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是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卓越领导者和杰出的思想家，他的经济思想是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前最为先进的经济思想，而他提出的对开放思想则是其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探讨孙中山对外开放思想的形成及其特征，不仅有利于进一步理解孙中山的经济思想，把握中国近代对外开放思想的发展轨迹，而且对于我们今天实施改革开放的政策也具有极其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
    孙中山对外开放思想的形成，经历了萌芽、初步形成和趋于成熟三个阶段。
    中日甲午战争前后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前是孙中山对外开放思想萌芽的阶段。早在1890年，孙中山在《致郑藻如书》中，就自称他“留心经济之学十有余年矣，远至欧洲时局之变迁，上致历朝制度之沿革，大则两间之天道人事，小则泰西之格致语言，多有旁及。”[1]并朦胧地提出过学习西方的想法，“鼓励农民，如泰西兴农之会，为之先导”[2]。此后，孙中山在《农功》一文中多次提到发展农业，要“参仿西法”的问题，主张派员“赴泰西各国，讲求树艺农桑，养蚕牧畜，机器耕种，化瘠为腴一切善法，泐为专书，必简必赅，使人易晓。”[3]1894年，孙中山上书李鸿章，指出“国家欲恢扩宏图，勤求远略，仿行西法以筹自强”，不急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四事者，“徒惟坚船利炮之是务，是舍本而图末”[4]。并且具体提出了“步武泰西，参行西法”，“驾欧洲而上之”[5]的具体措施。1897年，孙中山在与《伦敦被难记》俄译者的谈话中，谈及“必须使我们的国家对欧洲文明采取开放态度”[6]。1905年，孙中山在访问国际社会党执行局的谈话时又指出：“中国社会主义者要采取欧洲的生产方式，使用机器。”[7]稍后，他又《在东京留学生欢迎大会的演说》中强调：“将来取法西人的文明而用之，亦不难转弱为强，易旧为新。”[8]孙中山认为，中国需要“取法西人的文明而用之”，同样，西方国家也“需要中国向世界贸易开放门户”[9]。1911年3月，他表示：“期望日本人能在经济上与中国密切合作。”[10]辛亥革命前夕，法国《朝日新闻》驻美访员问及孙中山革命成功之后，是否排外时，孙中山巧妙地回答说：“吾等同志及国中有新知者，皆深明责任，且知文明来自西方”，“吾国民深负文明债于西方。”[11]这一时期，孙中山更多地是从革命斗争的现实需要出发，并非从经济建设的角度考虑问题；而且，其开放思想的内容比较笼统。他虽然也说过“对欧洲文明采取开放态度”、“向世界贸易开放门户”之类的话，但一直未形成完整、系统的对外开放思想体系。
    辛亥革命胜利后到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是孙中山对外开放思想初步形成的时期。如果说在第一阶段，孙中山从民族、民主革命的角度出发对开放思想作了零散的、不成系统的阐述的话，那么在这一时期，他已经从振兴实业、实行民生主义的角度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探索。他首次提出了“开放主义”这一概念，并对其内涵加以明确的界定。1912年4月17日，他在上海中华实业联合会欢迎会上说：“仆之意最好行开放主义，将条约修正，将治外法权收回，中国有主权，则无论何国之债皆可借，即外人之投资亦所不禁。”[12]10月23日，他在安徽都督府欢迎会上演说，又言简意赅地对开放政策作了明确的诠释：“何以名为开放政策，就是让外国人到中国办理工商等事。”[13]并对开放政策的内容作了阐述：“鄙意以为三项皆须利用外人”，即“利用外资”、“利用外国人才”、“利用外人方法”[14]。这一时期，孙中山虽然认为农工商矿务各种实业“不能偏废”，但还是把发展铁路交通置于各种实业的中心位置，未能对国民经济各行各业的全面开放和发展作出全面的部署和规划。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是孙中山对外开放思想趋于成熟的阶段。孙中山在战争后期就敏锐地觉察到，西方列强用于战争的大量资金和设备在战后必须寻求新的出路。他说：“夫此等工厂（世界大战各国新设之制造厂）专为供给战品而设，今大战已息，此等工厂将成为废物矣。其投于此等工厂之千百万工人，亦将失业矣。其投于此等工厂之数十万万资本，将无从取偿矣。”[15]而中国地大物博，有大量廉价劳动力，是“吸收经济之大海洋，凡诸工业国其资本有余者，中国能尽吸收之”[16]。因此，中国面临着一个发展经济、振兴实业的“天与之机”会[17]。为此，孙中山花了一年多时间撰成长达十万字的《实业计划》，拟定了一个以国际资金发展中国经济的宏伟规划，这是其对外开放思想趋于成熟的重要标志。在这一时期，孙中山联系中国的实际，详尽地论述了对外开放中的产业布局和地域布局等问题，使其对外开放思想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二
    孙中山对外开放思想的形成，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四点：一是受西学的启迪。孙中山从小接受西方教育，十三岁随母往夏威夷，“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18]。从此，他就读于檀香山、香港等地的西式学堂，接受系统的西方教育，他“看见了欧美近一百年的文化，雄飞突进，一日千里，种种文明都是比中国进步得多”[19]。从而体验到中国要想强大，必须学习西方。
    二是基于对世界潮流的正确审视。人类历史进入近代以后，“世界开化，人智益蒸，物质发舒，百年锐于千载”[20]。随着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蓬勃兴起，为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本家奔走于世界各地，致使“百货畅流，商贾云集”[21]。而泰西各国为了保护出外经商之民，“必设兵船、领事为之保卫”[22]。开放主义成为一种世界潮流，孙中山敏锐地把握了这一经济发展趋势，认为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独立地世界经济体系之外，他说：“今日立国于世界之上，犹乎人处于社会之中，相资为用，互助以成。”[23]因此，“吾人正宜迎此潮流，行开放门户政策，以振兴工商业”[24]。
    三是源于对清朝实行闭关政策危害的认识。孙中山认为，清朝实行闭关政策，是违背世界历史潮流的。他说：“昔日之闭关主义，实于时势不合。”[25]并猛烈地批判了闭关自守、盲目排外的思想。他说：清朝的闭关政策，使中国人民“困于黑暗之中”[26]，“天赋智能，艰于发展”[27]。这是造成中国落后的主要原因之一。孙中山从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入手，论述了中国在清朝以前并不存在排外思想：“试取西安府景教碑读之，则知当七世纪外人已传教至支那，且欢迎教以入支那者为汉明帝，而国民亦热心信仰，迄于今世犹极庄严，为支那三大教之一。至于外国商人，亦得旅行于内地，自汉晋以来，史不绝书。”[28]“唐朝最盛时代，外国人遣派数万留学生到中国求学。”“我中国人亦不反对。”[29]“降至明季，其相徐光启舍身以奉天主教，其挚友耶教徒利马窦亦至北京，受国人之崇敬，则支那人此时绝无排外思想。”“至满洲兴盛而政策渐变，禁全国与外人通，放逐传教士于境外，戮民人以私奉外教者，着之为厉禁，士人迁徙于他国者，处以死刑。”[30]因此，“中国的闭关自守政策，乃是满洲人自私自利的结果，并不能代表大多数中国人民的意志”[31]。孙中山在这里把能否实行对外开放政策视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明发达的标志之一，是很有见地的。南京临时政府建立后，孙中山认为，兴利除弊的事情很多，但主要的是发展实业，促进经济的发展，而要想实业发达，非用“门户开放政策不可”[32]。他指出闭关政策之弊：“中国亦素自尊大，目无他国，习惯自然，遂成孤立之性”，“犹孤人之于荒岛”[33]；这种“荒岛之孤人，以一人之力而发展其荒岛，使之田园尽辟，道路悉修，港湾深浚，市场繁盛，楼宇林立，公园宏伟，居室丽都，生活优逸，如此，虽延长其寿命至万年，彼必无由成此等之事业”[34]。孙中山还以修铁路为例说明，“若不恃开放主义，则吾国人必无此财力，虽有政策，亦徒托之空言”[35]。因此，他得出结论：中国欲求经济发展，“不得不持开放主义”[36]。
    四是受近代改革派开放思想的影响。早在鸦片战争前后，林则徐就开始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国外情况，主持编辑了《四洲志》和《华事夷言》，并且购买了外国船舰，要求道光帝与各国进行正常贸易。魏源在此基础上编着了《海国图志》，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主张仿制西方的军事武器，学习西方的练兵方法，创办军事工业和其他厂矿企业，大胆建议清政府在虎门拨出一块地方让外国人投资办厂，让中国有识之士进厂学习。几乎和魏源同时代的徐继畲编纂了《瀛环志略》，系统地介绍了世界近八十个国家和地区的地理历史沿革、经济文化及风土人情。此后，洋务派官员也主张在不触动封建统治的前提下，提出引进外国的科学技术、派遣留学、翻译西书等，洋务派的理论家、早期改良派代表人物，从世界的角度去分析中国的前途，从中外对比中论证实施开放政策的作用。留美第一人容闳就多次呼吁中国要对外实施开放政策，并具体提出了中外合资开发长江和修建铁路的建议，先后带领詹天佑等一百多名幼童赴美留学。王韬、马建忠、薛福成、郑观应等人也都大声疾呼中国必须开放。戊戌维新时期，康有为、梁启超等一批维新派思想家以进化论为武器，主张在君主立宪制的前提下实行对外开放。孙中山的对外开放思想继承和发展了这一思想，使近代对外开放思想具有了新的内容，更加完整、系统并趋于成熟。