寂无人踪。”[2]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更是千里萧条，有边无防，这就给沙俄的人侵以可乘之机。《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使中国丧失了10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但在条约签订之前，这些领土被俄国人侵占已是既成事实。[3]内蒙地区，清政府虽在康熙年间一度对流民开垦采取默许的态度，但却限制他们长期居留，更不准他们娶蒙妇为妻，并规定每年由户部给予印票八百张以控制汉民大量涌入。乾隆至道光年间，则实行封禁政策，对蒙汉民族进行隔离。清政府对新疆的移民政策虽比其它边疆地区要开放一些，但移民的数量仍十分有限，新疆辽阔的土地上依然存在着大片的处女地和无人区，边防十分空虚。因此，从这一意义上说，中国近代边疆危机的产生和大片领土的丧失，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缺少大规模移民造成的。
    二
    中国大片领土的丧失和日益加剧的边疆危机给清政府以极大的震动，清初以来实行的虚边和封禁政策遭到了彻底的失败。在险恶形势的逼迫下，清政府不得不从根本上考虑新的措施用来巩固边防，稳定边疆。而此时，沿海和一些内陆地区又已人满为患，耕地与人口之间的矛盾极端严重，加之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使清王朝财政入不敷出，困难重重。为此，清政府决定开禁放垦，以达到移民实边抵御列强侵略和依靠民垦收入度过财政难关并缓解内陆地区人口压力的目的。这样，移民实边终于作为虚边、封禁政策的对立面而出现了。
    咸丰十年（1860年），清政府对东北实行局部开禁。首先开放的便是沙俄窥伺已久的黑龙江呼兰地区，第二年又开放了吉林西北的草原，从此拉开了大规模移民垦殖的序幕。
    至1885年，黑龙江呼兰平原已基本开垦，之后，通肯、克因、柞树冈、巴拜等地也陆续开放。1904年，清政府又实行旗民兼放办法，放垦黑龙江全部荒地，并在齐齐哈尔设立垦务总局。至清末，黑龙江全省人口已达300多万[4]。吉林，在康乾时期已有少数移民定居，1861年正式解禁后，移民源源的输入拉林河、图们江、牡丹江及乌苏里江流域。舒兰、西围地边荒、乌林沟、伊通、伯都讷、珠尔山、五常厅、双城堡、拉林及珲春等地陆续得到开发。据户部清册，1862-1897年吉林人口从33万增至78万，1908年增至554万，放垦后接纳的新移民已近500万[5]。奉天是开禁前移民潜垦较集中的地方，盛京一带“多有垦田、建房、栽葠（参）、伐木等事”。[6]解禁之后，柳条边东部地区，如风城、安东、宽甸、通化等地及奉天围场、大凌河牧厂次第得到开发。1862年奉天人口共有284万，1897年为496万，至1908年猛增至1100万，扣除土着的自然增长，移民约在500万左右[7]。到清末，迁入东北的移民至少已有1300万。
    民国时期，涌向东北的移民仍络绎不绝，黑、吉、奉三省政府积极推行招徕移民的政策，相继颁布了《黑龙江招垦规则》、《吉林全省放荒规则》、《移民和开发计划》等章程，以种种优惠措施吸引关内移民的到来。至九·一八事变前，共约迁入360万，其中1912-1922年迁入100多万，1923-1930年迁入260多万。九·一八事变后，移民数量曾一度下降，但1938年后又重新回升，1941-1945年，每年都在100万上下。1953年人口普查时，东北人口已达4700万。
    在东北逐渐开放的同时，清政府对口外蒙古的汉民移垦也采取了默许和放任的态度。咸丰至光绪年间，涌向河套、土默特、鄂尔多斯、察哈尔、喀喇沁、科尔沁等地的移民讯速增加。譬如伊克昭盟后套地区，至同治年间已汇聚了大量汉民，“晋、秦、燕、豫贫民争趋之，日操畚锸者常数万人，……茫茫荒野，是乃村落云屯。”[8]科尔沁右翼前旗聚集的汉人也不少，从光绪十七年至二十八年（1891-1902年），开垦荒地约4.2万余垧[9]。甲午战后，特别是八国联军发动侵华战争以后，东三省和蒙古地区处于沙俄、日本强邻吞噬的危机之中，巨额赔款又使清廷财政陷于崩溃的窘境。张之洞、刘坤一、岑春煊纷纷上书，请求“恤蒙实边”、“筹蒙殖民”。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清政府正式取消对蒙古的“封禁”，全面开放口外蒙古。同时任命贻谷为督办蒙旗垦务大臣，掌理内蒙西部的垦务，在内蒙东部则大力倡导内地移民携眷定居，并准许蒙古王公放荒招垦。至1908年，迁入内蒙古的移民已达160万人以上，1937年，汉族人口增至372万。[10]
    新疆大规模的移民是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的。在此之前，发生了严重的战乱，从1865年开始阿古柏大乱新疆，沙俄也于1871年侵占了伊犁。除巴里坤一地外，全疆失陷达14年之久。至左宗棠出兵收复时，新疆各地已遭到严重破坏。乌鲁木齐等繁华之地，屋舍荡然，极目荒凉，“户口伤亡最多，汉民被祸尤酷”[11]，吐鲁番“靡有孑遗”[12]，其它地方损失也极为惨重，乾隆以来的移民屯垦成果几乎完全丧失。1884年督办新疆军务兵部右侍郎刘锦棠统筹新疆全局，“综举饷额、营制、官制、屯田四端”[13]。同年十月新疆设省，刘被任命为甘肃新疆巡抚。为巩固边防并尽快恢复农业生产，他采取了一系列移民实边的措施：1887年以原民屯制度为基础制定《新疆屯垦章程》，提出许多移民屯垦的优惠政策，如屯垦民户每户给地60亩，或父子共作，或兄弟同居，或雇伙结伴，均按二人为一户；屯民初到，由官方借给籽种、农具银、筑屋银等[14]。同时他还咨照各省督抚，鼓励各地农民前往新疆定居。此外将解赴新疆的陕、甘、晋、川、直、鲁、豫等地的罪犯改拨镇迪等道各属垦荒种地，并“优给牛籽房具口粮”，“于钱粮全完之年，即准入籍为民”[15]。通过上述措施，使新疆移民迅速增加。据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的一份奏折，新疆建省以来，“土户客籍，生齿日众，边疆安谧，岁事屡丰。关内汉回携眷来新疆就食，承垦佣工经商者，络绎不绝。土地开辟，户口日繁”[16]。1898年全疆人口已有167万，1910年增至208.5万[17]，1936年则达436万[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