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世纪70年代之前，清政府对台湾移民基本上采取消极的封禁政策。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廷颁布了编审流民的命令，流寓台湾无妻室产业者逐回原籍，并严禁大陆民众偷渡。以后虽允许商、渔船进台，但对移民仍严格加以限制，规定，渡船来台者，需经分巡台厦兵备道稽查和台湾海防同知验可始得放行；渡台者不得携眷；并以粤地为海盗渊薮，禁止粤民来台。清廷之所以限制对台湾移民，其主要目的是为了防止台湾再次成为反清的基地。这些森严的禁令虽不能阻止大批失去生计且富于冒险性人群的偷渡，但它毕竟延缓了移民和开发台湾的过程。19世纪70年代，由牡丹社事件引发的琉球争端和台湾危机，充分暴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使清政府对台湾的移民政策发生根本性改变。光绪元年（1875年）清廷批准了沈葆桢提出的开山抚番、奖励移民的建议，海禁正式取消。此后，清政府开始积极鼓励和动员大陆人民移居台湾，并在厦门、汕头、香港等地设立“招垦局”。光绪十年（1884年）刘铭传任台湾巡抚，他通过发放船资等手段组织移民赴台垦殖，使台湾得到进一步开发。光绪十三年（1887年）台湾建省时，人口统计已达320万，今天台湾的本省籍人大部分是这些移民的后代。
    三
    自19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边疆禁令的逐渐松弛和移民实边政策的实施，出现了一股内地人口迁向边疆的移民大潮，至1949年前后迁居边疆的人口已达上千万之巨。这不仅改变了内地与边疆人口分布稠稀悬殊的差距，促进了边地的开发，而且对于保卫和巩固边疆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首先，移民人口的大量迁入，筑成了一道抵御外来侵略的坚实边墙。
    愈益众多的移民填补了边疆特别是边境的许多空白地带，从而改变了过去土旷人稀，侵略者如入无人之境的状况。譬如，吉林东部边境，原是山荒地僻，人马不通，“居民不便，视为畏途”[19]，“即隐被俄人侵占，中国地方官亦复茫然不知”[20]。为增强边防实力，1880年清政府派吴大澂督办该地防务和屯垦事宜。吴会同吉林将军铭安积极推行移民实边，他们不但招徕当地的“偷垦者”，还“前赴山东登、莱、青各属招募”[21]，并将部分垦民作为屯兵，“令于冬春农隙之时，派员教习枪刀阵法”[22]。经过几年努力，原先的荒芜景象得到迅速的改观，吉林东部人口渐增，城镇渐兴，商旅见通，“近可为边氓生聚之计，远可备岩疆扞卫之资”[23]，对抑制沙俄侵略起到了重要作用。其它边疆地区，人烟稀少的情况也有所改变，中国领土的局部空白得到了填补，边疆与全国开始紧密地联结在一起。
    千百万移民还以自己的血肉之躯扞卫着祖国的领土，他们不但为边防部队提供了大量的兵源，而且还直接投身于抵抗外国侵略的斗争。吴大澂在督办吉林边务时，遵旨编练了近代防军巩、卫、绥、安四军十三营，参赞喜昌添练靖边军九营二哨，分别驻扎于宁古塔、三姓、珲春等地；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也奏准在黑省建立镇边军步队十七营，驻于漠河、呼兰、绥化、巴彦等边境。这些部队的兵员大部分是从移民中征募而来，成为抵御外来侵略的一支重要力量。移民们还经常自发地组织起来，开展形式多样的反侵略斗争，从抗议示威、经济抵制、破坏交通直到武装起义，直接站在斗争的最前沿。如义和团运动中，活跃在吉林蜂蜜山一带的忠义军“时与俄军冲突”，屡建奇勋；辽南地区的“六合团”、哈尔滨附近的“灭天洋”、呼兰一带的“打五省”等义军也在抗俄斗争中充当了重要角色。在其它反侵略运动中，如东北人民反对沙俄修筑中东铁路的斗争、反对其占领旅大的斗争等，移民也都留下了辉煌的战斗足迹。正是由于他们不屈不挠的斗争，才筑成了一道抵御外来侵略的坚实边墙，有力地遏制了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势头，使其进一步吞并中国领土的阴谋未能得逞。
    其次，移民的大量迁入，促进了边疆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国防力量得到加强。
    东北由先前的荒凉之区一变成为中国着名的粮仓和重工业基地。据统计，1911年吉林省所属20个府县，开垦耕地331.2万垧，黑龙江所属18个府县，开垦257.9万垧[24]（每垧约10亩），奉天省1911年有民地2068万亩，旗地1847万亩[25]。至清末东三省已开垦荒地近1亿亩。民国时期垦荒面积进一步扩大，1930年已有耕地2.06亿亩[26]。辽河流域、三江平原都成为重要的农耕区，大豆、小麦、玉米、高粱、谷子等都得到广泛种植。耕地面积的迅速扩展，使东三省的粮食产量也有显着的增长，清末时期主要农产品年产量共约800万吨，到1930年增至1886.5万吨[27]，东北已成为中国主要的粮食生产基地。在移民的推动下，东北的工矿业也得到较大的发展。1912年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的工厂数分别达1331家、311家和142家[28]。1924-1936年，工业增长速度平均每年为4.4%，1936-1941年则近9.9%[29]。1943年，东北的钢产量已占全国钢产量的94.2%，生铁产量占94.3%，煤产量占49.5%，发电量占78.2%，水泥产量占66%，它已成为中国最主要的重工业基地。与此同时，其交通运输、商业、金融、邮电、建筑、服务等行业也都得到较快的发展。
    源源不断的移民同样也推动了新疆、内蒙古经济的开发。新疆自建省至1911年，共修整、新修干渠944条，支渠2333条，灌溉面积达1100余万亩[30]。其手工采矿业如于田、塔尔巴哈台的金矿，拜城、库尔岱的铜矿，乌苏独山子的油矿，产量都有所增长。1895年还设立了一个以制造、修配枪械为主的新疆机器局，1909年又出现了新疆第一个资本主义工业企业--伊犁制革厂。至1942年，全疆除矿冶业外，已有43个工业企业[31]。在交通方面，则以迪化为中心修筑了东至星星峡，北经伊犁直达国境线，南至喀什噶尔、和阗的公路干线。内蒙的情况也大有改观，其西部地区，1902-1908年共丈放土地82400余顷，东部哲盟八旗，1902-1911年共丈放340多万垧。至1946年，整个内蒙古耕地已达5718万余亩[32]。高粱、谷子、糜子、小麦、豆类、荞麦等都得到大面积的种植。其传统的手工业如制毡、制革、榨油等业以及商业、交通运输业也都有一定程度的发展。所有这一切都大大提高了边疆地区的综合实力，从而增强了抵御外来侵略的物质基础。
    再次，移民的大量迁入，促进了边疆地区新的行政建置的设立，国家控制力得到加强。
    新的行政建置的设立是有一定规律的，一般是移民的数量必须达到设置正式行政政区的标准，才会出现。1907年黑龙江、吉林、奉天正式设立行省，标志着东北开发及人口发展进入新的阶段。至1911年，黑龙江所属府县已增至18个，吉林所属府县增至20个。东北的沿边地区也设立了一批重要府县，如呼兰府、黑河府、宾州府等。1929年奉天改名为辽宁省，1945年分设辽宁、安东、辽北三省，1949年又改设辽东、辽西二省，下辖1专区、49县、9市；吉林省1945年分设吉林、松江、合江三省，1949年又改设吉林、松江二省，下辖1专区、54县、1旗、1特区、6市；黑龙江省1945年分设黑龙江、嫩江、兴安三省，1949年恢复黑龙江省，下辖1专区、38县、2旗、1市。内蒙地区，原有的府州县制不断向北扩展，新的府县成批出现。清末，在乌兰察布盟、伊克昭盟、归化土默特旗和察哈尔八旗境内设有五原、陶林、武川、兴和、东胜等厅；在昭尔达盟、卓索图盟、哲里木盟等境设有开鲁、阜新、建平、西林等县和大赉、肇州、安达等厅；在呼伦贝尔和伊克明安公属境内设有呼伦厅、胪滨府、拜泉县。1949年，内蒙古自治区辖有6盟、31旗、4县。新疆，1884年改建行省，以后又设立了一些府州厅县，至清末全省已领迪化、伊犁、温宿、焉耆、疏勒、莎车6府，镇西、吐鲁蕃、哈密、库尔喇乌苏、塔尔巴哈台、精河、乌什、英吉沙尔8直隶厅及库车、和阗2直隶州。1949年新疆省下辖10专区、78县、2中心区、1市。新的行政建置的设立，其直接目的固然是为了加强对移垦百姓的控制，增加赋税的收入，但在客观上却增强了国家的控制力和政治上的统一，这对于巩固边疆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
    最后，移民的大量迁入，还促进了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得到加强。
    东北地区，少数民族的汉化程度很高。汉族先进的农耕技术得到广泛传播，不少民族在移民的示范影响下，改变了原来的生活方式，开始从事农耕。如奉天的安广县，“县属未经设治之前，蒙古未谙耕种，徒资收养，一片荒芜。”光绪以后大量汉族移民迁居于此，“蒙古亦渐事稼穑”[33]。鄂伦春族，过去“以打牲为主，不知稼穑为何事”，清后期，山东、河北等地移民迁居其地，他们也开始学会耕作。移民的风俗习惯也深深地影响了东北的少数民族，它们在居住、饮食、衣饰、婚嫁、丧葬、宗教等方面渗入了许多汉人的传统。譬如，在婚俗上，满人的“问名”、“合婚”、“相看”、“放定”、“迎亲”等仪式显然是受了汉人的影响；赫哲族，“早年婚配，不避戚属，其礼亦异，近亦渐效华风”[34]。又如在居住方式上，蒙古人原先多居毡幕，受汉人熏陶，“渐能作室，穹庐之多，不似旧时，风气一变”[35]。到民国时期，奉天各地“华夷杂处，合省民风日臻同化”[36]。在内蒙古地区，则出现了不少汉人“依蒙族，习蒙语，行蒙俗，入蒙籍，娶蒙妇”[37]，融合到蒙族里的现象；蒙古旗人也学汉人“建造房屋，演听戏曲”，“起用汉名，又学习汉字文艺”[38]，许多地方的“饮食起居与内地民人无异”[39]。台湾的土着，原先以渔猎为生，“不知五伦，不识岁序，以花开记四时，以打牲为恒业”，汉人到来后，设社进行管理，“约束社众，造报丁册，教以人事，薙发着衣，始知置备耕牛、农具，渐通汉人语言，亦知爱重银钱，烹调饮食矣。”[40]到清后期与汉人接触较早的熟番已“与平民无异，且有读书易汉姓者”，他们着汉装、从汉俗、说汉语，逐渐汉化，“生番亦渐化为熟番，以习汉人衣冠礼貌为荣。”[41]汉人为获取土地也常与番人通婚或结拜兄弟，如彰化地区“客人与土着和善往来，常娶番女，以获土地”[42]，“半线社多与汉人结为副遯（盟兄弟）”[43]。新疆地区也不例外，出现了十数个民族杂居共处，协力开发的局面，民族团结进一步加强。文化的传播和民族的融合产生了各民族文化和政治的认同心理，从而大大提高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对维护国家统一和巩固边疆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台湾虽一度被割让，但一百多年来仍是中国领土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正是这种凝聚力作用的结果。
    注释：
    [1]参见葛剑雄、曹树基、吴松弟着：《简明中国移民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29页。
    [2]西清：《黑龙江外记》卷二，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6辑，（台）文海出版社印行，第61页。
    [3]《简明中国移民史》，第542页。
    [4]《中国人口·黑龙江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第56页。
    [5][7]《简明中国移民史》，第477页。
    [6]《清实录·穆宗实录》卷八十五，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本，第46册，第768页。
    [8]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813页。
    [9]《原扎萨克图旗清末土地放垦及其演变情况调查报告》，参见卢明辉主编：《清代北部边疆民族经济发展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90页。
    [10]《中国人口·内蒙古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第54页。
    [11]袁大化修，王学曾、王树枬等纂：《新疆图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925页。
    [12]曾炳熿：《新疆吐鲁番直隶厅乡土志》（抄本），转引自马汝珩、马大正主编：《清代的边疆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19页。
    [13]《清实录·德宗实录》，卷一七八，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本，第54册，第484页。
    [14][15]《刘襄勤公奏稿》卷十二，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24辑，（台）文海出版社印行，第1511、1515页。
    [16]朱寿朋编，张静庐等校点：《光绪朝东华录》第5分册，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4922页。
    [17]许道夫编：《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及贸易统计资料》表1，《各省人口数、户数及每户平均人数》，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页。
    [18]姜涛着：《中国近代人口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3页。
    [19]《宁古塔档案》，转引自董万仑：《光绪初年吉林东部边疆的开发》，《北方论丛》，1980年第5期。
    [20]吴大澂：《手书信稿》，《复张振轩制军书》，光绪六年六月十三日。
    [21]吴大澂：《愙斋自订年谱》，光绪八年，四十八岁。
    [22][23]《宁古塔档案》，转引自董万仑：《光绪初年吉林东部边疆的开发》，《北方论丛》，1980年第5期。
    [24]《中东铁路商业特派员报告》，1912年哈尔滨版。
    [25]徐世昌：《东三省政略》第7卷，《财政》，第18页。
    [26]珀金斯着：《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316-317页。
    [27]姜念东、伊文成等着：《伪满洲国史》，大连出版社1991年版，第357页。
    [28]孔经纬着：《新编中国东北地区经济史》，吉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82页。
    [29]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第1部，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4页。
    [30][31]况浩林着：《中国近代少数民族经济史稿》，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第194、202页。
    [32]《中国近代少数民族经济史稿》，第148页。
    [33]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779页。
    [34]郑士纯修、朱衣点纂：民国十七年《桦川县志》（二），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4年印行，第706页。
    [35]西清：《黑龙江外记》卷六，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6辑，（台）文海出版社印行，第185页。
    [36]王树楠、吴廷燮、金毓黻等纂：《奉天通志》第3分册，东北文史丛书编辑委员会1983年点校出版，第2239页。
    [37]《朝阳县志》卷二十六，种族。
    [38]《清会典事例》卷九九三，理藩院，禁令，中华书局1991年影印本，第1244、1245页。
    [39]郑裕孚纂、郑植昌修：《归绥县志》，据民国二十四年铅印本影印，《中国方志丛书·塞北地方》第10号，第198页。
    [40]姚莹：《东槎纪略》，《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3辑，台湾大通书局1987年印行，第77页。
    [41]丁绍仪：《东瀛识略》，《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7辑，台湾大通书局1987年印行，第6页。
    [42]转引自黄富三：《清代台湾之移民的耕地取得问题及其对土着的影响》，《食货月刊》复刊第8卷，第2期。
    [43]黄叔璥：《台湾使槎录》，《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2辑，台湾大通书局1987年印行，第1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